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兼论重塑消费增长动力的政策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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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兼论重塑消费增长动力的政策选择2022年，受严格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中国经济仅录得3、0%的增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第二低，仅高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特别是在总需求方面,消费和投资需求均反弹乏力，最终消费贡献率更是出现大幅下降。为扭转这一局面，2022年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3年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明确提出要“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住房消费再次成为推进消费需求扩张的主要抓手。提振住房需求成为2023年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然

2、而，提振住房需求能否有效地带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呢？又是否能够改变居民消费持续低迷、最终消费贡献率大幅下降的现象呢？除提振住房需求外，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政策举措呢？为回答这些问题，课题组在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之后，围绕如何激发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设置了两种反事实政策模拟情景：提振住房消费需求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过对比分析两种政策模拟情景下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变动差异，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一、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一)模型外生变量假设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2022年，宏观政策转向

3、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期的复苏前景趋于暗淡。世界银行2023年1月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美国和欧元区2023年增长0.5%和0.0%,2024年增长同为1、6%,较其2022年6月的预测均显著下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对乐观，预测美国和欧元区2023年增长1、6%和0.8%,2024年增长1、1%和1、4%,较其2022年10月预测短期上修而长期下调。不同机构的预测分歧反映了欧美经济复苏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课题组假定：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91%和1、16%,而欧元区经济增速为077%和1、40%o主要汇率

4、水平预计随着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人民币兑美元将逐步升值。到202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逐渐升值到6、65；欧元区虽然暂时度过能源供应危机,但俄乌战争仍持续，欧元升值进程预计相对平缓。到2023年底，欧元兑美元汇率将提高到1、15。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2023年，实体经济企稳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预计货币政策仍需要发力支持实体经济。美联储紧缩政策的余地趋窄,此前我国宽松政策的高成本有望缓解。预计全年M2增速维持在11、30%的积极水平，至2024年随着国内经济情况企稳与国外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回归9%左右的水平。（二）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GD

5、P增速预测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模型预测表明：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5、96%,比2022年高2、97个百分点；2024年，GDP增速继续回升至6、03%o分季度看，受一季度GDP快速反弹至4、5%的影响，二季度GDP增速将达到7、20%o三季度、四季度GDP增速则回落为6、31%和6、14%o投资增速预测模型预测，2023年，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8、92%,比2022年高3、18个百分点；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9、50%（表1）o分行业看，预计基建投资将维持较快增长,达到9、56%；房地产投资增速转负为正，增速为1、86%；制造业投资增速则恢复到8

6、、25%o消费需求增速预测过去两年经验显示，消费修复的斜率在疫情冲击后将趋于放缓。因此,在经受2022年多轮意外冲击后，即便叠加翘尾影响，消费回到疫情前增速尚需时日。预计2023年，各季度社会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出现波动回升；2024年则逐步回归常态增速区间。具体而言，模型预测，2023年，不变价的居民消费总额将增长4、78%,并在2024年继续增长4、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8、28%,比2022年高8、45个百分点；2024年，进一步提升至8、56%o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速预测主要价格指标增速预测2023年，国内消费需求逐步修复与国际通胀有所缓解，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品价格上涨

7、形成互相抵减效应，全年消费价格增速将维持稳定。预计2023年，CPl将上涨1、84%,比2022年小幅下降0.12个百分点；2024年，CPl增速小幅回升至2、10%o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PPl预计将稳步回落。2023年，PPl将收缩4、11%,2024年继续收缩0.36%。进出口增速预测2022年下半年，随着全球产业链继续修复、高通胀侵蚀发达国家居民购买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酝酿衰退风险、海外高通胀触顶后“名义增长”贡献减少、高基数和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等内外因素叠加，出口增速转向下行。预计2023年，按现价美元计，货物出口总额增速将继续回落至2、12%,比2022年低5、

8、35个百分点；货物进口总额增速则将跌至0.35%,比2022年低1、20个百分点。二、重塑消费增长动力的政策模拟(一)问题的提出2022年，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8%,较2021年大幅减少25、5个百分点，约相当于2013-20xx年最终消费贡献率的一半(30.0%),仅比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高出39、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引致因素：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的反复出现，特别是3、4月份上海疫情的爆发，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二是，房地产业危机在经过近两年的发酵，开始从生产端、供给端传递到消费端、需求端。具体表现为，居民贷款特别是住房消费贷

9、款规模及增速的急剧下降。2022年，个人消费类贷款仅比2021年新增1、1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4、17万亿元；个人消费新贷款的同比增速为一78、4%,较2021年大幅下跌73、4个百分点。新增个人消费贷款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重约为5、5%,较2021年下降21、2个百分点。其中，住房消费新增贷款约为0.4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40万亿元，占新增个人消费贷款的比重下降至41、7%,较过去十年均值减少27、7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的住房贷款主要采用首付加按揭贷款的形式进行，新增住房消费贷款的急剧下降，意味着居民首付款支出减少，进而转化为居民存款增加。2022年，居民新增存款规模达到17、8

