病毒传播与城镇化模式（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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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必要改变过去单纯地由经济效率思维所决定的大城市化模式，而选择适度规避风险有利于应急治理的城镇化路径。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牺牲的经济效率代价,远不及疫病及其次生灾害所带来的伤亡、心理恐慌、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城镇化中，县城及中心镇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一、病毒及其传播如果将自然灾害比作爆米花式的局部炸裂，那么传染病就可视为多米诺式的放大扩散。即使在人类流动和交往范围极其有限的中世纪，一场黑死病也依然杀死了超过40%的欧洲人口，并夺去了中国和印度约2500万人的生命。在今天越发“平坦”的“地球村”，现代传染病的传播更为迅猛，通常在几周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跨越疆域

2、到达不同的大陆。2015年暴发的埃博拉病毒，仅仅一周时间便由塞拉利昂扩散到了欧洲和北美的城市。“一片树叶”的确有可能摇动世界。尽管医疗技术有了显著进步，但迄今人类真正能够对付的病毒，只有天花。所以，比尔盖茨警告说，未来几十年里，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死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核战争。已有的事实能够对此作出注解。2009年，始于美国的甲型HlNI流感造成了全球163.23万人感染，最终有28.45万人死亡，死亡率达17.4%o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造成2442人感染，波及20多个国家，死亡率接近35%。2014年非洲暴发埃博拉病毒，大半年时间内近2万人患病，近万人死

3、亡，死亡率更是超过50%。此后的20172019年，埃博拉病毒每年都卷土重来。2019年美国暴发的流感，在数月中感染了2600万人，导致至少1.4万人死亡。最近100年来，人类已经遭遇了若干次全球性瘟疫，尽管人们对病毒的了解逐渐加深，但仍然无法阻止和战胜它。据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每年死亡人口中有25%死于传染病，在非洲这一比例更是局达60%o二、传染病与城市化反思传染病能否蔓延取决于两个关键性因素，即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两个方面的理论或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疫病传播性质的理解。一是社会学中的“六度分离”理论，认为任何两个陌生人要建立某种联系，只需要跨越六度分离即可，也就是说，最多通过

4、五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网络的连通性特征；二是病毒传染的“门槛效应”理论，即必须达到一定的人口密集规模，疫病才会蔓延（所以传染病也被称为“人群病”已有研究表明，麻疹通常在不少于50万人规模的稠密人群中才会暴发。显然，快速推进的人口城市化，不仅大大压缩了人际的分离程度，而且轻松跨越了门槛约束，从而为传染病的泛滥提供了天然温床。病毒之所以令人谈之色变，至少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类一直没有找到有效杀死病毒的药物；第二，病毒的进化与变异加大了人类在流行病学上的“无知性”；第三，高传播性和高致病性所造成的生命威胁；第四，由全球化、城市化及便利的交通所带来的人口集聚性与流

5、动性，大大加剧了传染病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蔓延。显然，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压缩了时空距离，强化了人际网络的连通性，降低了经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并通过聚集效应与规模经济普遍改善了社会总福利。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密度与连通性的不断提高，疫病传染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扩散性与规模性。据对塞拉利昂所暴发的一次埃博拉病的研究表明，有超过一半的病例可能是由其中仅仅占3%的感染者所传播的。人们通常担心传染性疫病在农村的蔓延，但事实证明，疫病的大暴发往往是在人口集中、连通性强的城市。对黄河中游地区近2000年所发生的140多次瘟疫的分析表明，人口集中的城市是瘟疫的高发区。在欧洲，鼠疫造成的死亡率与城

6、市规模紧密关联。对17201722年法国鼠疫数据的分析表明，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发病率为60%,死亡率为47%；在人口数小于1万人的城镇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则分别下降为36%和27%o不仅如此，城市规模还决定着疫情的持续时间。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城市暴发黑死病的持续时间大约3个月以上，但城市人口每增加1万人，则疫情持续的时间将增加1.3个月。现代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当人口密度增加，疫病基本传染系数（RO）必然指数型增加，城市将由此遭受更大的打击。“钻石公主”号邮轮对此提供了一个由密集度所表达的微型城市的“准自然试验二虽然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居住拥挤、节奏紧张等为代表的城市病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

7、重视，但对病毒性质的“无知”至少让我们知道，在历数的城市病中，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比得上病毒的高传染性与高致病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生命的威胁、身心的损伤和经济的打击。正因为如此，从新冠肺炎大流行所获取的教训，能够深化人们对“城市脆弱”概念的理解并反思城市化发展模式。三、走向新型城镇化城市化是人类应对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共享文明成果的重要路径。至于中国迈进城市化究竟是选择大城市发展模式，还是选择中小城镇发展道路，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但是，2003年的非典和最近的新冠肺炎，应该能够对中国未来城镇化的道路选择提供鲜活的启迪。必须承认，病毒及其疫病风险将成为常态并构成对人类的长期挑战。已有的教训表

8、明，任何一种传染病的暴发都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生物风险事件。考虑到城市的首当其冲，现在更有必要改变过去单纯地由经济效率思维所决定的大城市化模式，而选择适度规避风险有利于应急治理的城镇化路径。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牺牲的经济效率代价，远不及疫病暴发所带来的伤亡、心理恐慌、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一个有效率且能够规避风险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至少应该包含下列要素：第一，引导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再城市化。通过调整空间布局结构，按照多中心、开敞式、组团式、轴向型发展的布局安排，以主城为核心，以农地、林地、山体、水系为本底，沿放射状快速路与轨道交通轴向布局城市组团。构建病毒流行病学、人口生物学与

