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农民起义兴亡的税收诱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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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自成农民起义兴亡的税收诱El本文对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由饱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造反者建立的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对苛捐杂税深恶痛绝，实行了完全免税的税收政策，有助于号召人民群众，凝聚人心，队伍迅速壮大，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然而他们把税收视为统治阶级的万恶之首，“均田免粮”，完全不去建立税收制度，却比明末政权败得更快和更惨。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个完整的政权，缺失了税收制度等生存必备的国家基石，也就难以建立稳固的政权。税收影响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的兴衰成败给我们以下启示：是轻税甚至免税政策有助于号召人民群众，凝聚人心，夺取政权。二是无税之国犹如无源

2、之水，只有税收这个取得财政收入最主要和最长久的手段，才有可能为政权稔固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三是得当的税收制度为政权稳固的基石，应牢记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税收政策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和完善适应新时期发展的税收制度，促进国家政权的稳固和长治久安。农民起义；李自成：兴亡；税收：启示明末清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及其建立的大顺政权所走过的历程，是税收对政权兴衰影响的一面史镜。胜如风卷残云，败似江海决堤；来时让人震撼，去则令人惶惑。大顺王朝的兴衰，用惊心动魄的方式演绎了出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喜短剧。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其中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也同其他起义军一样，经历了数次沉沉浮浮。祟祯十三年年底（164

3、0年），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等的协助下，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土地和税收政策，后来又提出“平买平卖”的经济政策。一时间，苦于明朝沉重赋役剥削的贫苦百姓群起响应，起义军声势大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祟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a陈致平：中华通史（第八卷），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在财税政策上，对百姓三年免征，对明官绅没收其钱财充起义军粮饷。随后，起义军发大兵向明王朝的都城北京进军，不到三个月即打到北京城下，逼迫崇祯皇帝于同年三月十九日在煤山自缢，大明自此灭亡。然而，大顺政权在北京只昙花一现，存在了40天。不久李自成因在山海关兵败，于崇

4、祯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紫禁城武英殿仓促登位之后，次日即仓皇退出京城，自此走上了迅速败亡的末路。李自成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兵骄、丧德、猜忌、流寇主义等。但这个令人惋惜的农民政权的兴衰，还与政权的经济支撑一税收密切相关。一、免税政策成就了大顺政权可以说，是明王朝的横征暴敛助李自成起事，亦是税收政策的巧妙运用成就了李自成推翻大明王朝的伟业。李自成东山再起后，听取李岩和牛金星的建议，提出了个极具蛊惑力的口号：“均田免粮。”即夺取地主豪绅和官吏的土地分给农民，在农民起义军统治区不征收任何赋税。一句看似朴素的口号，恰好迎合了饱受压榨的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李岩乂编顺口溜使

5、小儿四处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此前，李自成起义军屡遭挫折，几起几落。而举起这面“均田免粮”的大旗后，起义军所到之处，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队伍迅速壮大，次年正月，攻克中原市镇洛阳，部队人数也达百万之众，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横扫中原和西北的广大地区，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占领西安。李自成也于次年伊始黄袍加身，建大顺国称帝。紧接着，大顺政权制定“三年免征，,民不杀”、“平买平卖”的政策，起义军也在沿路民众杀牛羊、备酒浆的欢迎中，势不可挡地杀进了北京城。二、税收制度的缺失葬送了大顺政权战争和政权，都以物质消耗为依托。在常年战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李自成，自然深知这个硬道

6、理。但李自成走了明王朝横征暴敛的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征税。在1均En免粮”的动人口号麻痹和掩盖下，起义军的税制体系长期处于真空状态。而“众逾百万”的部队日常所需的各种军需费用高昂，仅以粮食为例，每人日食升，一天就需要粮食一万石。为筹措军侑等高额费用，李自成将“追赃助饱”的方法运用到极致。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认为，官吏、缙绅、豪强们所拥有的财富，都是从百姓身上剥削来的不义之财，都是赃款、赃物，因此，责令他们将这些财物缴纳给起义军充作军饷，所以称之为“追赃助饷”。李自成在西安时就颁布了掠金令，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追赃数额：“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a后来又规定乡绅也需要助饷。进入北

7、京后，起义军修订了助饷标准，规定：京堂十万，部、院、中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各以千计矣Jb而勋戚、士绅、富商助饷数额,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客观地说，此招既可筹措军费，乂能慑敌安民，不失为一个筹集收入的好办法。但是，打土豪、斗地主官吏的劫掠之策有很大的局限性，地主豪绅毕竟每个只能打次，总有打光的时候，不像税收，只要税源在，来年便还能收，连绵不断。在自己统治的地盘上，仅靠“追赃助饵T,没有其他可持续的聚财办法，就只能是坐吃由空，必定军心、民心不稳。这样，李自成起义军虽然勇猛善战，占地广阔，却没有一寸稳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待到百万之众孤军深入，一

8、朝战败，退守无地，溃如潮水。起义军“追赃助饷”不仅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旧王朝的官吏和地主、商人一网打尽，而且执行过程中，也没有注意政策，以至于出现了许多过激现象，将许多人逼向新政权的对立面。史料记载，起义军仅凭衣冠取人：贼兵手执麻索，见人面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七另外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本有意投降，但是“（吴）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其父）、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兼拷打要银，只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骗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a赵士锦：甲申纪事（

