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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乡离愁:借鉴与辘一上缴淄子吟与离家之异同孟郊的游子吟与现代诗人潘漠华的离家虽然年代相隔甚远,但是两首诗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与相似之下的不同。同是以离家思乡作为诗歌主题,甚至选择相同意象表达内心离愁别绪,但是二者在主题、语言以及诗歌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本文通过诗歌精读方式,比较两首诗歌之异同,进一步探究诗歌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从中得出对于现代诗歌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诗歌自古以来素有描写离家思乡的传统,无论是古代诗人还是现代诗人都热衷于这一主题,以离家思乡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当属孟郊的游子吟,而千年之后,现代诗人潘漠华的离家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于是现代的冲破与历史的回响交织在
2、两首诗歌中,呈现交锋与融合的双重势态。本文试从时代精神折射下的诗歌主题、语言等方面论述两首诗歌的异同,并且探究其中原因,得出对现代诗歌的几点思考。首先,离愁别绪是两首诗歌的共同主题。“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眸。”(孟郊游子吟),以母亲为儿子缝补衣物这一件小事为着眼点,短短三行诗句描述出一位慈母对于将要出行的儿子深深的爱,同时又表达出儿子对于母亲养育之恩难以报答的深切情思。而潘漠华离家中的第一节:“我底衫袖破了,我母亲坐着替我补缀/伊针针引着纱线,却将伊底悲苦也缝了进去”则俨然一幅现代的“慈母缝补图”,“母亲”这一形象自古以来是慈爱、柔情的代表,甚至
3、母亲就是温暖的家的代表,对于母亲的依赖亦是对于家的眷恋。两首诗歌均选择母亲为儿缝补的场景,可以说离家第一小节完全是对于游子吟的再度重现。此外,离家的另外两个小节可以分别用“姊妹梳头图”与“哥哥送别图”来概括,两首诗歌所传达的一个共同诗歌主题便是“乡愁”,中国诗人一向热衷于书写“乡愁”,古来有唐代诗人王湾的“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次北固山下),而在现代,最具代表的当属余光中的乡愁。乡愁的经典在于诗人能够以小家过渡到大家,把对小家的思念上升到对国家的思念,可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游子思乡的诗作,更成了一首符合时代气息的爱国诗歌。相比之下,离家的主题似乎没有那么深邃,但是其情感的细腻与真挚却是
4、不可多得的。这首看似朴素浅近的诗歌,实则表达了诗人复杂而深刻的情感。首先,诗歌每一小节都以“悲苦”而告终,可以说整首诗歌都在传达一种浓重的“悲苦”情绪。在这里不免要联系诗人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环境。诗人自幼丧父,因此对于母亲、姊妹与哥哥的依赖可想而知,而二十几岁尚未成熟的年纪,诗人就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在外漂泊,孤苦寂寞自然就萦绕心头,加之这首诗歌创作于1922年,当时五四革命浪潮尚未退却,诗人本身处于复杂多变、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对于外面世界未知的一切,家的安定与温馨就更显珍贵,于是诗人在某个黄昏回忆离家时的种种不舍,离愁别绪更是涌上心头,整首诗歌弥漫着悲苦之感。其次,诗人内心之悲苦最终所要
5、表达的还是对于家人的思念之深切,诗人一直关注的都是内心情感的起伏变化,与古典诗歌的不同在于诗歌不再是社会、政治主张的宣传工具,而是诗人“个性化”写作的载体,成为了主观抒情达意的一种表达方式。脱离时代以及规范的束缚,注重对于人的个体的关注以及内心世界的深刻探索。其次,在诗歌语言方面,突出显示的则是两首诗歌的差异。游子吟的语言显然是精雕细琢锤炼而成,而离家的语言则更为自然浅白。在语言上产生的差异则主要归因于时代。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最为繁盛的时期,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上一面鲜艳的旗帜,对于后世几千年的诗歌创作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游子吟是一首严格的五言律诗,注重炼字炼句,并且诗歌押韵,读之朗朗上口。大多古
6、代诗人创作严格遵守韵律,作为唐代文化代表的唐诗写作,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代的政治形态,即追求统一,并且对文化有所控制。而离家整首诗歌读起来浅近自然,没有古典诗歌严格的押韵及格律,这与诗人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实践便是以“新诗”的创作为突破口。“新诗”,打破以往的、旧的古典诗词的语言及形式等诸方面的藩篱,主张革新,主张诗歌的“散文化”与“平民化工诗人正是继承了五四新诗革命的思想,但是与以胡适为代表所创作的早期白话诗不同的是,诗人作为沐浴五四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对于新诗创作的实践更为彻底和明显,与早期开创者相比,他们的诗歌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五四的“产儿具体而言,
7、诗人运用三个动词:“缝、梳”“牵”,生动形象表达出母亲、姊妹与哥哥在诗人即将离家前的所作所为,这些再简单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却蕴含了真挚而醉厚的感情。诗人选择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象,使诗歌的感染力更为深刻。与此同时,诗人又极力避免了语言刻意的“咬文嚼字”带来的诗歌理解上的晦涩难懂,使诗歌在语言的“白话化”及“平民化”方面真正有所实践。此外,整首诗歌分为四节,娓娓道来,前三节描绘场景:“我底衫袖破了/我母亲坐着替我补缀”、“我底头发太散乱了/姊姊说这样出外去不太好看”、“哥哥说我走得太迟了/将要走不尽预定的行程”,仿佛诗人在讲述一个个离家前的故事片段,使诗歌具有了情节特征,充分体现诗人对于诗歌“散
8、文化”的实践。可以说无论是在诗歌语言“平民化”还是在“散文化”等方面,诗人都做到了明显的回应与充分的实践。作为“湖畔诗人”之一,极力主张与贯彻诗歌语言的自然、明朗与青春。由此观之,就打破古典诗歌语言与形式束缚层面而言,离家在这一实践上是成功的。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五四时期诗歌改革,主张打破古典诗歌束缚,摒弃一切旧的诗歌理论。而通过比较两首诗歌的创作,不难发现现代诗人潘漠华在不自觉中借鉴了古典诗歌的经验,并且这样的借鉴是天然且成功的。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古典诗歌的可取之处是非常多的,甚至可以说是诗歌创作的宝藏。由此可见,五四时期所提出的关于“诗歌革命”的主张从自身来讲不免存在全盘否定、过
9、于绝对的弊端,而从影响上来看也不是完全彻底的。尤其是在实践中,存在口号大于行动的缺陷。正如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的诗歌变革口号,而这一思想真正的内涵则是在心灵解放、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对旧体诗歌中过分强调严格的合辙押韵、字句对称,从而造成诗歌机械化与单一化的弊端,反观以徐志摩和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诗派的诗歌创作,因擅用古典意象,提出诗歌的“三美”主张而备受赞赏,从这一点而言,古典诗歌中优美的韵律与整齐的结构确实带来了诗歌的美感。有人称新月派是对古典诗歌的回溯,也有人批评其是历史的倒退。无论怎样,新月诗派在新诗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及现代意义是不可否认的。简而言之,真正优秀的诗人从来不会使用任何诗歌理论进行创作,而真正好的诗歌也定是自由灵魂引导下的成果。充分吸收古典诗歌的精华之处,同时以现代自由的视野进行诗歌创作,是现代新诗发展的必然态势,也只有如此,现代新诗这越来越时代边缘化的文化形态才会有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