10、4万亿元，较2021年大幅增加7、94万亿元。受此影响，居民新增存款占全部新增存款的比重由2021年的50.3%跃升到67、9%,创下有此项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从住房消费视角看，2022年，最终消费贡献率的大幅下降、居民新增存款的快速提升与住房消费贷款的迅速萎缩密切相关。居民新增存款的大幅增加，除了房地产市场消费低迷造成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金融市场波动。2022年，中国公募基金资管规模仅增加0.5万亿元，私募基金资管规模更是下跌0.3万亿元，均远低于往年的增幅。汪涛认为，金融市场波动推动居民减少金融资产配置，使得资金回流银行存款，造成居民存款增加。但这部分的存款增加可能并不能解释消费

11、的下降。一方面，存款增加对应的群体多为高收入群体或是老年人口，消费倾向较低；另一方面，从金融产品到存款，改变的是资金存放位置，以及收益率和安全性方面的差异，体现为投资品内部资产配置调整，而非从投资品到消费品，抑或相反方向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从表2中还可以看到，个人消费类贷款实际上从20xx年开始就已经持续五年出现负增长的情况。20182022年，新增个人消费类贷款的增速分别为一3、1%、一1、5%、9、3%、一5、0%和一78、4%。这表明，除了住房消费之外，其他类型的消费贷款，包括汽车、信用卡等中短期消费项目也在持续下降。为扭转消费持续低迷的不利局面，2023年伊始，政府工作报告五年来首次

12、重提“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希望通过提振住房消费需求来激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双重增长，进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第一，提振住房消费需求能否实现这一政策目的呢？应该说，现有的包括降低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取消限购等措施手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住房贷款需求，提升住房贷款规模。但一方面，这一刺激效应能否传递到投资和消费层面尚存疑问。受外围及国内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增强的影响，无论是企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还是居民消费，都在趋于谨慎。同时，房地产市场走弱的预期，在生产端和供给端徘徊两年之后，开始逐渐向消费端、需求端传递渗透。一旦消费预期形成，短期内发生大幅度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因

13、此，尽管住房消费政策放开，但居民是否愿意跟进“买单”，企业是否愿意跟进投资，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在当前住房市场库存高企的背景下，即使刺激了住房贷款需求，在“去库存”未能转向“补库存”之前，对房地产投资进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可能是有限的。第二，除提振住房消费需求之外，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措施呢？众所周知，刺激住房需求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是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政府部门刺激经济复苏的常用手段。其好处是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及带动效应，经常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缺点是造成房价高企，导致居民债务杠杆水平飙升，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度低,生活幸福感不足等等。同时，长期的政策反复迂回，也造成经济增长渐

14、渐走上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路径。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渐趋饱和，刺激房地产需求的政策作用基础不在，政策的边际经济增长效应也随之减弱。因此，此时若再度使用超预期的住房需求刺激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那是否有其他可资代替的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手段呢？大量的研究表明，当前制约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速，使得居民不能完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又因住房价格高涨而高企，导致大量居民财产沉淀在住房资产上，在削弱其他类消费品消费的同时，抑制居民后续消费能力。再加上，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也还不够完善，

15、保障能力有限，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品价格依旧昂贵，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因此，与刺激住房需求等短期手段相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许是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因素的更加合适的政策选择。（二）政策模拟情景设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CQMM模型，课题组设置了两个政策模拟情景：情景一，住房贷款规模提升的宏观经济效应。假定房地产政策提早到2022年初实施，从而使得2022年的新增住房贷款保持在过去五年（20172021年）的平均水平，而不是大幅下行。具体来看，在前述假定下，2022年，中国居民的新增住房贷款将达到40725、2亿元，较实际值提高35925、2亿元。对应的

16、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的新增住房贷款将分别提高5717、5亿元、10308、6亿元、9719、4亿元以及10179、7亿元。情景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宏观经济效应。假定将情景一中房贷政策实施的让利收入，叠加其他财税金融政策的配合，包括加大对个人所得的减税和免税力度等，转换为对应规模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亦即，将情景一中所模拟的新增住房贷款增量转变为城镇居民收入。其中，情景一政策模拟的目的是量化分析在现实背景下住房贷款规模上升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而情景二政策模拟的目的则是寻找相关替代措施，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研究从根本上缓解居民消费持续下降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最终，课题组将通过比较两种情景下的政策模拟结果差异，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三）政策模拟结果分析经济增速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促进效应要优于住房贷款规模提升。见图2,两种模拟情景下的GDP增速均较基准值有所提高。其中，情景一住房贷款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