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改革新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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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起围绕胡服、骑射、舟楫、修建长城实施了前期改革。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以武灵王为主父率领胡服骑射部队，国内行政则由惠文王掌管的这一双重统治体系。然而，前期改革并不单纯囿于军制领域，更多的还体现出“从源于周王朝的礼仪秩序逐渐脱离转而向北方异民族世界接近”的这一作为礼制改革的计划，其目的则是为了将北方诸势力收入其掌控之下，从而与齐、秦抗衡。基于上述计划，武灵王对其之前的国家战略进行了180度调整，企图联合南、东部，向北、西部推进扩张。最终，赵国以代、中山、邯郸为节点，成功的将燕经济圈、戎经济圈和洛阳经济圈相连。但是胡服骑射这一战术仅在山岳地带才能发挥其原本的效果，实施

2、胡服骑射并未使赵国在军事上较其他诸国形成压倒性优势，再加上合纵的失利，使得单独对抗秦的赵国在外交、经济、战术上均无力与秦为敌，乃至最终迅速步入衰退的道路。战国时期；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舟楫改革；经济圈；主父序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性情报网络及物流网络的发达促成了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流通经济的快速发展。笔者在另文中曾提到，战国秦汉时期存在有多种带有自身特产与资源的“经济圈（economiczone）s且各“经济圈”之间以青铜货币等为媒介不断促使交易的成长KakinUma，Yohei.TheEmergenceandSpreadofCoinsinChinafromtheSpringandAutumnPe

3、riodtotheWarringStatesPeriod.In.Bernholz,P.&VaubeLR.eds.ExplainingMonetaryandFinancialInnovation:AHistoricalAnalysis.Switzerland:Springer,2014.。到战国中后期，出现了至少两个能够支配数个“经济圈”,且促进各“经济圈”间彼此的交易愈加便利，从而产生巨大经济利益的国家，此即为秦、赵两国。其中，秦以其根据地“关中经济圈”为根基，在此基础上又掌握了“巴蜀经济圈”及“戎经济圈”，通过对“经济圈”间商业活动的促进，创造了极大的利益。此外，秦还开发关中，并向巴蜀实施移

4、民，有效规避了伴随人口增加而导致的受耕地面积制约的问题。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帮助秦国一跃而成为强国。另一方面，赵国位于“燕经济圈”（今北京一带）及“洛阳经济圈”（今郑州、洛阳一带）之间，笔者曾提到，自战国中期以后，赵国开始发挥出连接两大“经济圈”的重要作用，而对于其具体情况则尚未加以深入探讨。那么，赵国究竟是从何时起通过何种途径起到如此作用的？在此间，赵国所起到的作用又产生了何种影响？此外，为何即便如此的赵国依然败给了秦国？值得注意的是赵武灵王的动向。众所周知，赵武灵王是引领赵国进入最强盛时期的重要人物，亦是于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左右实施“胡服骑射”的改革领军人物。那么，其实施所谓“

5、胡服骑射”这一改革的最根本目的是什么以及具体如何实施？虽然这项改革一般多被看作是积极地军事性改革，但在经历改革后的赵国最终在秦国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其原因究竟何在？虽然关于上述诸问题至今已出现了一部分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笔者却仍在些许问题上有着与之所不同的见解。况且，以往研究也并未完整准确地掌握贯穿于武灵王一生的这一远大计划的真面目。因此，本文在整理对“胡服骑射”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不拘泥于“胡服骑射”，尝试解明武灵王所提出的国家战略之全貌。一、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关于“胡服骑射”的目的，一宜以来都存在有通过这种军制改革，强化军事实力的说法将“胡服”与“骑射”均看作是军制改革

6、的主要有，王国维：胡服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缪文远：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考-战国策检论稿之一，历史论丛，第二辑，齐鲁书社，1981年；何清谷：赵武灵王与胡服骑射，秦史探索，兰台出版社，2004年；叶高树：赵武灵王的易俗及其宫廷政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第23号，1995年；张焕君、高敏：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看战国时期社会思潮，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孙乾博：论胡服骑射促使赵国逐渐走向衰亡，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等。另外，石本利宏也列举了作为军制改革，武灵王不仅实施了胡服、骑射的改革，还对舟楫（水战的技术）加以改进，石本利宏：战国赵仁扮CT马“胡

7、服骑射”改革，东洋史苑，2009,第72号。，或体现外交姿态变化的说法1o此外，最近还出现了将“胡服”与“骑射”区别开来，在指出“骑射”所具有的军事意义的同时，提出“胡服一脱离周王朝的礼制秩序，转而开始向胡靠近”的这一强调“胡服”在礼制变革中的意义的看法沈长云等：赵国史稿，中华书局，2000年；桥本明子：战国赵父胡服骑射”，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30号，2006年。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胡服骑射”最为妥当？在此之前，如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胡服骑射”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说，在以往研究中，“胡服骑射”改革被看作是军事制度、外交及礼制上的改革，这一侧面固然十分重要，本文也会对此进行探

8、讨。然而，无论“胡服骑射”改革的实态为何，真正重要的是，武灵王希望通过这一改革将北方诸势力置于其统治之下（参见史记赵世家战国策赵策二等）。“胡服骑射”不过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诸项改革之一而已。关于北方诸势力的范围目前虽存诸多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含有中山（灵寿等）及三胡（楼烦、林胡等）。特别是其中的中山作为“千乘之国”，曾几次击败齐、燕、赵等“万乘之国”，而赵国更曾在与其交战中遭遇惨败，以致一直对中山耿耿于怀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九年条云：“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部，微社稷之神灵，则部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

