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与“列国”-——中国文学古今演进的空间逻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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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与“列国”中国文学古今演进的空间逻辑“UndertheSUr1andAlltheStateszz:TheEvolutionofSpatialLogicinAncientandModernChineseLiterature作者：周保欣作者简介：周保欣，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2017年第20171期第41-50页内容提要：中国文学的古今转换，是在中国由传统的天下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过程中发生的。原有的现代文学发生学研究，多从线性时间入手，忽略这一空间思想史背景。如从空间转换的视角观察，现代中国由天下体制向列国体制转变，不仅重构着中国文学的内外关系，同时还因世

2、界感知的改变而推动其内部美学经验与价值系统的变革，并迫使我们重新反思诸多现代文学的内部命题一一如国民性问题。空间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我们将现代中国这样的民族国家的文学作进一步的历史化与知识化处理。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7年07期世间一切事物的兴衰成废，都是在相应的时间与空间中完成的，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晚清时分，中国文学的古今转换离不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只是这些年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时，多没有把空间的因素考虑进来。胡适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交替论，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以及早些年的启蒙和新民主主义解释学等，都只是时间上的考量，而无空间方面的质诘

3、。以时间为经，察古今之变，这是治文学史的基本方法，本无可厚非，但若缺乏必要的空间维度的观照，固执于时间一端，则必然会导致对中国文学古今转换的把握出现某些盲视和偏见。这种盲视和偏见，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说一直客观存在着。比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格的把握，我们历来强调的都是其反的性格，或曰反传统，或曰反古典，或曰反封建，这就是执于时间思维框架的必然结果。我们要么以古证今，要么以今论古，目力所及，必是古今的相对和相异。所以,单从时间角度思考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别，确实问题很大。从另外一层意思上讲，空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意义，还不仅是一个场所”，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参与中国现代文学

4、建构的结构性要素。汉书有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按照这样的说法，世间一切事物的变化，根源于天变，唯有天变可引动道变，进而带动器变。所以，天变是第一性的，也是最高层级的变化。那么，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来说，何谓其天变呢?我以为，近世中国人天下意识的崩解，新的世界意识的诞生，就是它的天变。这个天变为中国文学重新制定出新的空间秩序和文学关系。与天变相比，文学观念的变革、语言的变革、叙事方式和修辞手段的变革等，不过是道变与器变而已。在文学变易的链条上，它们都是天变的结果，其重要性当然不能与因相提并论。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从空间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古今转换的文化逻辑进

5、行思考。我想具体讨论的是：近世中国从天下体制向列国体制转轨，究竟在哪些层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文学历史形态的构造与发展?这个转向又是如何冲击着我们的文学传统、型塑着中国文学的现代本质?中国文学的古今转换与古今之别，如何从这个转向中得到说明?我的逻辑前提，是把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置于天下与列国体制中，以观其属性，然后从体制的演变考察文学古今演化之脉络。一、空间转换中的文学自我与他者以天下与列国空间意识转换的角度看晚清之际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文学自我与他者的内在差别，以及二者间关系的改变。我们知道，世间一切文明、文化和文学系统，在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衍生出特定的自我与他

6、者，这是各文明、文化?口文学系统内在活力与生机的自我辩证。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学上自我与他者的内外分际是与文化上的分别联系在一起的，但无论是文学、文化还是文明，其中的我、他分别，都由天下观主导。在彼时人们的天下想象中，世界被划为中国和四海。自我是居于中央的中国”，而他者则或蛮、或夷，或狄、或戎。这里的我、他分别，虽以空间性的中国一四海相标识，但却绝非以空间为准绳，而是有着鲜明的文野考量。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夷、夏之分别，不在地区、族群，而在礼仪和人伦教化之有无。有“中国”人伦礼仪的，虽夷亦可以中国视之；反之，虽居“中国，亦当以蛮夷之

7、族视之。这个自我与他者的演进还可从地理空间来看。早在殷商时期，黄河流域的商人就创造出较为完整的文字书写系统，商人及其后的周人，取得了记录与阐释中国历史的权力，从此奠定中原为中国核心的正统”，故而中国文学早期的自我，即以黄河流域的中原为中心。此一中心，亦是诗经的诞生之地。之后在政治、军事、商贸、移民、谪戌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文学的我一他之间形成强烈的互动，渐有自我的开拓和他者的归化。在秦灭六国之前，南方的荆楚、东南的吴越、西南的巴蜀等地，均被塑造为中原地区的他者。嗣后，则因为秦汉的扩张相继被纳入自我的版图，荆楚、吴越、巴蜀渐有自己的文学产生。待秦定天下，中国初具雏形，秦政权的书同文、车同轨、

8、行同伦，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融合。自此，中华文明体系内的自我与他者逐渐转变为中原王朝与边陲一尤其是生活国匕方和西北的狩猎民族之间持久的冲突与互动。中国文学的我、他关系，亦主要以此为轴而渐次展开。古典文学阶段，中国文学自我与他者的演化尽管殊为复杂，但二者之间相互的冲突与融合基本上都是在中华文明体系内部完成的，其间虽有佛学、中亚音乐等来自域外的影响，但毕竟不是主流，这与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境遇有着天渊之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彻底解体，在被强行拉入现代性的列国体制之后，中国文学固有的我、他关系，再也不是天下体制之中的夷夏之辨，而是转换为国别性的中国与世界文学的相持。这个世界文学的发现，彻

