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对互联网时代女权运动的影响与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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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玩偶之家对互联网时代女权运动的影响与反思【摘要】妇女解放运动随着产业革命而来的变化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封建阶级的统治被冲击，女性也开始冲破封建束缚。在十九世纪，易卜生创作了戏剧玩偶之家，同时期，女权运动逐渐出现了明确的宗旨与目标，她们站在人类平权，从全人类社会的角度提出了妇女应有的权利与义务。在易卜生看来，女权运动的本质并非是单纯地争取女性权利，而是让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进步的运动。反观当下女权运动日渐极端却缺乏广为人知的领袖与纲领，探析易卜生女权观对于当下的女权运动有着积极的意义。【关键词】易卜生汝权运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互联网时代一、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从工业革命到女性觉醒目前几乎所

2、有的女权运动都是以提升女性地位为目标而进行的，要讨论女权运动的本质，就必须探究女性地位变化的过程与核心因素。先回溯到人类文明的起点，通过探析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变化的过程推断出女权兴衰的因果。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是早期人类社会必然经历的变革，目前史学界一致的观点是由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而导致的男性地位提升并凌驾于女性地位之上。群婚制时期，男女分工明确，男性从事狩猎,而女性从事采集和简单的农业活动。由于生产效率低下，女性的生产收获较之男性更加丰厚且稳定，自然而然女性在部族中的地位也高于男性。到了个体婚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类文明逐渐向农耕社会过渡，男性作为生产力的作用不断增强，相较于狩猎采集

3、，以畜牧农耕为主的社会中男性生产力超越了女性,富裕的生产力所产生的财富导致了男性地位开始崛起，女性地位不断弱化。随着男性在家庭经济中支柱地位的确立，原始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从此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境地延续了几千年。这种转变及因果关系在古代中国、古希腊、古印度都能看到鲜明的史料，但是在众多古文明中，古埃及似乎独树帜。古埃及的女性始终享有尊崇的地位，甚至比十九世纪欧洲女性地位更高。她们有着婚姻自由权、财产继承权、财产自由处分权、受教育权，甚至是许多西方国家的女性二十世纪才争取来的参政权。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古埃及女性在生产关系中的重要地

4、位。古埃及时期，男性与女性共同劳作，女性不仅仅是作为农业生产的协助者，而是重要的生产力，她们拾穗、播种、整理、搓谷、酿酒。例如：酿麦酒的少女搓谷子的妇女运贡品的少女等壁画和雕塑都形象地反映占埃及女性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甚至在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古埃及，女性在手工业、纺织业和假发制造业扮演着比男性更加重要的角色。除此以外，女性还会充当哭丧者、助产士、舞者、歌女，为社会提供服务性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这都是古埃及女性在农业、商业、手工业中平等参与的体现，简而言之，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完全能够做到经济独立，而经济地位带来的则是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但是工业化时代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生产力的差距

5、急剧缩小，这就为妇女平权打下了现实基础。女性运动的核心应当是社会阶级运动，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机制，为女性提供更多生产工作的机会，只有在经济和生产关系上的地位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二、玩偶之家的女权主义解读（一）玩偶之家对当时社会的冲击19世纪末是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大量妇女觉醒并要求两性平等，她们反对贵族特权，主要是争取社会劳动价值。1979年，易卜生发表了三幕剧玩偶之家，剧中对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现状的批判以及女主角娜拉最后的出走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该剧被视为“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也是易卜生最具影响力的剧作。该剧的名字玩偶之家直白地指出了在当时社会中女

6、性的玩偶地位，由于当时的女性无法创造足够的经济价值，只能附庸于男性，而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甚至不会将妇女当作有自由意志的人来看待。这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在短短的三幕剧中娓娓道来，并最终激化进而导致了一位家庭妇女的出走。妇女脱离家庭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女主角娜拉则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女性代表，她一心为家却遭到了丈夫的无情背叛，由此看穿了丈夫的嘴脸并认识到了自己卑微的家庭地位。娜拉的觉醒对世界女性的解放至关重要，极大促进了人们对售传统奴役的反抗。(一)娜拉形象分析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她年轻漂亮、魅力活泼、天真热情，她身处一个看似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个爱自己的丈夫、三个可爱的孩子，而她自己

7、每天似乎也没什么需要操心的事，海尔茂总是用各种看似亲切的呢称称呼她“小鸟儿小松鼠”等，这些称呼都说明了茂海尔将娜拉完全看做了一个宠物、洋娃娃一般的存在，反映了海尔茂内心的男尊意识。海尔茂对于娜拉的宠爱与对宠物或一件心爱玩具的宠爱并无太多不同。这种意识也是当时社会普遍对于女性的看法，他们认为女人不过是为男性传宗接代的工具，形象较好者还有幸能够成为男性的玩物。最初的娜拉对此欣喜地接受，安居乐业，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家庭中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事实上，她不过是男性的玩偶。在嫁给海尔茂之前，娜拉完全按照父亲的意志生活，从小到大都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意识，那个时候她是父亲的玩偶，随后她出嫁了，变成

8、了丈夫的玩偶，她的一生都围绕着父亲和丈夫，为家庭付出，几乎从来不去争取。在这样的环境中，娜拉和那个时代的诸多女性一样，她的自我意识在成长的过程中便遭到了破坏，她们的发展潜力也被残酷扼杀。长期生活在玩偶之家中，娜拉连谋生的能力都已经丧失，只能任由男性摆布。与娜拉相对的，是她的闺中好友林丹太太。由于丈夫逝世而不得不独立生活的林丹太太热爱工作，她是易卜生所塑造的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代表，她对生活、友情以及爱情都有着自己的思考，也正是这个角色都助娜拉解决了问题，并且触发了娜拉的觉醒。最终，在林丹太太的影响下娜拉看穿了丈夫的嘴脸，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毅然决然地挑战传统，离开了这个让自己丧失尊严与

