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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与关羽的形象分析摘要: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曹操与关羽曾产生短暂的友谊。他们思想中的儒家因素是其相合的基础,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吸引到恃才的关羽,然而关羽自始至终坚持的忠义理念与曹操的法家倾向无法契合,他们最终分道扬镀。二人的理想志向有相同的一面,但各自理想的实现途径有较大的差异,这注定了二人此生只能相遇相识,而无法产生真正的友谊。关键词:曹操与关羽;三国演义;儒家;法家;墨家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历史演义小说。它是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等宋元讲史话本、单刀会等宋元戏剧的直接“结果”,却又抛弃了三国志平话等民间话本中传说式的描写,“回转到真正的历史中”。该书卷首说:“晋平阳侯
2、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恰如郑振铎指出的:“说他是出于陈寿的史书更为妥当,真不愧为第一个按鉴重编的演义小说家。”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创作上不是完全虚构的,没有成为架空小说,并非完全实录,也未沦为社会历史文献。实际上,它既是民间讲史的集成,又是依据三国志的历史框架和通鉴体的编年纪事,是带有极强的民间性质与讲史性质的“通俗史书”。它秉持宋元以降的“正蜀汉伪魏吴”的正统观念,以“篡汉”大力鞭挞曹魏集团,尊蜀汉为汉的延续,赞扬蜀汉集团“兴复汉室”的理念。关羽和曹操是三国演义中两大重要人物,一忠一奸,是正面与反动的两大代表,二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又如何产生交集?一、志同而道不合:关羽和曹操的相
3、契与分歧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奸臣的形象,许劭评价他:“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但是,如果抛开正统观念来看,曹操不仅不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着凡人所不及的才干,在以作者为代表的宋元以降的小知识分子眼中,曹操是“集历史功绩与奸雄于一身的多元素的复杂人物”。(一)唯才是举,建功立业对于曹操的才干,三国演义不曾否认,正如上述许劭对他的评价。曹操最初是以正统观中的正面形象出现的,这时的他还是积极的汉朝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青年曹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志在匡正汉室、定国安邦,这时作者笔下的曹操充分展现了“雄”的一面,曹操在反董卓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积极。之后,大将军何进引西凉刺史
4、董卓进京诛杀十常侍,这本是一场外戚势力向宦官集团夺权的斗争,却因外戚集团首领何进早早被宦官集团击杀,致使外戚势力衰落,中央权力出现中空,地方豪强军阀董卓恰好率领大军进驻。自此之后,一股以地方豪强武装为基础的军阀介入导致汉朝社会崩塌,董卓军阀式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群臣说起董卓弄权哭声一片,只有曹操主动请缨刺董。在董卓耳目遍布的白色恐怖时期,曹操不惧其淫威,一边笑一边请缨,不仅表现他杀身以成仁的胆识,更体现他对维护汉朝统治的赤胆热忱。刺董失利后,曹操逃回陈留招募义兵、发布檄文、发起大规模倒董运动,十七路诸侯纷纷响应,关羽也跟随刘备参与反董诸侯联盟。这一次,关羽和曹操站在同一战线上,二人也因此而相识
5、。由此可见,作为汉臣一份子的曹操,自然有“建功立业、为国除奸”的志向,为了维护汉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这一点他与关羽是相契合的。在之后的军阀争雄中,曹操与刘备也曾数度联手,共伐吕布、袁术等,在此期间,关羽与曹操自然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曹操唯才是举的理念和做法吸引着包括关羽等一批人才。曹操在任兖州牧期间实力较弱,然而却能迅速崛起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其中既有他个人的能力素质,更与他“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有紧密的联系。法家认为“明夫恃人不如自恃”,君臣关系是一种“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利益关系,“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爵禄生于功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任人唯贤”建立在法家“趋利避害
