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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骈文述要骈文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体之一,其基本特点,骆鸿凯概括为四个方面:“先之以调整句度,是曰裁对;继之以铺张典故,是曰隶事;进之以渲染色泽,是曰敷藻;终之以协谐音律,是日调声J(文选学)具体说来就是讲究对偶、用典、藻饰、声韵四点,具有平衡对称之美、典雅含蓄之美、辞采精丽之美、声韵和谐之美,呈现出多样性的美学特征。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于它的名称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有人从时代的角度,称它为今体或六朝文;有人从音韵格律角度,称它为律语;有人从形式与内容之关系的角度,称它为俳语而绝大多数人则是从行文句式这一角度对它进行命名:或称骈俪,或称骈偶;或称骈语,或称俪语;或称俪体,或称骈体。其中最为流行的是
2、“四六”和“骈文”两个名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行文句式上考察,骈文的组成经常以四字句、六字句的并列或错综为主,这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都摘取“四六”两个字,作为骈文的代称。与此名相比,“骈文”一名出现虽晚,但是更加科学、严密,它反映出骈文最根本、最突出的特征一以对偶句式行文,这是骈文存在的根本条件,而其他用典、藻饰、声韵则是次要因素:不用典,不讲究藻饰,不讲究声韵,只要以对偶为主要行文方式就可以称为骈文;反之,虽然特别讲究用典、藻饰、声韵,但是不以对偶为主要行文方式的文章,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其为骈文。所以,钱镇书先生强调:“骈体之要,在乎叠词(PhraSe)J(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意思是
3、讲究对偶行文是骈文最突出、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骈文极为特殊,它具有超越一般文类的性质。因为它主要以对偶这种修辞方式作为衡量标准,因此无论哪类文章,只要它满足了以对偶为主要行文方式这一必要条件,就可以称其为骈文。所以,王志坚的四六法海选入赋、诏、敕、令、教、策问、表、疏、启、笺、书、移文、序、论、铭、碑、诔、祭文等十八类文章,因为都以对偶行文为主,所以纳入骈文的范围;王先谦骈文类纂选入论说、序跋、表奏、书启、赠序、诏令、檄移、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吊、杂文、辞赋等十五大类文章,也因为其行文方式皆以对偶为主,所以归入骈文的范围。虽然在骈文批评历史上因为骈文观的因素,个
4、别批评家如李兆洛在编辑骈体文钞一书时,为了证明骈、散同源,所以把实质上属于散体古文的个别文章也收入其中。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讲,不满足以对偶为主要行文方式造一条件,是不能划归到骈文的范围的。可见,骈文不局限于哪个文章类别,具有超越文章类别的特殊性质。褚斌杰先生指出:“从实地看,它(骈文)并不与诗歌、辞赋、小说、戏曲等一样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与散体文相区别的一种不同表达方式。但由于它本身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特点,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所以一般地也都把它看作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体类J(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准确地把握了骈体文和散体文对称的文体属性,揭示出它与诗、赋、小说、戏曲等具体文体的不同;同时又承认
5、它本身表达方式上的固有特征,属于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一般被视为中国文学中的一类特殊文体。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骈文这种特殊文体出现在中国文学园地之中呢?关于骈文中对偶产生的原因问题,前人论述较多,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说法:一是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中的成于自然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后来的黄侃首先对刘勰之说加以解释,指出:“明对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也J(文心雕龙札记)然后在书后汉书论赞一文中又进一步阐释说:“尚考文章之多偶语,固由便于讽诵;亦缘心灵感物,每有联想之能;庶事浩穰,常得齐同之致。或比方而愈僚,或反覆以相明。兼以
6、诸夏语文,单崎成义。斯所以句能成式,语可同均。是则联类之思,人类所同有;排比之文,吾族所独擅。论文体者,宜于此察也J(骆鸿凯文选学评鹭第八弓I)在刘勰的“自然说”之外,又提出人类联想功能的作用,人类生活实际需要的作用,特别是汉语言文字单音独义的特殊功能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对骈文产生原因特别精当的概括,此后许多人都是在此基础上加以阐发。如范文澜在此基础上把骈文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四点:一是人的联想作用;二是古人口耳传学,便于记忆的实际需要;三是为文举证的需要,孤证不立,必有两句相扶;四是人们讲话时为便于唇舌,追求均平,齐整字句的习惯作用(文心雕龙注)。刘永济则专门就黄侃所指出的汉语言文字的特殊功能这
7、一点进一步分析:“文学之用对偶,实由文字之质性使然。我国文字单体单音,故可偶合J(文心雕龙校释)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在这一点上加以说明:“唯有以单音节为主(即使是双音词,而词素也是单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整齐的对偶。在西洋语言中,即使有意地排成平行的句子,也很难做到音节相同。那样只是排比,不是对偶J(龙虫并雕斋琐语)这样,关于对偶形成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这样几点:即自然界的启发、人的联想作用、生活实际需要、汉语单音独义的特殊功能等几种原因。古往今来还有许多人探讨这一问题,但是主体上都不出这个范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骈文虽然是在自然界的启发、人类联想能力的驱动、人们生活实际需要的促进、汉字的特