9、自由的“玩偶之家”。(三)玩偶之家与中国近代女权运动易卜生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其成就甚至不亚于莎士比亚，并被誉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国内著名文学家如茅盾、郭沫若、曹禺、鲁迅都深受其影响。1918年，新青年杂志“易卜生专号”发表了胡适所翻译的玩偶之家中文译本，之后这部戏剧对中国的文学、戏剧、文化关系、国际关系、表演艺术，特别是对女性主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早期的女权运动积极借鉴了西方的思想理念，在这过程中戏剧和文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具有反抗精神的娜拉更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剧作家和文学家都对玩偶之家进行本土化的创作，对国内的封建旧势力产生了极大地冲击。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

10、国妇女也是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在茅盾所提出的娜拉主义的鼓励下,妇女们在投身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其地位也得到了提升。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对于全世界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不同于他之前的古典主义戏剧，易卜生尖锐地剖析了世界的矛盾，将人与社会置于针锋相对的位置，勇敢地攻击“大多数”。这对于变革中的中国来说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勇敢的娜拉，简直成了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中国青年的偶像。但是仅仅从女性地位提升和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去看待玩偶之家显然是片面的，片面的女权运动除了掀起两性对立之外并无益处。玩偶之家的成功在于易卜生并非站在某一个人物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正如易卜生本人所说，他并非是一个社会哲学家，更多的是一个

11、诗人。对于易卜生来说，这不是个女权问题，而是个人权问题。因此，将娜拉视为完美的角色，或是将海尔茂视为男权的罪恶代表都是片面的。事实上，为家庭付出的并不是只有娜拉，海尔茂不辞辛劳为家庭创造价值，甚至于劳累过度生了病，这一点是值得同情和肯定的。玩偶之家所陈述的不仅仅是海尔茂对娜拉的压迫，而是社会对家庭的压迫，对人的压迫。甚至易卜生对于娜拉离开家的举动都是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长久以来学者们对此都有着不同的看法。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娜拉出走后怎样的演讲。鲁迅指出，娜拉只有三种命运：堕落、回家，或者挣扎过后郁郁而终。由此可见易卜生并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娜拉的离开

12、似乎是一种徒劳的抗争。而这也正是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所面对的问题：面对动荡和变革，大批妇女想要抗争，却茫然不得法、没有出路。这就让问题回到了易卜生最初的看法：他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是一个人权主义者。在易卜生看来，人类并不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而是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娜拉在尾声的控诉是：“首先我是一个人。”“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在易卜生看来，无论男女,都被所谓的社会和传统所束缚，娜拉的离开不仅是对自己的伤害，对海尔茂来说也走个重大的打击。首先他在家庭地位中支配地位的坍塌，其次妻子主动离开会让他在大众面前丢了他最看重的面子。这样的结尾不仅是对男权的极大挑战，更是对自由意志对抗传统观念的

13、歌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发现了易卜生戏剧的真正内核“人的解放”。他认为易卜生批判了社会与个体人类之间尖锐的对立，抨击了虚伪的道德和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玩偶之家悲剧的并不是海尔茂，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女性的敌人绝非男人，而是压迫人性的制度和阶级。易卜生提出的观点不是让女性通过打击男权来获得更多权益，通过娜拉与海尔茂的关系以及玩偶之家故事的逻辑，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权运动的核心不应当是女性与男性的对抗，而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当社会令男权凌驾于女权之上，那么被压迫者不单是女性，也包括了所有的人类个体。所以应当被打倒的不应当是男权，而是促成了男权统治地位的社会。三、我国当代互联网女权运动之

14、现状21世纪，妇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处于被压迫的处境，她们在劳动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2010年国际公会联盟公布的一项对40多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全球育有子女的女性平均工资只是男性的68%,在全球贫困人口中，70%都是女性。幸运的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女性就业和地位提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且表现出了去精英化、自媒体化、去中心化等特点。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7%。然而根据我国教育部网站公布自1975年高考至今的入学数据推算，历年

15、高考录取总人数约为13118.19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末全国大陆总人11140005万人（不含港澳台三地特区）。由此可知我国高校录取率仅9.37%。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中国网民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互联网的特性便是所有用户都能够参与讨论，也就导致了传统上由精英阶级控制的发声渠道已经下沉，讨论的平台不仅限于期刊、报纸和新闻，发声的人群也不仅仅是权威和精英，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被人听到，被人看到并且展开讨论，女权话题也不例外。相比于早期由女权领袖做表率展开的女权运动，互联网时代的女权运动更加草根。不难想象，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些

16、极端女权主义者诞生了，并且由于其激进偏执的言论，网络上产生了“中国田园女权”这样带有贬低意味的名词来攻击女权运动。再加上大冢传媒刻意对于女权运动的污名化，甚至一些女权自媒体也在有意无意地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导致两性对立被进一步的激化。姜红在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中总结了我国媒介中女性各种被贬低的形态，并指出现代传媒在社会中作为既有性别统治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他们极力掩盖着两性世界不平等的事实。事实上，妖魔化女权主义者的反女权运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就发生过，人们将女性刻画成易怒、无理智、鲁莽、仇恨男性的形象。这样对女权的污名化激怒了相当一部分的女性，作为反击，大量网络女性开始称呼男性为X癌，以映射其男权思想。最初X癌”形容与女性权益唱反调的男性，进而开始无差别攻击一切男性。承受污名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