9、中国之俗以逆简、衰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鄙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战国策赵策二亦有几乎相同的记载。战国策齐策五云：“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北胜，此用兵之上节也”等。中山冥王墓所出土的青铜器“冥鼎”上也记载了中山破燕之事。而且，“胡服骑射”在本质上是一种仅对北方诸势力才有效的战术。“胡服骑射”常被与以往的战车部队放在一起加以对比。但“骑射”实际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强于战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骑云：“春秋之世，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

10、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尤，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矣工然而，对于这种骑马战法作等闲视之者不在少数。石田英一郎：天马G道-中国古代文化G系统论寄过乙，桃太郎）母比较民族学的论集，法政大学出版会，1956年；大室干雄：胡服骑射，新编滑稽-古代中国G异人Z,*9加书房，1986年等，均认为骑马部队与战车部队相比全面占优。引用顾炎武此说的论者中也有不少人轻视这一特性，认为由于胡服骑射无所不能，因此方才被传播进入中原诸国。另外，孙乾博：论胡服骑射促使

11、赵国逐渐走向衰亡对强调胡服骑射改革的意义这一一般说法加以驳斥，认为赵国在武灵王以前曾拥有强大的军队，而胡服骑射的作用仅在于将其进一步强化而已。但是这一看法也忽视了兵种在某一方面的优劣这一点。“骑射”较战车更能发挥效果的环境往往仅限于战车无法有效行动的山地。一旦到了平地，则战车更为稳定，较“骑射”具有更强的攻击力。其时马镣尚未普及，骑马战斗缺乏稳定性，而战车的士兵则可以使用符及戟。这一点想必即使不考虑相关史料的可信性高低也能想通。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八阵篇云：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2正如郝良真、史延廷所

12、指摘出的，即便在武灵王十九年胡服骑射改革实施以后，赵国除了步兵外依然保有战车部队3,并在与韩、魏、秦等国的交战中加以灵活运用。例如，在武灵王二十一（公元前305年）年攻打中山时，所有士兵均非“骑射”，军中有“车骑”，赵军外又有与其所不同的“胡、代”之兵，主力则全为步兵史记赵世家武灵王二十一年条云：“攻中山。赵沼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大室干雄：胡服骑射认为这些全部是骑兵部队。的确统率左军、中军、右军的将军均被强制身着胡服。然而，武灵王十九年实施的是胡服改革，仅仅通过此招揽胡人骑兵而已（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九年条“遂胡服招骑射。很难想象在其后两年时

13、间内赵国全军都被改编为骑兵。而且，想要确保及培养这样庞大的骑兵队伍所需马匹也绝非易事。事实上，为此所设置的“骑邑”并没有顺利的进展下去。而且，本文出现有“车骑（战车部队）”，因此可知，左军、中军及右军应为步兵部队。反过来，假如当时赵军全军均己经完成向骑兵的改编工作，那么，其后李牧讨伐匈奴之时，不仅率领骑兵，其中还有战车及步兵则与之相互矛盾。赵国末期活跃于第一线的名将李牧也曾亲率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百金之勇5万人、弓箭部队10万人驱逐匈奴。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云：于是李牧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土五万人，骰者十万人，悉勒习战。赵国以外的国家（燕国等）亦持续使用了

14、战车。比如，史记燕召公世家云：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报燕王日：“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部，卿秦攻代。其中，秦国曾数次击败“胡服骑射”后的赵国，这些都表明“胡服骑射”并非如想象的那样无懈可击。由此可知，“胡服骑射”改革是专门针对北方诸势力的特定战术，其目的是为压制北方诸势力。其二，关于“胡服骑射”的主要文献多有重复，在史料的可信性与史料间的先后关系上亦存在着争议。例如，关于武灵王，战国策赵策二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中均有重复，有人将战国策看作商君书的抄本或修改版缪文远：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考战国策检论稿之一

15、；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吉本道雅：商君变法研究序说，史林第83卷第4号,2000年等。，也有人则恰恰相反，认为商君书是战国策的抄本及修改版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第21期，1937年；好并隆司商君书研究，溪水社，1992年等。通常情况下，多以史记赵世家为可信性较高的史料4,特别是和史记商君列传在内容上不重合的史记赵世家的记载，由于与关于商君的典故间关系薄弱，因而备受关注石本利宏：战国赵仁;厅马“胡服骑射改革。但是，史记是司马迁在经过取舍后完成的后来的史料，且我们无法断定其在取舍的过程中有没有缺漏。因此，无论多么重视史记，也不能一概单纯的将战国策等相关史料摒弃。因此，本文在引用史料时，不会拘泥于关于评论“胡服骑射”的史料，而更关注诸如“于某年实施某事”这样的“纪事”。这是因为，在史记与商君书中对于议论“胡服骑射”的内容及评论多有重复，相较于武灵王与商君的故事存在较为混淆的问题而言，“纪事”部分则不太存在与商鞅的事迹相混淆的情况，且故事性成分也较低。这与将春秋左氏传的“纪事”与其相关评价相区分，把后者看作是后世所附加的内容的这一小仓芳彦的研究手法如出一辙小仓芳彦小仓芳彦著作选IH春秋左氏传研究，论创社，2003年。基于以上两点，再来审视诸改革的效果。亦即，武灵王以支配北方诸势力为目的所实施的诸项改革具体改变了赵国的何种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