9、底改变了中国文学固有的历史轨辙。晚清文学家、外交家陈季同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论到文学的统系来，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都不如哩。此一天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自是难以估量，但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说，中国古典文学当属中国文学的内部融合时期，而现代文学则显属外部融合时期。两种经验,不可同日而语。古今文学自我与他者之变更,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古今文学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处理方式的转变。古典时期，中国文学“我一他间的关系，一方面因为以自我为天下的中心，所以

10、夷夏之辨实为观念上的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的对照。彼时人们普遍的文化意识，就是要以夏变夷。以夏变夷叫做化，而以夷变夏则为乱。唯有以夏变夷，才是人文的大道，而绝不可以以夷变夏。用孟子的话来讲，就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另一方面，因为天下观的隐性思维使然，古时人们有着执著而难以动摇的天下“定于一”的集体无意识。历史上看，这种集体无意识可谓一种沉默的力量，它使历史上的中国历经分裂而最终总能走向统一，同时，也使得华夏文学、文明和文化有着一种海纳百川式的包容。这种开放和包容，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内聚可吸纳草原民族文化、文学与域外佛学等之精华；外推则泽被日本、越南、朝鲜、西亚乃至欧陆等国家的文学与文

11、明。中国古典文学处理自我与他者的经验，即在于以我为主，化他而为我所用。所以，无论是佛学东进，还是北方草原民族的胡风渗入，都丝毫动摇不了其根本。反之，却增益了中国文学的深邃与广博，像佛学东进推动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中国诗歌的声律得益于梵音的音韵，草原民族的尚武精神增益了汉语诗歌的豪放与雄浑之气等，最终这些影响都丰富了中国文学，但是古典文学的这个经验，却在近现代中国文学转型中宣告失效。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的我、他关系是一种他者的我化，那么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则只能说是自我的他化。自晚清至今，我们先是西学英、法、意、德，度俄罗斯,东面取经日本；至五四时期，再度向东、北欧弱小民族文学致敬；20世纪20、

12、30年代学欧美现代派；1949以后取法于苏联文学；80年代以来师法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拉美文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从理论到观念、从语言到文体、从修辞到技法，无不以他者之是为是，以他者之非为非。1903年，近代小说家、翻译家周桂笙翻译法国小说毒蛇圈时，表达了对中国小说的不满：中国小说往往自报家门，然后详其事迹；或用楔子，引子，辞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言及毒蛇圈，他认为此篇“即就父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然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这段话对中国小说不掩轻侮，对西式小说则激赏有加。中西小说的起源、历史、文化根基各有不同，技法必然也有所不同。

13、在中国小说的起源中，史传文学是重要的源头，而史传历来以写人为主，因人生事，史记、汉书皆如是。这一点，全然不似西式的史学和文学，以叙事见长，在事中见人。故而金圣叹评水浒传，所道者尽是人物的精妙处。现代作家老舍亦有言：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永垂不朽。周桂笙是晚清翻译名家，他自然知道这里面的曲折和玄机。他之所以无端地给中西小说分出高下，实际上是晚清以来中国几代文学知识分子在文学、文化、文明上否定自我的共有之相。在走出传统的夷夏之辨后，西方的殖民主义让中国知识分子走进了一个新的夷夏之辨中。只是，这次文明和野蛮的评断，主导者不再是我们

14、，而是历史上长久被我们夷视的西洋。在火炮坚船面前，东西方之间的文学、文化与文明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早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量度优劣的亦不再是经典文学的标准、原则和尺度，而是双方的强势和弱势、利害和存亡。即以上述小说之技法而言，中国小说因人生事，西式小说因事见人，二者谁高谁低?实在没必要硬性比较。写出好的人物，自然就有好的故事；而写出精彩的故事，自然也会有出色的人物。然而，生逢变乱之衰世，民族生死劫难之际，时人多有自雄图强之心。图强自然需认同强者，接受强者的价值、秩序、标准。倘若再以强者反照自家，其所见者，则必然是自我的委顿与不堪。是故，晚清至五四时期，矮化自我蔚然成风，陈独秀、胡适、鲁迅、钱

15、玄同等都有无数批评传统文学的极端言论。陈独秀更是诋譬古典文学，说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11)。相反，西式的文明，在彼时人们的眼中，则是法相庄严、美艳如花。1920年，郭沫若写下笔立山头展望一诗，诗中写道：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12)西洋文明,即便是轮船冒出的黑烟，在诗人的眼里也成了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这种对西式先进文明的钦慕之态，含蕴的是时变与世变之下，我们主动选择与被动屈从的复杂心理经验。本来，文明与文明的比较，是理的事情，但是在一场殖民主义带来的惊世遽变下，习惯以理御势的中国文土，却不得不以势御理，去接受另一文明的调教，反过来调适自己的内心。二、尊德与尚力”的美学经验变迁天下到列国的这种空间意识转型，给中国文学带来的自然不仅是文学的自我与他者的改变，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它终因国人观世界”方式的改变，扭转和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并进而改造着中国文学的价值系统和美感经验系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特性，我们很难作总体的概括，如果要概括，我以为有两点可论：第一个是尊德性，第二个是尚和合。杨义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时，曾提到这些作品的主弱从强”模式，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