9、外三种）附录第二十七页塘报。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收复北京后，一直特别强调“夷夏之大防的儒生们并没有立即斥其为汉奸，有人还将其比作唐朝镇压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甚至宣称：“吴三桂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清朝窃据中原后，仍有些知识分子将吴三桂与春秋时借秦兵复楚的申包胥相提并论。同时，清军所到之处，受到旧官僚和地主们的热烈欢迎，正是起义军的财税政策失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而且，起义军的“追赃助饷”不像税收那样有多种法规和措施来确保收入归公，往往谁追谁获利。北京城攻破后，因有私利可图，起义军上上下下都沉浸在“追赃”的狂热中，半月之间，“追赃”银达7千万两之巨,b李长江：天下兴亡一中国奴隶社会封

10、建社会赋税研究，内蒙古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本来，这笔收入够维持起义军好一阵子开支，或许能支持到大顺政权税收制度走上正轨也未可知。但起义军进京后，自将军到士兵，个个“追赃”追得腰包鼓胀，私吞白银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以至人人有富贵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如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之流，更是忙着搜括赃款，严刑杀人，且全然不顾近在咫尺的山海关明守将吴三桂和关外满清等大敌，只派几千兵去迎敌，几十万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劫财享乐。刘宗敏还把吴三桂的父亲、已经投降大顺朝的吴骐抓起来拷打，没收其财产，并追求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后虽然得到了陈圆圆和大批钱财，却终于把本想也投降大顺朝的吴三桂给逼反，引

11、清兵入关，一战大败起义军，李自成的起义军在清政权和南明政权的双重夹击下迅速败亡。而这个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的死敌清政权，虽然是从偏远的蛮荒之地打进关内，其科学文化水平远不及汉人，但他们却能够听从汉人臣僚的建议，建国之初即建立起一套税收制度，且这套税收制度吸取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税收制度特别是明代的许多长处，摒弃了三饷加派等横征暴敛措施，不仅得到了政权赖以存在和稳固的财力保障，还赢得了爱护百姓的好名声，客观上逐渐得到r包括汉人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认同，经济和社会也不断复苏和发展，区区几十万人的少数民族成功地打败了多路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政权，统治了数千万人的泱泱大国。至少，从税收制度的建立来看，清政权是更先进

12、和更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也是在与大顺政权力量对比当中满清政权处于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由饱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造反者建立的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对苛捐杂税深恶痛绝，这让人非常容易理解。他们在税收的问题上走向了反面，把税收视为统治阶级的万恶之首，“均田免粮”，完全不去建立税收制度，然而却比明末政权败得更快，更惨。若是“均田免粮”后再回到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不需要国家，不需要政权的长期运行，或许还行，然而这只是天方夜谭。政权的财力基础没有经常稳定的保障，也就意味着聚沙建塔，经不住历史风雨的侵蚀与冲刷。如果说崇祯的明末政权亡于横征暴敛，那么，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亡于免税劫掠，这不啻于另一种形式的

13、横征暴敛，手段还更酷虐。各自极端的税收政策，最终使大明王朝和大顺政权走上殊途同归的败亡之路。三、大顺政权税收制度的假设与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讲，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兴亡是出典型的“成也税收，败也税收”悲剧。其实，李自成的起义军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并不是没有想到建立税收制度。史载：“李岩进臼：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咤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自成悉从之。飞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可见，大顺政

14、权的税收政策并不是全免，只是在明朝税制基础上减半征收。但由于战争宣传鼓动的需要，放弃了既定的税收政策，实行“三年免征:广泛宣传“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种百姓渴望的诱人社会前景，虽然能极大地激发明朝统治范国内百姓的造反热情，但是于新政权巩固不利。这种政策若针对夺取敌占区是有效的，但在自己的根据地也全免税就是很大的失策。假如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放弃贯的流寇主义政策，在统治区内建立起整套行之有效的执政机构，特别是建立适当的能够保障执政财力需要的税收制度，这套税收制度同样可以对贫苦百姓免税或减税，但对地主豪绅课以重税，而当时大部土地都集中在这些人手里。这样既打击了地主豪绅，又不因

15、“追赃助饷”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断了税源，从而以合法的手段使粮饷得到保障。另外，大顺政权也可将地主豪强的土地没收后分给贫苦百姓，均田而不免粮（除灾害与展荒等减免之外），老百姓因为成了土地的主人肯定会拥护农民政权，该缴的税也肯定会踊跃缴纳，这同样可保障财政收入。我国20世纪40年代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分田分地后公粮（农业税）照收，而老百姓同样欢天喜地踊跃缴纳公粮支援前线。如果李自成采取这样的土改措施和税收政策，就能够建立起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不仅可支撑前方的战事，即使前方失利，还可凭借根据地稳固防守，再决雌雄，不至于兵败如山倒，仅一年多时间上百万军队烟消云散，自己也可悲地死在小股地主武装手上。只可

16、惜三百六十多年以前的农民领袖还没有领悟到这一点，没有建立稳固而又能提供稔定财税保障的根据地。而税收制度缺失，无法长时间确保根据地的稳固，一旦战败，其结果只有迅速败亡。大顺政权既是那样波澜壮阔，却又是如此短促。缺少税收等一系列执政制度的支撑，大顺政权就只姑一个空架子，必然会走历史上许许多多农民政权失败的老路。四、税收影响李自成大顺政权兴衰的历史启示历史科学的一切命题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曾饱经沧桑、正走上复兴之路的新时期中国来说，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借鉴，既显得尤为重要，乂有着别的许多国家和政权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税收影响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的兴衰成败，给我们以下启示：一是轻税甚至免税政策有助于号召人民群众，凝聚人心，夺取政权。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实行免税政策后，备受百姓的爱戴，队伍迅速壮大，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推翻了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初期，无税政策往往能收奇效，一方面老百姓对苛捐杂税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战争缴获和没收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