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和《拟古诗》的差异化注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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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诗十九首和拟古诗的差异化注解内容摘要：五臣对古诗十九首和陆机拟古诗的注解显示出差异化倾向，表现在对古诗十九首诗旨的政教化重构、意象比拟；对拟诗则直陈诗旨、直解意象,转拟诗之志”为情Z分析差异化注解的政治文化动因，一方面是五臣献书背后的政治处境，另一方面是初唐到中唐陆机作品接受的式微。五臣注在阐释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满足了文人土子的阅读需求，也促进了古诗十九首乃至文选的流传与经典化。关键词：五臣注古志今情古诗十九首陆机拟古诗古诗十九首既是五言诗的开端，也是忧伤情欲的开端，表现了复杂多样的心态情感。陆机曾模仿古诗十九首作拟古诗十二首，两者均收录于文选中。唐代吕延济、刘良、张铁、吕向、李周翰五

2、臣曾为文选作注，并在陆机拟古诗卷首注日：“比古志以明今情1757.比照两诗注文发现，五臣在注解时表现出了差异化。一.差异化注解的表现五臣对古诗十九首和陆机拟古诗的诗旨、意象的解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注解古诗十九首时倾向于言志，而注解陆机拟古诗时显示出更多的“言情”倾向，以下分别论逑。（一）五臣注古诗十九首侧重“言志”1 .诗旨的政教化重构五臣对诗旨的政教化亶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君主的讽谏和对土人用世志向的振奋。具体耒说,五臣是将诗政主体之间原有的情感关系重新建构为具有政治内涵的君臣贤佞关系，而忠贤与谗佞的对立使得诗歌具备了讽谏功能。古诗十九首中五臣注明诗旨的有十三首，其中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

3、西北有高楼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今日良宴会六首的诗旨均与政治讽谏相关。西北有高楼注日：此诗喻君暗而贤臣之言不用也。FJ711五臣先铺垫国君尊贵，但昏庸不听劝谏，德行衰败了，由此将“弦歌声”引申为“亡国之音”，贯穿着忠贤之臣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担忧和讽谏目的。又如行行重行行也是开题即圈定了忠臣遭谗佞的政治注释范围。除了讽谏君主、怨刺奸邪，五臣对古诗十九首诗旨的改造还表现为对“古志的提取和阐扬，从而起到提振士人志向的社会教化作用。如吕向注今日良宴会为“贤人宴会乐和平之时而志欲仕1711,重点放在仕进的志向上。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解释为齐心同志，愿得知音，包含此意，俱未见申。谓未达也1）711这也是

4、在强调追求“仕宦显达”的政治志向。该解读帧向在其他诗中也有所体现，且时有过度诠释、臆造之嫌。如将描写思好之情的肯肯河畔草寓意为盛才之人侍奉昏庸的君主。诗中盈盈楼上女”之盈盈”，广雅普义容，比喻美人，五臣杜翌为“不得志貌”显然不符合诗句本义。将“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解释为君王肆意征战、赋役繁重且不听规谏，使得忠臣难以独守其志，则完全脱离了诗歌原意。2 .意象的比拟五臣对古诗十九首意象的比拟化注解与其对诗旨的重构具有密切联系，正是依赖于对诗歌中动植物、主体意象的改造，五臣得以对整体诗旨达成政治化重构。其一是植物意象的符号化，诗中兰若、蕙、江离、芙蓉等植物均指芳革，象征人的政治身份或品德节操，是

5、对楚辞传统的延续。其二是用动物意象比拟人臣。诗中鹤燕晨风”等鸟类被比拟为贤臣”，人为赋予了褒义色彩；胡马M越岛”等动物喻指思恋旧国的人，以此表现出人臣的忠诚和国家意识。而以方位词“西北”喉“君位、白日M高城”喻君主、酒的厚薄比况人际关系的厚薄、将节律的变幻视作政化改易的征候亦属此类。五臣不仅用动植物意象来比拟人事，还对古诗中出现的主体人物进行了类型化指代，使之具有政治讽喻义，讽喻对象是国君。譬如“与君生别寓”之“君”就从小家的“夫君”上升到国家的“君主”。五臣常以妇人佳人”游子仕宦”歌者Z杞桀妻等主体形象比况忠贤之臣，借以体现忠心事君的政治思懑。此外，游字在古诗十九首中反复出现了五次。古代儒家

