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的由来与物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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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府之国的由来与物产成都平原古代曾称为“华阳”，又称为“天府，蜀人对此称呼是颇为自豪的，因为这不仅是个形象生动的地域概念，更具有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千百年来，“华阳”与“天府”的称号已成为一方乐土的象征。关于“华阳”的地理名称，先秦时期就有记载。尚书禹贡就有“华阳黑水惟梁州”之说。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全国划分为九州，梁州便是九州之一。尚书禹贡中记载的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有学者认为，九州之说，传说的成分较重，主要是汉族先民自古以来的民疑地域概念。尚书禹贡着重记叙了大禹治水的过程，并对九州区划中的山川河流做了概述，与其说是古人假托大禹治水以后的行政区划

2、，不如说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地理划分更合情理。汉朝的时候，九州成为全国汉族地区的统称，地理范围包括了五岳四读，习惯称之为汉地九州。禹贡所说“华阳”也是一种比较宽泛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华山之南，其广义则包括巴、蜀、滇、黔以及陕南一带，即今整个西南地区。到了晋代，博学多才的常琥将撰写的地方志巨著名为华阳国记，后来又正式定名为华阳国志，“华阳”从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不再是一个虚泛的地理概念，而成了一个响亮的地域称号。关于“天府”之说，原是形容犹如天帝之府库，无所不有。古人认为，成都平原、汉水流域、关中之地，都是自然资源最为优越的地方，田地肥沃，物产丰富，就像“天府”一样。据战国策记载，苏奏游说秦惠王时

3、就提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漠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股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J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也作了相似记述。这两处记载中的“天府”，是将蜀地、汉中与关中渭水平原都含混在了一起。而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苏秦之说出于秦井巴、蜀之前，或疑是后人伪造。认为苏秦当时说的“沃野千里”，主要是指渭水平原。秦取巴蜀之后，获得了巴蜀的人力物力，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成都平原的肥沃与富饶之名也就后来居上了。据晋朝陈寿撰三国志记述，诸葛亮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可知东汉末已

4、经确定“天府之士”为蜀地之称。三国志传播甚广，诸葛亮隆中对的影响极大，所以“天府”也就成了蜀地的专有经典称号。而将“华阳”与“天府”并列，将四川盆地美誉为天府，将成都平原称之为华阳，则是常糠的创举。常噱华阳国志蜀志中是这样说的：“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蟠；地称天府，原日华阳”；这里不但“多斑彩文章”，而且物产富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季代熟，靡不有焉。又说蜀之为邦国富民殷”，“固乾坤之灵囿，先王之所经纬也”，认为蜀地确实是一个神异的区域。常琥的记述，具有比较浓郁的感情色彩，充分显示了他对乡士的热爱，但也并非溢美和夸张，大都是真实的记载和描写。而史

5、料的翔实与依据的可信，也正是华阳国志的价值与魅力之所在。他在其中构建了一个文化丰饶、和平统一的“理想国”。他用“华阳”来解读巴蜀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巴蜀历史研究提供了强大底气。随着华阳国志在后世的广泛传播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华阳”与“天府”也终于尘埃落定，成了家喻户晓的蜀地美称。富饶的成都平原成为真正的“夭府之”，除了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优越，与古代蜀人积极兴修水利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史料记载，上古时期气候多变，经常洪涝成灾，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述大禹治水，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获得成功。大禹兴起于西羌，当时岷江是水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尚书禹贡记述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岷

6、靖既艺，沱潜既道”，大禹导山治水的办法在岷江流域取得了成功，进而才变成了整个中原的治水方法，并推广到了九州。古代蜀人对岷江长期不懈的治理，正是从大禹时代就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光荣传统。这种治理开启了成都平原水利建设的先声，对促进古蜀时代的农耕发展，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古蜀历史上，杜宇曾积极发展农业与工商业,华阳国志说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到“七国称王”的时候，“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是一片相当广阔的领域，除了成都平原和川西盆地的丘陵地带，还囊括了汉中

7、平原以及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可见古蜀国当时疆域的宽广与资源的富饶。在杜宇晚年，岷江又泛滥成灾，直接危及了蜀国的农业生产与百姓的生活。于是杜宇重用了从荆楚投奔蜀国的杰出人才鳖灵，任为蜀相，负责治水。鳌灵很能干，不负所望。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据学者们研究，鳌灵当时治理岷江水患，其治水地点主要有两处，一是开凿了濯县宝瓶口，二是琉通了金堂峡。史料说的玉山，为满水发源地以北的九顶山，透迤而南至灌县城西北，亦称为玉垒山。水经注江水记述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J由此可知鳖灵凿开的玉垒山，也就是灌县宝瓶口两边的虎头岩

8、及离堆，使岷江于此一分为二，将外江作为岷江主流,而将内江（即人工开凿的柏条河）分流汇入沱江。这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极其高明的举措，抓住了治理岷江的要害。鳌灵治水，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有着许多创造性的举措。比如成功地凿开了宝瓶口坚固的虎头岩与离堆，又比如今天我们在都江堰看到仍在使用的梢槎与竹笼，即起始于鳖灵治水的古蜀时代。这些举措与工程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为古蜀国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水利基础，也为后来李冰修筑都江堰提供了经验。秦国攻取蜀国后，便开始了对蜀地的经营。李冰是继司马错、张若之后的第三任蜀郡守，史籍称李冰“能知天文地理”，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奇才。李冰治蜀事迹甚多，特别是在水利建设方面

