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年谱与当代作家研究-ChronologyofContemporaryWritersandResearchonContemporaryWriters.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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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作家年谱与当代作家研究ChronologyofContemporaryWritersandResearchonContemporaryWriters作者：李雪作者简介：李雪，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19年第201912期第13T8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5期年谱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中广为治学者所编、所用，自古至今年谱的编写方法在沿袭的基础上亦有所发展。随着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趋势，为当代作家编写年谱被一再提及，并引发了一些讨论：应该为哪些作家编写年谱；如何为当代作家，尤其是活跃于当下文坛的50后、6

2、0后作家编写年谱;资料如何获得、选取，体例应该怎样。甚至将尚未被充分经典化的作家尽早年谱化是否合适或许都不会达成共识。毕竟年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稳定，而当代作家正处在不断被历史化”的过程中，过早的沉淀可能会带来被简化、固化的风险。实际上，在当代作家年谱的编写尚未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规则时，一批关于当代作家的年谱已然出现。除了已故且距今有一段时间距离的老作家柳青、高晓声，50后的路遥和王小波、去世不久的陈忠实、健在的30后作家王蒙等皆有了自己的年谱；早在2012年东吴学术杂志已经开始有计划地逐步刊发50后、60后作家的文学年谱，包括贾平凹、莫言、阿来、阎连科、刘震云、铁凝、林白、张炜、余华、苏童等。

3、这些年谱粗看不过是作家生活史与创作史的结合，记述个人信息与文学成绩，细看却体例不同、内容各有侧重。这种不同也引起了研究者对如何编写当代作家年谱的讨论。而在笔者看来，在讨论如何做年谱之前，需要明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当下为当代作家做年谱。陈思和在给东吴学术年谱丛书作序时说：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这基本概括了古今理想年谱的功用，但这几点年谱却往往不能兼顾。单以当代作家为例，看似编写者离谱主近，更容易获得资料，更便于考证，实际受限颇多。一方面，当代作家的前期资料储备不

4、足，尤其是健在作家，他们的太多个人资料尚未公开；另一方面，囿于私人关系、文坛是非、人情、道德与法律责任当下也不便于披露与追究。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手稿、日记、书信等传统的纸质材料明显少于前代作家，以后作家、编辑、批评家恐怕要有意识地保留相关的电子邮件和微信内容了。在此种情况下，目前出现的大部分当代作家年谱其实是少考证、走访、调研、挖掘新史料的依靠二手资料整合、摘取的资料汇编式年谱，说当代作家年谱总体上做得比较粗疏也不为过，当然这其中不乏几部令人惊喜之作。那么，在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之时，为什么要急于将年谱编写提上日程呢?古代年谱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不限于记述谱主的平生行止、主要功绩和思想迁流

5、，更意识到年谱的作用同时在于通过谱主可以牵引出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风俗，以及与谱主相关的诸多人与事，进而可以探讨形成的师承关系、学派源流等。当代作家年谱在未大量出现之前，其实已有研究者对作家展开了“年谱式阅读。所谓“年谱式阅读，一方面是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恢复传统的知人论世研究方式，充分调动作家的传记资料理解作家，并将作家放在其展开创作的具体历史背景中来讨论，为作家建立起纵向的大文学史和横向的历史现场的关系；另一方面强调梳理作家个人的创作史和生活史，为作家勾勒出一生的轨迹图，进而在琐碎的材料中发现作家的某些关键时刻，比如起点、转折、过渡等，从而通过关键线索发现作家的本质性特点与创作、思想上的变化。

6、当代文学研究者在进行此种研究时会普遍感到所依凭的材料过少，且材料大部分散落于报刊之中不成体系，出现在他著中的只言片语更不容易被搜集、聚拢，而有效整合、选摘史料，线索清晰，且横向与纵向时间泾渭分明的年谱在此时可成为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工具。所以，与其说我们为了学科完备在效仿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如说当代作家年谱目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就是为当代作家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做准备，它目前可能尚不能很好地做到古代某些年谱那种提供品鉴与学术溯源的功能，但它可以做到更为注重史料提供、确证和线索梳理。这样的话，当代的这种资料汇编式年谱看似初级，其实是理想年谱形成的必经阶段一先把公开可见的资料搜集、提取、梳理