6、”的人性论上,它以一种爵禄赏罚制度打破原有的“任人唯亲”的框架。对待优秀人才,曹操予以厚待、因材施用,吸引了大批侵秀人才前来投奔。他与部下的关系就是这种爵禄与才能的交易关系,“操大喜”“赏劳甚厚”,他用爵禄收拢人才,适当满足臣下的“自为”,这就是韩非的“自恃无恃人”,即臣下以才能,与君主的官爵交易的纯利益关系,这与儒家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有几分相似。关羽与曹操在反董联盟中初识,当时刘关张三人因官位卑微而备受诸侯冷眼,才能与志向都得不得伸展,只有曹操给予他们极大的礼遇,可以想象,当时关羽对曹操十分感激,二人的友谊也应从此处开始。(二)尊崇汉统,分道扬镀尽管在“建功立业、为国除奸”的问题上,曹
7、操和关羽有他们相合的地方,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上,二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一分歧注定二人在心灵上无法相通,这就导致他们最终必然分道扬镶。关于“降曹”,关羽与曹操的分歧就显而易见地表现出来了。关羽“降曹”事件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仅27字的记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在三国演义的记述中则成了“屯土山关公约三事”“降汉不降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经典桥段。且不说“禽变成了“约”,且言这“曹公禽羽以归”变成“降汉不降曹,关羽是三国演义中的尊刘一派,曹操则被打入贬曹一系,当然这并非一时而就,朱熹早以其“正蜀汉伪魏”的正统观对曹操有所贬斥:陈寿称曹操为
8、“公”或“太祖”,朱熹称之“操”;曹操为魏王,三国志称“王”,资治通鉴纲目则称“魏王操”,并不把曹操当作尊者,故不避其讳。三国演义沿袭了这种正统观,称关羽为“公”,称曹操为“操丁降汉”与“禽羽”,褒贬立意,高下立判。罗贯中又特意设置了“约三事”这一情节,以引出“降汉不降曹”的对立,如毛宗岗言:“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注脚耳。”正是出于这样正统观上的对立,关、曹二人注定无法同行。作为政治家,曹操胸怀统一天下、图谋大业的志向,他原本志向在于墓碑上题刻“汉故征西将军曹侯墓”,但经征伐之后羽翼丰满,其位置和势力、更是雄心抑或说野心使他逐渐摆脱儒家正统观的约束,逐渐向着法家的“趋利避害”转变。关羽
9、则是小说中汉朝社会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和专制社会正统观念的积极践行者,他忠于刘汉王朝,对他的兄长、主君刘备忠贞不二,因为刘备是汉室正统。他与刘备的这种“兄弟而父子、父子而君臣”依恃兄弟“悌义”、推广而及的父子“孝义”、推广至君臣“忠义”的关系,正是君主及民间所推崇的维持社会稳定的牢靠关系,它反映了小生产者们通过互助、取得社会地位的需求。历朝中下层小生产者的起义多提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皆是姊妹之尊”的口号,多体现超出血缘关系的泛爱,究其原型就是墨子所言“人无长幼贵贱”,再则“以友辅仁”。就墨家强调的伦理而言,即刘关张超越血缘的结拜兄弟式的博爱,因为刘备的身份特殊,从而延伸出君臣
10、之义,将兄弟之义规范化为“忠义”。这种超血缘的政治联合关系在社会混乱时维持了一定的内部稳定,而忠义则有助于维持全国统一稳定。在关羽看来,曹操是国家秩序的不稳定因素,早在许田围猎时,关羽已有对曹操的不满,认为曹操的行为触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更成为社会溃烂之根:“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可见,在关羽眼中,曹操和董卓是一丘之貉,都是破坏正统、破坏社会稳定的“奸贼”。(三)富贵于羽如浮云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所载“礼之甚厚本意在肯定曹操的爱惜人才,在三国演义则转换为关羽的“秉烛达旦”“挂印封金”“不近女色”。论语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其中,“富与贵”不啻指金钱、地位,还是
11、事业、欲望等等,这些事物当然可以去争取,但必须通过正当的渠道,需要与儒家的伦理纲常相符。关羽熟读春秋,深受儒家提倡的正统观念的影响,崇尚忠贞,讲求义气,恪守伦理纲常。当曹操将他和刘备二夫人的住处安排在一起时,他“秉烛于户外,自夜达旦”,又“分一宅为两院”,这正是出于护卫二嫂、不违“悌义”。可见,即便是日常生活之中,关羽正如文人的理想一般,用道德、伦理、纲常来约束、规范自己,经过三国演义的创作,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如在眼前。于曹操而言,关羽严守的道德、伦理、纲常迂腐不化。在曹操眼中,不论用什么办法,都是一种实现目标的途径,为了达成目标,他可以不顾一切。他的法