8、殊功能作为温床的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但是,它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的。大体说来,它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是先秦的滥觞阶段。从史的角度考察,先秦时期,中国文学还处于自在的、不自觉的状态。用散用骈,也顺其自然,虽然不乏骈词俪语,但却不是作者自觉的、着意追求所致。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得非常清楚:“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腾诸唇吻者为语,载诸篇简者为文。言有雅俗之殊,斯文有文质之异;或出之以俪词,或述之以散笔”“方式不同,作用则一”“初无造作,故一人之书,骈散兼有;一书之义,奇偶互见”“全出自然二这一时期的谣谚、经典、诸子百家之作大略如此。其中上古谣谚如“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9、(国语卫彪俣引谚语),“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左传羽父引周谚),“多循天籁之自然”(刘师培论文札记)。尚书虽有偶俪之辞,如“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但都是率然而成。而易诗春秋左氏传尽管奇偶相杂,但也不是刻意经营所至。其他诸子之文,或为记事,或为明理,或为游说,或为论辩,有什么样的实际需要,就写什么样的文字;既不着意为骈,也不苦心作散,考虑的是功利和实用,并不作纯艺术的追求。不过,从文学史的纵向角度来考察,先秦文献、典籍中这些“率然对尔”的骈词俪句,虽在当时不是刻意追求的产物,出于自然,但对后世骈体文的形成与发展则产生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后世骈文的滥觞。章学诚
10、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J又特别强调“诸子者,六艺之支流,文章之渊薮也二而六经中的俪词偶语对后世骈体的影响也相当显著。后世骈文的不少对偶类型,都可以在先秦谣谚、经典、诸子百家之中找到初祖。虽然这些对偶方法还显得粗朴一些,但基本方式则是后世骈文的滥觞。第二是秦汉的萌芽阶段。先秦时期文献典籍、诸子百家、民间谣谚中的骈辞俪语是出于自然,但是到了秦汉时期,文章中的对偶则主要是作者自觉追求的产物。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法海条下说:“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李斯的文章如谏逐客书中已经出现自觉追求对偶、用典和藻饰的倾向,显示出作者对
11、文章形式之美的初步探索,因此谭献称谏逐客书为“骈体初祖二到了汉代,文学已经开始了独立自觉的发展过程,其表现,一是出现了代表文学的“文章”的概念,把文章和学术分离,并且在图书分类上把文学作品独立出来。刘向别录中就把图书分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刘歆七略对此进行修订之后别为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二是专业文人队伍已经出现。如姚思廉在其梁书文学传中指出:“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刍八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其实当时专业文人远不止司马相如、贾谊、刍吓日、枚乘、路温舒等人。三是各种文学体裁在汉代长足
12、发展或已经成熟。诗、赋自不必说,其他如对问、七、连珠、论、说、诏、策、移、檄、章、表、疏、启等,都已充分发展,并成为后世楷模。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文人创作中的尚偶倾向,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说得明白:“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J这些作家对骈偶已经达到“崇盛”的地步,而且下了“刻形镂法”的功夫,可知他们文章中的对偶当然是有意讲求的。从当时的文章体制上看,骈文体制已经是萌芽状态。所以孙梅在四六丛话序中说:“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奇木白麟之对,倪宽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乎东汉,更为整赡。”其中多数作家的文章都处在骈体的萌芽状态。当
13、然,个别作家已经超越时代,如蔡邕的某些文章已经基本上骈偶化。第三是魏晋的形成阶段。此时由于经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盛,以及佛学的东渐,致使文学摆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呈现出空前的独立自觉状态:不仅创作主题开始由表现社会政治内容发展到着重展示个人的内心世界,创作思想也表现出由“言志”到“缘情绮靡,体物浏亮”(陆机文赋)的娘变先声;文学理论批评也由强调社会教化作用到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天赋才华价值,而且把文辞美化视为作家“才思”“才文”的外化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地重视和强调作品的艺术形式之美,显示出远远超过两汉时期的自觉倾向,在讲求文学诸种形式技巧之美的同时,又特别追求对偶的精工与辞采之美。刘
14、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就特别指出这一状况:“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由此便导致骈体文的脱胎。其中如曹植之文,虽然不乏清峻疏朗之气,但是以俪语为主体,已经是骈偶体制。到了西晋陆机之手,对偶明显比曹植整齐工致,使事用典方面也更加运用自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章中,已经有了四六对偶的句式,其精工程度不仅前所未有,而且“下开四六之体”(骆鸿凯文选学)。陆机之外,其他晋代作家如张华、左思、潘岳、郭璞等人的骈文也比曹魏时期作家之作更为精美工整,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他们的作品便可了解,如张华的归田赋、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秋兴赋答东阿王书、陆机的文赋及其吊魏武帝文豪士赋序,等等,都是精工华美的骈文体制,证明骈文在魏晋之时已经形成,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于文坛之上。自此以后,骈文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虽然有盛有衰,但是一直流行,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文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