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祠堂祭祖数及其位次考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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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fl三M三i仑明代祠堂祭祖数总体可分为四代及其以内、五代、五代以上三种情况。祭祀四代及四代以内的理论依据除家礼以外，还有古制及今制，但在实施中人们多遵家礼；祭祀五代及五代以上的理论依据为程颐的始先祖之论及多祖论等，实施中，祭祀五代多以“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出现，祭祀五代以上则因缘情制礼、以义起礼及萃聚人心等而没有固定规律。明代祠堂祭祖位次有尚右、昭穆、尚中之制及其他方式。家礼提倡的尚右之制有所推行，昭穆之制、尚中之制及其他方式，尤其是后二者，则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实施，甚至还可能是祠堂祭祖位次实施的主流。明代；祠堂；祭祖数；位次明代是中国祠堂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其祠堂数量、形

2、式及规模均别具特色。关于明代祠堂，前人多有研究，但有关明代祠堂祭祖数及其位次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如果不明白祠堂所祭祖先数及如何摆放，就无法使得祠堂合理（礼）正常地运转，故祠堂祭祖数与其位次研究极富价值。常建华曾说：“祠祭祖先在礼制上的关键问题是所祭祖先的世代和神主的摆放位置。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明代祠堂祭祖数及其位次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期弥补遗珠之憾。一、祭祖数明代祠堂祭祀祖先的数目，有据家礼所确定的支庶地位而祭祀一至四代不等，也有因宗族壮大的实际情况或其他因素而祭祀五代甚至五代以上者。此外，明代祠堂祭祀除了祭祀直系祖先外还祭祀旁系亲属。下面我们就从理论与实施两方面分四种情况对明代祠堂祭祖数进

3、行梳理。（一）祭祀四代及四代以下1 .祭祀一代。祭祀一代，自古已然，宋儒朱熹即说：“古者士庶止祭考妣。”2卷9,121而在明代祭祀一代祖先，通常是由该家的支庶地位决定的。如辽东名儒贺钦便因是支子，“四时祭祀止于考妣”3卷7,695o2 .祭祀二代。明代礼典规定：“庶人无祠堂，唯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品官同而无梗。”4卷6,172不过，人们祭祀二代却多遵依家礼，如安福潘多吉、江西罗京等就是如此5卷13,594o3 .祭祀三代。祭祀三代，宋己出现，司马光书仪就记载了祭祀三代的仪节卷10,521-523o时至明代，行唐知县胡秉中奏请祭祀三代，并得到了朱元璋的允准7卷1,17

4、0o明初祭祀三代的规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初学者毛奇龄即言：“明初礼官用行唐县知县胡秉中议，许庶人祭及三代。今俗祭祝词尚有称三代尊亲者。”8卷1,748需要说明的是,洪武时期对于庶民祭祀三代还是四代,太祖的态度时有所变。如无锡处士华馀薜说：“祠堂神主世次，初焉钦遵祭礼，庶民祭三代，故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及弟妹之无后者附焉。近年钦颁教民榜内祀先祝文云：告于高曾祖考之灵，则是庶民亦许祭四代矣。”9卷1,272就反映了这一情况。4 .祭祀四代。祭祀四代的依据为程颐所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尝有异，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须如是。其疏数之节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TI0卷15,167后

5、该主张为家礼吸纳。明人在实施时也多遵循家礼，如安福刘球家祠祀四代”11卷1,371,其制度、礼仪即悉遵朱子所定。又，德兴舒氏祠堂“所祭世数之远近，也一惟朱子之是遵也”12卷30,613o甚至有的人恪守家礼祭祖数的规定，一旦有人违背，即便名门望族也要进行谴责，这从诸如“义门郑氏祀五世，僭矣”13卷5,283之类的言论中就可看出。（二）祭祀五代祭祀五代，通常指“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朱熹初亦赞成，后认为有僭越之嫌而不再施行14卷87,2257-2258O但家礼仍保留有冬至祭始祖的礼文，从而为后人祭始祖留下了口实。万一楼集所载“冬至祭初祖，朱子家礼有明文矣”15卷40,505-506,便是明

