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与宋初军事政策的转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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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蹴侬与库三嫌梯向陈桥兵变不仅标志着后周灭亡与北宋的兴起，更为重要的是，赵匡胤通过兵变及之后一系列军事政策调整，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动乱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学界对于陈桥兵变及宋初军事政策调整多有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育济：世宗遗命的匿废和陈桥兵变，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王育济：论“陈桥兵变”，文史哲1997年第1期；惠冬、张其凡：“失败者”的历史：陈桥兵变新探，南昌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赵瞳：谶纬与陈桥兵变，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范学辉：范学辉宋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2022年；等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

2、一步详细考证陈桥兵变的前因后果，探究陈桥兵变与随后赵匡胤军事政策转向的内在联系。一、后周世宗崩逝前对禁军将领的重新安排与恭帝朝权力格局显德六年（959）五月初二，后周世宗柴荣在北伐幽燕途中突然“不豫”，以致不得不就此放弃北征计划，撤出幽州前线。由于受到“点检做”谶言的影响，在返京途中，世宗迟留澧州（今河南濮阳），于病重之中不断思索着王朝的命运，“虽宰辅近臣问疾者皆莫得见”旧五代史卷119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811582页。为防止亲贵夺位，世宗把在军中素有威望、军功卓著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殿前都点检张永德，一个调往河东战场，一个留镇澧州，动摇了后周太祖郭威确立的亲贵军

3、事领导体制。六月九日，世宗又紧急地“立魏王符彦卿女为皇后”旧五代史卷119世宗纪，第1582页。，继符彦卿大女儿宜懿皇后病逝之后再立其女符金环为皇后，极力笼络控扼河北的天雄军节度使魏王符彦卿，为新朝寻求强大的屏障；在中央层面上，通过小符皇后与赵光义之妻符金锭的姊妹关系，间接地与赵匡胤结成姻亲关系，寄希望于通过巩固赵氏以及殿前军的忠诚，获取相对稳固的内部支持。六月十五日，落张永德军职，赵匡胤顺理成章地升为殿前都点检，宿卫亲军的最高领导权转移到了赵匡胤的手中。由此，实力强大的侍卫亲军司由韩通指挥，新贵赵匡胤统帅精悍的殿前军拱卫皇帝，二者相互制衡，又都服从于范质、王溥、魏仁浦领导的文官政府的领导。在

4、外，又有魏王符彦卿作为新朝忠诚的藩屏，恭帝朝的权力结构清晰起来。但是世宗临终前的规划并未能按其心愿维持下去。六月十九日，世宗崩逝当日，就发生了范质等顾命文臣联合赵匡胤匿废世宗遗命的事件，经此之后，赵匡胤始与文臣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同盟，世宗生前规划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到七月份，后周朝廷又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赵匡胤的将领人事调整，大量原殿前军系统将领被迁入侍卫亲军中，一些非殿前军系的将领被出镇地方，赵匡胤对禁军领导权的影响大大增加。其母杜氏也不断奔走串联，以联姻的手段笼络权臣。另一方面，世宗崩逝前通过册封小符皇后加强与地方符氏、中央赵氏联系的安排似乎遭受了某种挑战。隋唐以降，帝后“同穴而葬是其主流”

5、樊一：历代帝后的合葬及其类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第27页。，五代王朝更替频繁,但有条件的也多以皇帝生母与先帝合葬。显德六年（959）十一月，后周世宗于庆陵下葬时，不与恭帝柴宗训的生母大符皇后合葬，反而“以贞惠皇后刘氏衬焉”旧五代史卷120恭帝纪，第1596页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对后周的忠诚。后周朝廷的权力不断向赵匡胤一方倾斜。但赵匡胤此时仍未掌握绝对的权力，甚至面临种种挑战。殿中侍御史郑起“见上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宋李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