6、士大夫、道家君谈游，如国风中的抒情主体常常以游销忧工忧从何来？从不遇不仕中来。五臣以游子喻忠臣，游是为了达成仕宦的志向，如今竟处于游宦无果或入仕却不受重用的边缘化处境，漆铮国君的旨意由此彰显。（二）五臣注陆机拟古诗侧重“言情”1 .直陈诗旨据五臣注，陆机拟古诗的诗旨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闺妇之思，如拟行行重行行拟迢迢牵牛星拟涉江采荚旗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何皎皎五首；二是朋友之情，如拟庭中有奇树拟明月皎夜光；三是人生行乐，如拟今夜良宴会拟东城一何高；四是坚贞之志，如拟兰若生朝阳拟庭中有奇树o唯有一首拟西北有高楼表露贤才不见用之意。五臣虽将诗中抚琴瑟的佳人比作有才德却不受重用的君子，但注释侧重于不受重

7、用之后的自适与自持。陆机拟诗对古诗的模仿度很高，末尾同写“鸿鹄”，五臣也是直接解释为君子与同其心者一起驾鸟离去，将己身的不顺释然，这是主体情感的释放。句中，陆机作意已然呼之欲出，五臣注没有刻意去附会。五臣还淡化拟诗之志，将其转为明情。以拟今日良宴会为例，拟诗与原诗梆是由吕向注明诗旨，原诗被阐释为“言志”之作，拟诗注为劝人仕进，以趋欢乐758追求仕进最终是为了获得欢乐。.四座咸同志，羽觞不可算”两句已表明志向相同之意，吕延济竟日：“同志，谓得意也T11758,有意曲解、掩盖拟诗之志，将其导向并限定于好友问欢宴之情的抒发。“譬彼伺晨鸟，扬声当及旦”两句，比物言志，若按五臣的经学解释思维来反推，理应

8、是思勉文人士子及早建功立业之辞，而李周翰注：人之为乐，须及少也TlJ758,旨在劝人及时行乐，毫无政治教化涵义。他如拟青青河畔草注解为情人感时思远行，亦是言情。2 .直解意象五臣对陆机拟诗中出现的意象多采取“直解”的方式，注释动、植物时遵循其自然属性。如拟涉江采芙蓉中的芙荐”不再是香草，仅解簪为水草，用芙蓉花外在的美艳来形容思妇盛年，没有比拟人之品德的发挥。其他拟诗中的动物意象也没有被拟人化，如晨风就直接解释为一种鸟，不再玳予人臣的情感。五臣对拟诗中主体人物的解释也是直取本义。“歌者”就是唱和之人，“佳人”是夫君或友人，并未引申到君臣政治层面。关于游子”的解释，考虑到陆机由吴入洛做晋官，好游权

9、门，当是追求上进的士人。拟古诗为陆机入洛后所作，诗中的“游子”形象或多或少掺杂着他自己的影子。但在五臣注中，游子仅泛指行人，描写行人在远行途中无所依靠，饱尝世情冷暖，由是生发出思恋的悲情，脱离了政治含义。拟明月何皎皎中的游宦会无成明言游宦”行为，但五臣有意回避、淡化了作者想要追求功名的这层含义，结尾还是回归到离情的抒发上。也就是说，五臣对于陆机拟古诗的诗旨和具体意象，多基于诗的本义或诗数本身传达的感情来解驿，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讽喻意图，总体上不出明情”范畴。二.差异化注解的政治文化动因文选五臣注是在李善注基础上的重新整理，其中有不少地方参阅了李善注。相比李善的就字解字，五臣的注解为何会呈现出