6、证。元代采用“高、曾、祖、考+始祖”模式较有影响者为义门郑氏。据载，“义门郑氏（祠堂之法）以中位始祖为上，高、曾、祖、考左右分次之”16卷7,419o至明中期，丘浚在礼典中对该模式进行了肯定，他的祖先排位类似义门郑氏，即“中设先祖考妣位于中堂，自先祖而下考左妣右，分为两列”17卷7,5910关于先祖，丘浚说：“高祖之父为五世祖，推而上之为六世、七世，随所知而书之。或以始迁之祖，或以起家之祖，在高祖以前者一人为先祖。”17卷7,591即他将始迁祖与起家祖定位为先祖，而在丘浚看来起家祖指起家为官的祖先，也就是初有封爵者，即他所说的始祖17卷1,457。又，丘浚此主张乃针对家礼祭四代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7、而提出。因此，我们认为丘浚的祭祖模式为“高、曾、祖、考+始祖工而这一模式伴随着嘉靖十五年诏允庶民可以祭祀始祖，遂变得日益合法化。事实上，除家礼仪节及嘉靖诏令的文本肯定以外，在实施中明代其实早己有“高、曾、祖、考+始祖”的祭祖模式。如成化时兖山汪氏家祠，“其中专奉（始祖）越国公，高、曾、祖、祢左右序列于上”18卷16,2840随着官方对此模式的逐步支持，嘉靖间刑部郎中叶良佩家祠、万历间儒官郭彦家祠等均采用了“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此外，江苏无锡邵氏、浙江黄岩王氏等也以该模式祭祖。由此台湾学者何淑宜认为，明代不少宗族均以始祖与四代合祭的方式来建祠立主19207。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家族虽采用

8、该模式祭祖，但有的是以义起礼，如儒官郭彦家；有的是商量的结果，如刑部郎中叶良佩家。并且他们均未明确指出是参照义门郑氏做法、家礼仪节规定或嘉靖时允祀始祖的政令等而来。由此可见，明代宗族在祭祖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三）祭祀五代以上宋儒程颐不仅有以五服为断士庶祭四代的言论，也有一些祭多祖的言论，比如他说：“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20卷18,240；“祭先之礼，不可得而推者，无可奈何；其可知者，无远近多少，须当尽祭之。祖又岂可不报？又岂可厌多？盖根本在彼，虽远，岂得无报？20卷17,1800这一方面反映了程颐祭祖论的前后矛盾，但另一方面却为后世祭祀四亲之外的始祖及先祖等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现

9、实中祭祀五代以上的祖先则主要出于以下因素：一是缘情制礼。如万历间儒者方学渐即从人情的角度出发，所建族祠，冬至祭始祖，清明则楮书其余先祖神位，祭毕焚之。至于四代则祭于寝21卷6,515o二是以义起礼。如永嘉王叔果家祠，在祭祀始祖与四亲之后，认为远祖亦不宜废祭，遂“请以义起”，另建宗祠“奉始基祖万十一府君，而以三世祖樵云翁及通政溪桥翁配”22卷1,560。三是为了萃聚人心。正德时大臣林俊即言：“近世江南旧族，联谱数十世非举得祭始祖与唐制三品以下得举源洽之文，则无以维系族属。故始祖之祀，义之不可以己者也。”23卷12,131但无论祭祀多少代，只要不危及明王朝的统治，朝廷通常不加干涉。正如明代学者吕杷

10、所说：“今天下闾阎庶民，多画神主于轴，其谱牒可考之家，虽十世祖皆祀之矣，未闻有禁也。”24卷1,315这也是明代祭祀祖先数及其形式呈现多样化的主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祠堂所祭一代未必是父，如吉水邹氏之祠所祭一代为始祖25卷4,277。所祭二代也未必是祖、父，如永新尹氏祠堂，所祭即为十二、十三世祖先1138,余者依此类推。关于祠堂的旁亲诸祖，无论宋儒还是明代学者，均无进行相对系统的探讨，故不拟专节论述。但旁亲诸祖在祠堂受祭与否，却也直接影响其后人参与祭祀的心情与积极性。对此，罗司勋集载道：今人有岁时之会，独其长子、长孙在，而众子、众孙不与焉。其心未必能喜而饮食，是故祭及其长，遗其庶，非所以宴乐祖