9、城市布局的匹配机制，既有助于生态宜居，又有利于应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件与网格化管理。第二，推进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农村城镇化。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虽然大城市在聚集优势资源、辐射带动周边城镇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吸纳农村人口与农民工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其中，县城及中心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全国1500多个县域的数据分析表明，县城的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的比值就会降低9.6%。更重要的是，做大县城不仅有助于农民就近实现非农转移，减少大规模跨区域流动，降低病毒与疫病的传播风险，而且由于县城规模

10、适度，可控性强，对于传染病的预防与阻隔，能够具有比大城市更为显著的比较优势。第三，强化生物风险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在德治方面，强化生物安全意识,推广生态伦理，少一些现代性的自信与骄傲，多一些自然性的谦恭和敬畏；在自治方面，加强社区预防能力、响应能力、动员能力和自治能力的建设；在法治方面，全面取缔并严厉打击野生动物市场交易，以及非法收购、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加强对刻意隐瞒流动轨迹、故意传播病毒与疾病、抗拒防控措施、传播疫情虚假信息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法律制裁。鉴于生物样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复杂性，尽管新型城镇化的努力有可能降低瘟疫的危害，但在疫病面前，如何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有效缓解和

11、消弭民众的恐惧心理当是头等大事。病毒传播决不仅仅是疾病和医学问题，在很多情形下，对突发性疫病与公共卫生事件的阻击，完善的信息预警、治理机制与社会规划可能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疫情下可持续城镇化的实施路径新型冠状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数月有余，超过25亿人被迫“禁足”，整个城市归于安静，据每日邮报4月3日报道提供基准排放数据的科学家称，由于冠状病毒的爆发使各经济体几乎陷入停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极速下降，并且很可能今年会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最多的一年。众所周知，只有碳排放量的下降才能有效避免缓解全球变暖，虽然现在碳排放量已经下降，但是，这种改善是用关闭工厂，停飞了航空

12、公司，并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待在家里换来的。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保证相应发展前提的情况下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呢？据统计，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有70%来自城市，所以唯有控制城市的碳排放才能有效缓解气候危机。中欧低碳生态城市项目（Ee-1.lNK）是“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战略合作框架下的重要务实合作项目之一，致力于为中国城市低碳发展，实施可持续城镇化提供解决方案。对于如何降低城市碳排放，EC-1.INK表示实施有效的可持续城镇化是城市实现绿色发展的直接方法，而实施紧凑型城市发展更新模式，倡导绿色建筑、绿色交通、清洁能源，发展高效的水资源管理方案以及重视固废处理回收是可持续城镇化的主要实施路径。正如联合国可

13、持续发展目标中所提到的，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清洁的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积极参与气候行动等是支持构建低碳生态城市发展重要举措。紧凑型城市发展疫情爆发以来，一种普遍观点认为，由于紧凑型、高密度的人口和城市环境可能会带来更频繁的人际交往，所以会使城市更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影响。然而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表示,城市密度不是对抗冠状病毒的敌人。正如上海、北京、深圳、天津和珠海这样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每万人确诊病例却要少得多。通过对此次冠状病毒在中国城市中传播的研究，世界银行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对抗击流行病而言，更高的密度甚至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规模经济，城市往往需要达到

14、一定的人口密度门槛，才能为居民提供更高质量的设施和服务。例如，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高速互联网和送货上门服务的覆盖范围很方便，价格也更有竞争力，居民更容易呆在家里，避免与他人不必要的接触，继而能够有效减少病毒的传播。建筑的“绿色健康”化不论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2003年的SARS疫情，都证明居住条件在疾病传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受到此次疫情影响，“居家抗疫”使人们待在建筑空间的时长近乎增加至100%,这就使“建筑”成为了此次疫情的“主战场二此前，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约瑟夫艾伦博士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健康建筑有助于抗击新冠病毒。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角度来看，健康建筑在

15、室内空气质量和水质的高标准、物业管理能力的高要求、食物销售点的清洁消毒、健康生活与运动方式的培养等方面的强化，对控制建筑内的介质要素防止交叉感染，提升建筑的措施要素保障生活健康，加强建筑的感知要素提升心理健康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持续的绿色交通系统交通系统对环境有着重要影响，占世界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20%到25%,同时道路交通也是城市空气污染和雾霾的一个主要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机动车数量高速增长，汽车保有量从2001年的1000万辆增加到2017年的1.85亿辆,我国的私人汽车保有量从2001年的337万辆增加到2017年的2800万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城市的出货量每年增长3

16、5%,从2013年的90亿增长到2017年的402亿。机动车和交通需求如此快速的增长，给中国的城市带来了巨大压力。而发展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即能够为所有城市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做出积极贡献。高效的水资源管理中国城市正面临着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城镇基础设施系统退化带来的挑战。随着水资源需求的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在努力寻求一种高效的方式,来管理水资源更加稀缺和不可靠的复杂难题。从建设生态城市的角度看，水供应不是简单的为某地供应水、价格、和水质量的问题。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看，水供应也不仅仅是提供安全的用水用以满足卫生和健康生活的主要要求，而是使可用水资源最大化。鉴于水是有限资源，因此获得非传统水源，如收集雨水或循环利用可再生、可持续水资源，对于未来可持续城镇化建设是一个新方向。重视固废处理回收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固废产出国，而且预期其废弃物产出将继续增加。要应对日益严重的废弃物管理危机，中国需要在未来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