12、家式的“利己”“自为”“趋利避害”的一面便显露无疑。曹操受世叔吕伯奢的款待和帮助,因多疑,杀了吕伯奢一家,事后他竟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一惊世骇俗的“名言”。但以法家的人性论来看,这种极端利己并不奇怪,韩非认为即便兄弟关系,也是由利决定,这种极端的利己也全面地表现了他的不择手段,之后在“杀粮官以安军心”“勒死董贵妃”等事件中,曹操这种根源于法家利己人性论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基于官职与才能的交易关系,曹操十分爱惜关羽,送金银、美女、宝马、宅院,极尽所能想留住关羽,而在深谙儒家经典的关羽心中,虽感念曹操的恩德,但始终无法认同这个不择手段的曹丞相。二、聚散终有时:三l三演义中关羽与
13、曹操的分离因为志向相同,关羽和曹操产生交集;因为理念不合,关羽和曹操产生隔阂,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直至分道扬镣。在二人的交往之中,曹操保持着一种积极的态度,他对关羽的喜爱发自内心,一直想方设法去降服、留住关羽。关羽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态度,他既不认同曹操的价值观念,又感激曹操的礼遇,但在最后,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是选择离开曹操。(一)好聚好散曹操对关羽的敬重和喜爱是发自肺腑的,为了得到关羽,他给予关羽超乎寻常的礼遇。关羽来降,曹操亲往辕门迎接;到了许昌,曹操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款待他;至于金银、美女、官爵,一样不少,为了留住关羽,曹操煞费苦心。面对礼遇和厚待,关羽非常感激,但他始终对刘
14、备保持忠诚。曹操见关羽身着旧袍,就特地定制了一套新袍,但关羽却把它穿在里面,外面仍然套着旧袍,并解释说,旧袍是刘备所赐,他不能因新赐而忘旧恩。曹操见关羽战马瘦弱,把赤兔马送给关羽,关羽喜出望外,再三拜谢,说得到千里马后可以一日而奔向刘备处,曹操听后,便有些后悔了,他的努力并不能换到关羽的忠诚。当然,关羽知恩图报、言而有信,他为曹操斩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文丑,同时也得知了刘备的下落。他报答了曹操的恩遇,“为了一种信念、感情或责任”不顾曹操一方的挽留,封藏了曹操赏赐的金银布帛、美女官印,挂印封金而去,只携刘备二夫人,轻车细软离开许昌,“具有一种道德归宿和终极的价值取向”。曹操对关羽是喜爱有加,尽管
15、他痛失一员大将,也知道放回关羽无异于纵虎归山,日后必为大患,但他仍然表现得很大度。他信守对关羽的承诺,成人之美,亲自去赠送盘缠和锦袍,而且在得知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又委派专使通令各处关隘放关羽通过。(二)不忘旧义赤壁战败后,曹操人困马乏,途经华容道时遇到关羽阻拦,这时的曹军人困马乏,无力抵抗,曹操亲自求情,关羽于心不忍,记起昔日旧谊,不顾军令在身,下令放开一条道,放走曹操,这种行为使“忠与义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当然,以“性格决定论”或“忠义两难”来解释关羽这个行为不尽如人意,行为的来源植根于思维观念的作用,这种思维观念不是空中楼阁,它有自身的原型为依靠,当这种原型通过情感作用时,便涌现
16、出来。显然,这时关羽则是为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投桃报李式的潜意识所控制。罗贯中在二者的冲突中,赋予了“义”以新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同心同德”不必“同姓同宗”的结拜兄弟之义,也不是因此“义”与刘备宗室身份相结合的君臣之“义”这种“义”结合了“忠”,而是着眼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义”:朋友之义。这个义,同兄弟之“义”、君臣之“义一道,使关羽无愧为义绝。当关羽立下军令时万不会想到曹操以“过五关斩六将”之事为由,这使他记起当日对曹操许下的朋友之义:“余恩未报,愿以俟异日”。作者将这种君子之“义,与成败性命并举,甚至凌驾于一切,无怪乎“是非成败转头空”,正如作者留诗言到:“拼将一死酬知己”,李贽评道:“云长胆大,孟德量大,真都是英雄。”综上所述,曹操对关羽十分敬重和喜爱,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尽管在原型的思维观念方面,关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