11、考之心也，且众子孙顾视自家祖考不得与享于庙，人情岂得妥然？又非所以体悉群族之义也。26卷8下，505综上，明代祠祭四代及四代以内的理论依据，除家礼外，还有古制及今制，但实施中则多依家礼。祭祀五代，经丘浚的礼典化及嘉靖允祀始祖政令的肯定，变得日益合法化，在实施中多以“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出现；祭祀五代以上，除了程颐的祭祖论外，人情、恩义及萃聚人心也是其出现的主要原因。又，据罗虞臣之言可知，旁亲诸祖在祠堂中的地位亦不容小觑。二、祭祖位次祭祖位次的安排并非易事，明代义乌陈氏就曾慨叹：“堂不难于作，难者，神主之位次，欲其当乎义，而不失乎礼也，若之何？”27卷32,255尤其明代大量出现的五代及

12、五代以上的祭祖情况，对祠堂祭祖位次的设计者来说，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家礼对神主位次的安排仅限于四代。那么，明人祠堂祭祖位次究竟是如何摆放的呢？现试析如下。（一）尚右之制此为家礼规定，且有古礼为依据：“户既偏东，则室最深隐，故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此古寝庙之制也。寝庙以室为主，以奥为尊，故神居于奥，坐则东向，祭则西向，以从事，此古神位之制也。”26卷8下，487而明人祭祖也确有遵家礼尚右之制者，万一楼集即载：“曾见几大家列祖先神主，皆以西为尊，询之，云此朱文公家礼，神道尚右也。”15卷48,583同时，明儒对家礼尚右之制还另有阐发，如关于尚右之制的依据，沐阳县典史周铸“尝疑朱子家礼四龛以

13、西为上之说循习唐制，非古礼也28卷83,468c关于尚右之制的起始时间，国子祭酒周洪谟则认为自汉明帝才有尚右之说29卷4,112。关于尚右之制的作用，国子祭酒周洪谟认为，“后世南面之位既非东向之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为上之辙，则废昭穆之礼矣”29卷4,112,即认为尚右之制对古代昭穆制度是一种破坏。但朱熹可能也已虑及于此，弘治时隐士鲍宁即认为朱熹在定尚右之制时，“尝欲定议复昭穆之制而未成”30卷84,234（二）昭穆之制昭穆之制是古代的宗庙制度，其在祭祖位次上主张：以中为尊，父曰昭，子曰穆；昭居左，穆居右。因为家礼尚右制度破坏了左昭右穆的昭穆之制，所以，明代便有人提出了恢复古代昭穆之制的想法。

14、国子祭酒周洪谟说：“惟我太祖高皇帝太庙之制，允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止立一庙，但以高卑广狭为杀。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于礼为当。”31卷45,846然而，在祠堂中以左昭右穆的方式排列祖先却有相当难度，比如明代学者黄佐就曾说：“魏校祠堂说必叙昭穆，则难行矣。吾无取焉。”13卷5,283但此并不代表实践中没人遵行该制，明后期武康籍儒官姚允恭家祠，便“祭用昭穆”32卷7,626。不过，就明代家族祠堂祖先摆放的总体情况来看，采用昭穆之制者确属少数。（三）尚中之制尚中之制是明代中后期极为盛行的祠堂祭祖方式，其表现形式是尚中而尊左。综合所见，明代尚中之制的形成与发展主

15、要有以下因素:一是以今制否认尚右之制。王阳明即认为，“今祠堂之制既异于古，而又无太祖东向之统，则西上之说诚有所未安”33卷6,165二是从人道角度否认尚左。明初，“命百官礼仪俱尚左31卷66,108,据此，明代学者湛若水认为，事生如事死，“人道尚左，则神道亦皆尚左，人神一理也。尚右之说，无所据34卷11,643o三是继承元代以来的旧制。元代已有尚中之制，尤为著名的是浦江郑氏。史载，其“（祠堂之法）以中位始祖为上，高、曾、祖、考左右分次之”16卷7,4190浦江郑氏对祖先位次的设计对后世影响甚大，以致大儒王阳明家祠堂祖先位次也依其而设：“曾见浦江郑氏之祭四代考妣，皆异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祢考皆西向，妣皆东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列、尊卑之等，两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33卷6,165四是明代礼典及政令的倡导。先是“国初，用行唐知县胡秉中言，许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祢右。士大夫祭四代，当从时制，高、曾居中，祖左，祢右，可也35卷8,738-739o至明中期丘浚在家礼仪节中进一步肯定了尚中之制，其位次安排为：“中设先祖考妣位于中堂，自先祖而下考左妣右，分为两列。”17卷7,591万历明会典载：“今品官土庶祭祀，遵用时制，奉高祖居中东第一龛，曾祖而下则以次而列云。”36卷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