6、11页。，希望早加遏制，却不为范质所重视。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叠成鸿渥，未释总戎,严肃禁旅，抚察京都”韩通墓志拓片，新乡博物馆藏。，与殿前军的赵匡胤争夺禁军的指挥权，并取得了一定优势，一时间“军政多决于韩通宋邵伯温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但韩通在京根基不深，人情渐依附于赵匡胤，随着赵氏名望日隆，其子也多次劝说韩通，希望他“早为之所”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戊申，第6页。，却未被韩通所理会。二、从“都下喧言”到陈桥兵变后周恭帝柴宗训幼冲践位，主少国疑，皇室凋零，仅有外戚张永德、李重进有拱卫皇室的能力，却为世宗猜疑，被调离京城，无法掌控禁卫部

7、队，京中局势并不稳定。后周显德七年（960）元旦，“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丑，第1页。陈桥兵变前，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州）二州传来“北汉会契丹兵入寇”的消息，后周派赵匡胤率兵御敌，行至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在此过程中，契丹、北汉是否连军进攻镇、定二州，是至关重要的事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是赵匡胤主动谎报军情，借机兵变。如周宝珠、陈振等认为，后周显德七年（960）元旦，赵匡胤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军情，说契丹勾结北汉大举南侵（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太祖代周：“周显德六年十一月，镇、定二州上言，北汉会契丹兵入

8、寇。”）,要求后周急速派兵抵御。宰相范质、王溥等不辨虚实，立即派赵匡胤出征。朱绍侯、吕振羽、陶懋炳、尚钺等大多也持此意见。蔡美彪观点稍异，认为是镇、定二州谎报军情。但总的观点是军事入侵并不存在，一切都是赵匡胤个人的阴谋，或者是与镇、定二州合谋。然而，曾维华在陈桥兵变前镇、定二州并非“谎报”军情一文中认为，要使后周朝廷相信这一敌情报告，只有镇、定二州的节度使派人报告才行。这二州的节度使郭崇、孙行友都忠于后周朝廷，并未加入赵氏集团，不太可能配合赵匡胤的夺权阴谋而谎报军情。另外，北汉与契丹合兵南下，在辽国方面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这一时期双方军事摩擦不少于十次，其中不乏北汉、契丹相互连兵对付后周的行动

9、，不能因辽史未载此事而怀疑其他史籍记载不实。再考证兵变前后史料、报告，可以断定，北汉、契丹连兵“入寇”是确有其事的。故而赵匡胤发动兵变应极为仓促，至少是准备不充分，这也导致兵变时一系列不顺利情况的发生。后周朝廷决意紧急派遣赵匡胤领宿卫诸将北上抵御，军权集中到他的手中，成为后周权势最重的人，彻底打破了世宗崩逝前对朝廷格局的安排。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一些野心家鼓动颠覆后周政权，军心亦不稳定。赵匡胤等即决定以北汉、契丹连兵入侵为契机，利用后周中枢“仓卒遣将”的失误，举行兵变。然而事起突然，缺少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兵变的消息可能被迅速泄露，”时都下喧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

10、惟内庭晏然不知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壬寅，第1页。，迅速引起了都城士民的恐慌。上一次郭威代汉立周不过十年，兵变时屠戮都城给都人带来的深刻印象尚未磨灭，一些消息灵通的“富室”甚至举家逃往外州。漩涡中的赵匡胤仍犹疑未定，对兵变传闻的爆发丝亳没有准备。“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邪！太祖默然而出。宋司马光著，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流水记闻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赵匡胤领兵出征当日，一众大小官员于开封城西北固子门内的芳林园设宴送行，其中翰林承旨、吏部侍

11、郎陶谷因为性格“急率”，又好“恢谐”，在酒宴上表现得尤为怪异，“陶谷牵衣留恋，坚欲致拜，上再三避，谷曰，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清周城：宋东京考卷10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9页。陶谷坚持以大礼参拜赵匡胤，并隐晦地称待到其返回时就难以继续在一起喝酒了，似有所指。陶谷历仕四朝，政治嗅觉十分灵敏，之前与赵匡胤少有交集，入宋后也碌碌无为，“终身不获大用”宋史卷269陶谷传论，第9251页。，绝非赵匡胤集团中人。这次积极向赵氏靠拢，表示周廷中相当一部分文官或者得到了可能即将发生兵变的消息，或者从当下的政治格局中得出周室即将被颠覆的结论，并以此相试探，在赵匡胤面前表演，继而希望在新朝获