7、使其得以被清晰呈现出来，进而不断修正与补充。年谱编写者在编纂过程中其实已经意识到年谱的暂时性，有编者在给王小波编写年谱时有意将年谱命名为“王小波年谱初编，初编二字已然表明了年谱的未完成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赞赏美国人不惜重金走访、调研获取一手资料的治学方式，但他继而说：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当代作家年谱明显的特质是利用公开发表的有限史料力争与传统年谱一样呈现谱主的身世（包括家庭与家族、出生地的地理与文化特点）、教育、阅读与文学资源、交游、创作缘起、写作与发表情况、文学批评与接受情况、

8、获奖与具体参与的文学活动等，作家的访谈、创作谈、回忆性文章、传记、研究资料尽量被穷尽。但目前因为围绕当代作家的多方发声过少，年谱在记述作家身世、家乡、早年经历等方面基本依凭作家自述，年谱记述作家的童年及青少年阶段时，他人的声音基本是消失的，作家自己的说法具有了唯一性，而作家的讲述多少带有在追忆中建构和修饰的成分。这同时造成一部年谱往往出现前后分裂的状态，即年谱在记述出生、童年、青少年到成名这一时段时，个人生活的内容相对丰富，表达更为具有文学性、故事性，并且编写者为了彰显这部分内容的史料价值，难以以完全客观的态度讲述，而有意识地勾连作家的早年生活与日后创作的关系；而在作家成名后,去除引述颇多的批

9、评史，仅剩下私人生活隐匿了的作家作品表与文学活动表，事件罗列求全而少细节。这也是主要靠二手资料编写年谱不可避免的弊端。这里并不是有意批评年谱的编写者，而是提醒当代的特殊性使当代作家年谱自然会与古代作家、现代作家的年谱存有很大不同,或者说，我们再用传下来的年谱知识来限定针对当代作家的年谱编写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然而，若以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依据为目标，年谱的确应在史料与考证上优于一般性资料汇编。年谱中应出现新资料、提供新线索，或是将以往被忽视的重要史料强调出来。若是以研究工具、帮助理解作家为编纂目的，笔者以为为当代作家做年谱即便在资料受限的情况下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年谱应提供谱主所有作品的篇

10、目，并予以确认。古代做年谱对此并无要求，有些年谱还会刻意有选择地收录篇目，以体现所选作品的重要性。那是因为古代年谱有全集做依托，年谱与诗文相互辅助。而当代作家全集尚且不全，作家往往把成名前的作品自行排除在全集和文集之外，年表和作品表又多依靠网络检索获得篇目，实际很多作家早年的作品一直散失于集外。如王贺所说：近现代文献之所谓辑佚，多是搜报章杂志发表或见载于某书而未能编入作者文集、全集的单篇文字，观其所谓之佚文,其实只是集外文.年谱恰恰在此时应替作家完成“补遗”的工作。而实际情况是年谱编写者过于依赖已有但本身有所遗漏的资料，而缺少主动的对新史料的补充，反倒是作家研究走到了年谱的前面。近年随着研究者

11、对作家成名前史的填补，作家不常被提及的“训练期”作品也被纳入研究视野。比如余华这种看似在当年“横空出世的先锋作家实际上还有一段先锋前史；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韩少功等跨越两个文学时期的作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创作也备受关注。然而有些年谱的资料提供却滞后于研究文章，难怪有研究者批评道：韩少功作品目录与韩少功文学年谱，以致出现年谱不如选集的奇怪现象。年谱提供的资料线索比作家选集还要少，其参考价值就大打折扣了。韩少功文学年谱（2012年版）的确介绍了韩少功在70年代的生活、阅读、创作情况，也一记述了其发表的作品：”这一年（1972年），韩少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有短篇小说路，但未公开发表。当

