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与《尉缭子》新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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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盛穗与展l三子新考一、关于尉缭子的争议尉缭子具有卓越的军事与政治思想，但是在先秦诸子中长期被忽略以至于在书本身和作者各方面都存在很大争议和很多分歧意见。实际上它典型地反映了战国末期至秦统六国开始这一历史阶段中个别有政治远见的士人思想转变的过程，反映出他们由希望振兴自己的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转到在观念与实践上都促进全国统一的过程。这部书虽是同一作者之作，却包括战国末期和秦统一六国军事行动这两个时期的著述。书中有些地方思想不完全一致，反映出作者在政治、军事策略和立场上的转变，但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同样显示着作者不凡的政治与军事才能，而且有的观念是前后贯穿，只是措词和论述角

2、度不同，如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和任用贤能的思想等。全书不是孤立地论军事，而是将军事同政治结合起来，军事上认为兵胜于朝廷（战争的目的性与战略决定战争的胜负）。这部书前一时期的篇章中强调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反对侵略，军纪上严禁滥杀无辜，对军事活动的定义是“夫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全书在吏治上强调内有其货“举货任能”，政治上主张“明法审令，反对酷刑逼供，又强调“贵功养劳，具有突出的法制观念：又提出“亲民M任地，具有明确的民本思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反对政治军事活动中看重“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否定卜筮的作用，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比起先秦其他几部军事著作来，思想开阔，显示出一种进步的军事观

3、念和政治观念，有些论述在今tl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这部书后期的著作顺应当时统一战略中面对的现实，自然在思想观念上有所调整。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而至战国之时各国间的战争更频繁。所以孟子提出“一天下”的主张。统一全国并施行“仁政”可以说是彻底消除战乱使社会趋于安定、能够正常发展、老百姓获得安乐的唯一道路。但是，各国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保留下来，尤其处于七雄东、西、南三个周边地带有较宽发展余地的齐、秦、楚三国都希望由自己的国家统一天下。除了如苏秦、张仪等朝秦暮楚的纵横之士以外，一些有思想，也有所坚守的士人，既希望天下尽快统一，而面对故国的消亡又有一种不舍的伤感，在思想观念和情感上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尉缭看

4、到魏国衰亡之象和秦之统一天下已成定势，便到了秦国，他应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对秦国商鞅以来所实行的伍什相保制度加以肯定，提出殄怪禁淫”和臣下“守法稽断，主上明法稽验”，明赏贲，严诛资工尤其可贵的是他提出“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焉有喷呼酰酒以败善者乎？”（治本）这不已体现着如礼记礼运所载孔子所说“大同”社会转变的思想吗？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享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658-659二者之间，

5、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孔子把它看作是已经过去的一种理想社会，而尉缭把它看作是将来的一种发展目标。当然，尉缭的思想也是一种空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建不成这样的社会的。但他将这种社会看作九州统一后的发展目标，是十分了不起的。他不愧为我国两千多年前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思想家。遗憾的是从汉代至本世纪初，关于尉缭其人与尉缭子其书，各种文献中记载歧异，学者们的看法分歧之大，在先秦诸子之中无有过之者。首先，关于尉缭是什么时候的人，是战国中期的，还是战国末期的？是哪一国人，以及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说为司马错？或宋锐？或尹文、或尹文弟子？他的生平大体怎样？这些都有种种说法。其次，关于其书，是部书还

6、是两部书，今存尉缭子究竟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兵书？还是杂家之书？还是合编本？如是两部，为一个人所著？还是分别为两个人所著？对其人最突出的怀疑说法，是本无其人：对其书最突出的怀疑说法，是后人拟作的伪书。二、尉缭即顿缭1972年山东银雀山西汉初年墓中出土了尉缭子的残简六篇，伪书说”销声匿迹了，被一些人疑为虚无的尉缭其人也复活了。只是关于作者生活年代及生平方面仍不清楚，关于其人、其书看法上的不少分歧还在。然而当我们对有关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彻底的清理比较，将从古代到近代并不矛盾的诸多说法联系起来作整体分析，就会发现：尉缭这个人是六国之末一位有思想、有政治远见的杰出人物，他本名顿缭，为西

7、周时封国顿国旧贵族之后，顿国于春秋末年（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496年）为楚所灭，除王族被迫南迁外，其他同姓旁族成为魏人，以“顿”为氏。顿缭生活于魏昭王、安藤王、景浴王（即秦王政前期）时代。其晚年入秦以后秦始皇任命他为国尉，后人遂称之为“尉缭，尉缭子一书是尉缭不同时期著作的结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十年免吕不韦相国之职以后说：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日：“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浴王之所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日：“秦王之为人，

8、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泰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2293-294我以为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即此尉缭，战国末年人。同时，我以为尉缭即战国策中说的顿弱。战国策秦策四秦王欲见顿弱云：秦王欲见顿弱，顿弱臼：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秦王许之。于是顿子日：秦王悖然而怒。顿弱臼：“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秦王日：山东之战国可兼与？顿子日：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

9、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日：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子日：“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万金，弗得私也。秦王日：“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354读之即知两书所记为同一事：第一，战国策中所记顿弱要求见秦王时不参拜，秦王许之，正是秦始皇本纪中所写秦王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的根源，也因此才有尉缭怕被杀而逃走之事。第二，两书所载向秦王陈辞，虽详略不同，但可看出其相同点：秦始皇本纪言“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