12、得一席之地。原本应当慎之又慎的兵变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极不符合常理。宋人袁文对此也怀疑不己：“则此事当时已知之矣，万一别有变，将如之何？何不谨密如此？”宋袁文撰，李伟国点校：瓮牖闲评卷8,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8页。若从当时的后周权力结构变动和禁军领导体系或可窥得一二。宰相范质与赵匡胤共同密谋匿废了世宗的遗诏，“已陷进了一个除了对匡胤予以支持、扶植（无论这种支持、扶植是自愿的，还是违心的）以外，别无选择的泥坑之中了”王育济：世宗遗命的匿废和陈桥兵变，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第30页。另一位宰相王溥也有“阴效诚款”的传言。而赵匡胤的母亲杜氏更是以姻亲重点拉拢掌握军令的枢密使魏仁浦，

13、赵匡胤逐渐取得了后周中枢机构的支持。另外，在禁军之中，韩通刚愎自用，对赵匡胤的行为颇不以为意，“互相忘而不相忌工而且此次出兵，虽然是赵匡胤领兵，但殿前军的主耍将领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都未随军出征，殿前军还要留下相当兵力护卫宫禁，部队主力中殿前军部队必然不多，似以侍卫亲军为主，这也当是韩通放心让赵匡胤出征的原因之一。既然中枢和主要军事统帅对此次出征都没有异议，那么都人的兵变传言自然就不为周廷所重视，也就“惟内庭晏然不知”了。三、陈桥兵变中赵匡胤对禁军骄兵悍将的利用元月三日，赵匡胤率领大军出发，途中遇到幻日现象，“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军校苗训指给赵匡胤的亲吏近臣楚昭辅，谓之曰

14、“此天命也”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壬寅，第1页。，进而煽动军士。中国古代往往把皇帝比作太阳，天有二日则是预示着还有一位新皇的“天命”，为鼓动军士兵变准备好了思想基础。当夜，赵普与殿前军系统的殿前都虞候李汉超、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内殿直都虞候马仁琨、都押衙李处耘等商议，密谋兵变。然而赵匡胤在军中势力并不强大，对侍卫亲军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必须事事谨慎，赵普随即晓谕众将：“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壬寅，第2页。并且急遣衙队军使郭

15、延赞入城驰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人遂做好准备，全军“环列待旦”以待赵匡胤大军。其中石守信控制了皇城左掖门，而王审琦则控制了内城仁和门。次日黎明，按照预先计划，殿前军发动兵变，军士们“四面叫呼而起，声震原野”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第3页。，拥戴赵匡胤为天子。兵变过程中，殿前军军士彼此间不断呼喝应和“声震原野”，意在为兵变制造声势。总的来看，陈桥兵变由赵普等核心成员谋画，军将首先倡乱，军士随后发动，是步步升级的变乱，而非全军一致的行动。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在陈桥的大军中除赵匡胤所亲信的殿前军部队外，还有一支数目可观的侍卫亲军部队，需要把他们裹挟进来，而不至于发生内江。赵匡胤

16、建立北宋之后，“论翊戴功”，除加封殿前军诸将以及各军高级将领外，还重点封赏了两位侍卫亲军司将领，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升为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升为武信军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而在平定了昭义节度使李筠发动的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之乱后，旋即解除了二人的兵柄，代之以韩重赞和罗彦康，前后仅仅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其原因就在于在陈桥兵变中二人虽然有“翊戴”之功，但属于被裹挟进来，在赵匡胤的眼中属于“不可靠”的一类。赵匡胤虽凭借殿前军发动兵变，但仍不能与侍卫亲军正面相抗，赵匡胤本人也缺乏资历，故不得不始终小心谨慎。陈桥兵变中曲折的回城路线，充分体现了赵氏在军事实力和声望上的不足，反映出其无力左右全部禁军的事实。赵匡胤由陈桥驿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