9、功绩卓著。据古籍记载，李冰在蜀地进行的水利建设大致有:创建都江堰，琉通成都二江，开凿羊摩江，开凿石犀溪，琉通洛水，开通窄道文井江，凿平南安溷崖、焚道崖滩，平掉雷垣险滩、盐溉险滩等。这些水利工程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着眼于综合利用，兼顾防洪、灌溉、运输等多方面的功能和效益，益于当世，更造福于子孙后代。在李冰进行的众多的水利建设中，最伟大的创举便是修建都江堰了。正是有了这一布局合理、天人合一的系统水利工程，才为天府沃野提供了永久的保障。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僮，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平原由此而成了风调雨顺、物产富庶、安居乐业之地。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非常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在物产方面，

10、首先要说的就是稻谷。山海经海内经已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菅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记载。都广之野，通常就是指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膏是肥沃与味美之意，可知这里很早就生产优良稻谷了。后稷是先民传说的农神，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孟子滕文公上也说“后稷教民稼稿，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古蜀地区栽培稻谷历史的久远。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殷商时期古蜀国已发展了繁荣昌盛的青铜文化，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这与大量种植稻谷、拥有良好的农业经济基础，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史书与地方志的记述看，战国时期秦惠王派军攻取巴蜀之后，很短的

11、时间就征用了众多的兵员，筹集了大量的军粮与军需物资，华阳国志蜀志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足兄蜀地生产稻米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蒙文通先生说：“可知在李泳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J如此庞大的米产量，也足以说明古蜀国生产水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规模。这些关于古蜀盛产稻谷的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的印证，都说明了当时蜀地稻作农业和工商业的繁荣兴旺。在秦汉之际，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的过程中，蜀地生产的稻米也为刘邦最终大获全胜提供了充裕的物资保障。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与班固汉书萧何传中对此都有记载，华阳国志

12、蜀志也记述：“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箫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J汉书高帝纪还说楚汉战争过程中曾发生过大饥荒，“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因为有蜀汉提供的稻米保障，所以才渡过了难关。概而言之，秦朝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都是仰仗蜀地盛产稻米而开创了丰功伟业。古蜀国的农副产品非常丰富，手工业与商贸活动也极其兴旺。西南地区很早就有了古商道，由巴蜀通向滇越，并进而通向了南亚、中亚和西亚。通过这条古商道贸易的，主要是产于蜀地的丝绸、蜀布、维竹杖之类的物品，以及巴蜀的盐巴等，南方丝路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可

13、观的海贝，大约有数千枚之多，据鉴定来自于太平洋或印度洋温暖的海域，应是远程贸易带来的舶来品。传世文献记载，古蜀族是最早养蚕和纺织丝绸的部族，说文解释蜀字，就是“葵中蚕也”的意思。以蚕作为族名，所以蜀山氏又被称为蚕丛氏。方舆胜览卷五十一记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褐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J在其他志书中，对此也有相同记载。古代成都曾修建有蚕丛祠，以祭祀教人养蚕的蚕丛氏，被尊为青衣神。蜀中名胜记说，蚕丛不仅教人养蚕，还教民农事，因而得到了广大蜀人的尊敬和爱戴。三星堆最近考古发现，出土了古蜀国丝绸实物，就充分印证了史籍的记载，说明古代蜀地是中国丝绸的故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

14、墓曾发掘出土了一件战国时代的铜壶,在壶身上嵌铸有多幅图像，生动地展现了古代蜀人竞射、采桑、弋射、宴乐、攻战等社会生活内容。此壶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像第一层右面的采桑图，共有十五人，显然是当时大规模种植桑田饲养家蚕的写照。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蜀国丝绸业的兴旺繁荣。蜀地在战国与秦汉时期已经开始生产精美的蜀铺和刺绣，通过频繁的商贸活动，源源不断地销往外地。秦人修筑成都城，专门在流江甫岸夷里桥畔修筑了一座锦官城，以便对蜀锦的生产和经营进行管理。左思蜀都赋曰：“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描述锦官城内到处是织锦作坊，机杼声彼此共鸣，江边满眼绚丽尽是濯锦之人，这完全是一幅大规

15、模生产蜀锦的热闹情景。四川出土的画像砖和画像石，对蜀地的农桑与纺织情景就有生动的描绘。汉代蜀地已是“沃野千里，土康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蜀地自古盛产丝绸，促使了商业与贸易的兴旺，也为天府文化带来了繁荣。蜀地的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眉、麓、犀、象、毡、联、丹黄、空青、桑、漆、麻、纥之饶”,“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秦汉时期入蜀的移民，就是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积极从事商贸活动,由此而促使了富豪阶层的迅速崛越。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临邛大商人卓王孙，其先赵人，以冶铁致富；秦灭赵，迁卓氏: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还有临邛大商人程郑，从山东迁徙入蜀，亦冶铸，富埼卓氏。他们就是利用当地的铁矿资源，铸造各种铁器，在西南地区广为销售，以此而成了天下闻名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