10、；秦策中言“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工两篇之异只在详略不同，各有侧重而已。第三，顿弱同尉缭之别，顿为姓氏，尉为官名。因秦以其为国尉，是顿缭最后之职务，故秦人称之尉缭，汉以后人亦因此而称之尉缭，犹卫鞅之称作商鞅（秦封之为商君）。第四，“缭”字在先秦之时与“弱”音相近，故有的文献中写作“弱:二字先秦古韵中均属宵部。其声母“缭”在来母，“弱”在日母，来母之字与日母之字通借之例古多有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柔利国，一云留利之国4232；尚书盘庚上“无弱孤有幼5234：汉石经“弱”作“流”；战国策魏策三秦绕舞阳之北314,汉帛书本“绕”作“缭”。“留”“流”“缭”与“弱”“柔”“绕”通借，

11、说明当时某些方音中缭与“弱”同音,则顿弱即“顿缭”。我们弄清楚了尉缭在上古文献中的另一写法，将他见于先秦史料的时间提前，而且对他生平的考察可以有更宽的范围，对他的身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进一步证明：尉缭是战国末年人。其实清代学者沈钦韩在其汉书疏证中已言：顿弱与尉缭乃一人，记异耳。6唯缺乏严密的论证而已。尉缭子第一篇天官开头即为梁王问尉缭子，尉缭子对日”之语，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明言“大梁人尉缭，其为魏人无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秋，楚得臣帅师伐陈，遂取焦夷，城顿而还。”7402乂春秋僖公二十五年：“秋，楚人国陈，纳顿子于顿。7429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引或日：“顿国本在今县北三十里，顿子迫于陈而奔

12、楚，自顿南徙，故日南顿。7402顿国之地本在今河南省东北部，当濮阳以北。诗经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顿丘即顿国所在地。因黄河下游常有水患，城邑多建于山丘，如商丘、帝丘等名皆由此而来。顿缭之生，上距顿国之亡不足二百年。从家庭传统来说，他具有回顾历史，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考虑如何强国的意识与条件，这同其关注政治、研究军事、成就了一部在思想上超越前代的军事著作的经历相符。战国之时般游说之土也有出身低微者，但先心于兵法者多为旧贵族出身。因为无论怎样，旧贵族总希望自己的国家长存，祖宗之座祀不绝，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史记中载：“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子也。即其例。因尉缭之“尉

13、”为秦官名，本名缭，其姓氏被淡忘，故早期文献中有作“缭子”者，又同音误为“料子工尸子广泽篇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宥，宽也，引申为宽泛无别。“别宥”即言要明确地区分辨别事情的各方面，要有正误、善恶、是非及其程度之分。吕氏春秋去宥篇云：“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827此“宥”即指不辨昼夜，颠倒黑白，不分善恶，混淆是非。这是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提出一种政治观念，体现出法治、礼制思想。“料子即“缭子，也即尉缭子。梁启超疑料子即尹文或其弟子，顾实以为是宋钳，均非是。杨树达汉书笆窥引

14、梁玉绳之说：尉缭子即尸子所谓料子货别者也。”9237贵别贵别宥”意思相同，都体现着法家思想，这与尉缭子的思想一致。由上面的论述已知尉缭为战国末年人。史书中言“六国时人”，实指战国之末，因为至战国中期大小诸侯国尚有十多个，且秦灭六国也用了十个年头，而将最后一国一齐国灭后十五年，秦国也就亡了。故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即包括秦在内。笔者考尉缭生于魏襄王十八年（公元前301年）前后，卒于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以后的数年间，大约就在魏景港王去世（公元前228年）前后。因为尉缭在秦王政十年入秦，得为国尉，此后几年中秦魏间无事，秦王政十二年秦还助魏攻楚。但至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魏向秦献丽邑，韩

15、向秦献南阳，似尉缭已不能完全保护魏国的利益。不过，此后五年秦亦未攻魏，而至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贲攻大梁，决河水灌大梁城，魏王假出降，魏亡。此时可能尉缭己卒，如未卒，已至76岁上下，也会因故国之亡而亡。三、尉缭非梁惠王时人关于学者们都提到的尉缭子一书开头梁惠王问尉缭”一句的问题，全书提到“梁惠王”只此一处。我以为原文本作“梁王，是后人误加了“惠”字。首先，古代文献在印刷术发明之前长期传抄，误增“惠”字的可能性很大。孟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人皆熟读之，其第一篇开头即作孟子见梁思王，王曰云云，尉缭子开头的行文方式同此完全一样，而且孟子中此篇的篇名也叫梁惠正，分两卷：“梁惠王上，梁惠王下，人们常读、常说梁惠王，无形中抄为“梁惠王”的可能性存在：或者有人以为魏国只有梁惠王亲近文士，文人多向他进言，以为原文缺惠字而补上的可能性也有。其次，战国策中只有魏惠王称作“梁王”，也可能是有的学者依战国策之例补惠字。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史记中是只有魏安釐王才称梁王，其他如魏惠王作梁惠王”，魏襄王作“梁襄王，谥号是不省的。尉缭子一书之编定应在西汉时，其义例应与史记相同，“梁王”是指梁安魁王。这当是有自认为博学者依战国策之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