12、时还有一些文章发表在没有正式刊号的内部刊物上，比如汨罗文艺，岳阳的工农兵文艺等等一九七四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炉上山（湘江文艺第二期）、短篇小说一条胖鲤鱼（湘江文艺第三期）、时论天马”独往”（湘江文艺（批林批孑鳍刊）三月号）”而后编者收录了韩少功在7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如稻草问题对台戏七月洪峰等，但并未提及开刀华政委和交通班笋妹山路战俘及其诗作。正因为此前的年表、研究资料、文集没有呈现这些材料，年谱才更为需要填补空白。曾对此提出批评的武新军在编写韩少功年谱（2017年版）时则填补了遗漏的篇目。恐怕需要进行填补的不只是韩少功的年谱。除此之外，作品的修改、版本、发表情况、编审意见、

13、译介，包括重要作品的写作缘起、创作准备等信息也应该被提供和一考订。其次,年谱须聚焦谱主的细节，尽量对作家进行宏观勾勒与微观描摹的结合，而不是泛泛陈述众所周知的履历,过程、现场甚至逸事比履历更能接近作家的真相。对当代作家的研究得以推进也需依靠更多的细节性材料。其实很多有意味的细节性材料并不一定需要田野调查才能获取，它们本来存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些被编写者在年谱中特意提及或有意强化，则体现了编者对止困材料的重视。这些材料不仅体现了作家与创作相关的“公事，更可见作家的情绪、思想、个性。在当代作家年谱中，王刚编写的路遥年谱和邢小利、邢之美编写的陈忠实年谱在材料选取上较为细致。当然为这两位作家做谱比为

14、健在作家做谱更为有优势。像苏童、余华、林白这样的作家，他们的档案、亲友访谈、书信、日记、交游、私人情感等方面极少被披露，而王刚在为路遥做谱时，前面已经有传记、书信、大量的回忆文章做基础，且有路遥纪念馆、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做依靠，年谱中可见路遥的档案资料，甚至有从私人手中获取的手稿，加之编者的走访、采集，年谱中多处详细呈现了谱主公事与私事的来龙去脉。陈忠实年谱的优势则是熟人做谱，陈忠实的很多重要时刻，邢小利都是在场者。比如年谱中记述陈忠实在会上谈到柳青，晚上,打电话给邢小利，问他今天会上的发言合不合适，有没有不妥之处。然后说，他只说了他读创业史的过程，对创业史如何喜爱，没有对柳青和创业史进行评价

15、。邢小利说没有感到不妥，大家反响很好，认为很真诚，也很恰切。陈忠实说现在文坛上对创业史有争议，我也看过一些，有的是部分否定的，有的甚至是全部否定的。我觉得，我读创业史的理解和感受，创业史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反映，基本上是真实的。这是只有见证者才能提供的材料。陈忠实年谱虽然也少有谱主的私人生活，但它注重呈现不同场合中的陈忠实，有公开场合、官方活动中的陈忠实，亦有私人聚会、文友畅谈中的陈忠实。路遥年谱与陈忠实年谱在注重细节性资料的同时，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它们都有意识地将谱主放置到历史背景中来看待，放置到陕西文坛中来看待，尤其想要讲述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间的“故事，促成他们的“交

16、流，其中的历史细节亦颇值得揣度。如果说路遥年谱引述白描的回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后路遥大受打击，回西安后到柳青墓前痛哭，这段材料并不鲜见，且意思明确，那陈忠实年谱多次提到路遥便颇具意味了。一次讲到陈忠实在读完人生后很受刺激：他说他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这种瘫软的感觉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艺术的打击。他很受震撼，他当时创作激情正高涨着，读罢人生之后，却是一种几近彻底的摧毁。此后连续几天，他一有空闲便走到漏河边上，或行或坐，却没有一丝欣赏的兴致，思绪翻腾，不断地反思着他的创作。（11）同是以现实主义写作农村题材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