10、如此大的差异？以下将结合五臣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管期其政治文化动因。（-五臣献书背后的政治处境文选李善注较五臣注早出五十余年，李善之子李邕普时李善的注行做过修补。纵观李邕的仕途颇为波折，三十岁时因“词高行直”受到内史李桥与监察御史张庭珪的赏识而入仕。在朝为官期间，李邕刚猛直谏、恃才儆物，为岑羲、张说等人所忌，频遭贬斥，最后被李林甫构陷杖杀，当时政治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开元四年（716）,李邕遭遇第三次贬谪，贬为梧州（今浙江丽水）司马。而开元六年（718）,工部侍郎吕矣祥向唐玄宗呈献进集注文选表，陈说李善注的繁琐难慢，吕向与吕延济、刘良、张钱、李周翰遂重新为文选作注，揭其旨意。五臣注体现的政治讽喻内

11、涵和价值取向迎合了统治阶层，五臣在献书后的政治身份也有所提升，特别是吕向。新唐书吕向传记载他曾是隐居陆浑山的处士，开元十年（722召入翰林院，兼集贤院校理，侍奉宗室文学。H向因奏美人赋以讽，帝善之，擢左拾遗。天子数校猎渭川，向又近诗规讽，进左补阙。25758唐朝进入官僚体系的两个主流途径是世族“恩荫”和“科举，实际上通过皇帝恩宠获官的更多，吕向便因擅长讽谏获得了升官的机会，可见五臣受政治影响明显。而吕向注文选是在他入仕前，“大溉也是为进入仕途所做的一种准备1司198。唐朝虽以献书为荣，但就当时的政治处境而言，五臣献书未尝不算一种政治投机行为。（二）初唐到中唐：陆机作品接受的式微陆机受汉赋影响较

12、深，拟古诗借用不少汉赋语词入诗，清绮雕琢，显示出骄俪化、文人化的特点，在玄言诗风行的东晋鲜受关注，而在拟古盛行的南朝得到重视。但若仅从初唐到中唐玄宗时期这一历史阶段来看，时人对陆机作品的接受是在变化的。初唐时期，唐太宗曾御撰晋书陆机传,称誉他“远超枚马，高舞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二视之为文人楷模。然而晋书选取的主要是陆机的疏论驳议等政论性文章，对其文学性诗赋不够重视，这种收录偏好是对“服懵儒术的演绛471.可见陆机在初唐具有统治者钦定的典范地位，但这种典范性源于其政治功用。到了中唐，由于反对模拟绮靡淫丽的南朝文风，时人对陆机接受发生了转变，百代文宗的桂冠从陆机转移至韩愈。五臣遂将陆机作品定性

13、为抒发个体情感的“言情”之作，实质上是陆机作品在政治意义层的降级。五臣注的大行于世，加之唐代律诗的崛起，新兴佳作层出不穷，时人对陆机拟古诗的接受略显式微，远不及初唐尊荣。不可否认此时欣赏陆机的人依然很多，但不再将其拟古诗视为典范。从初唐到中唐陆机作品接受的式微，反映出唐人既认可陆机的“言情，在写作技巧上推崇、模拟他；同时又以有益于政治教化的儒学标准来衡量其作品的社会价值，认为拟诗1言情”太过单薄，进而在政治思想层面降其层级。三.五臣注承上启下的阐释史地位古诗十九首和陆机拟古诗入选文选后，两诗遂依托文选得以广泛流传，历代读者和批评家为其作过注释或评点。今以情志为核心线索，梳理古诗十九首和陆机拟古

14、诗阐释史在情志之间的动态变化。古诗十九首自东汉产生至魏晋六朝多被视为抒情之作，如刘觎的“悟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5）54.自唐代以降，“言志”曾阶段性地成为论者阐稀古诗十九首的主流倾向，五臣可谓“言志”的代表和重要宣传者，并对宋以后评论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人张戒的“延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M言志乃诗人之本意”6200为一明证；元代刘履的古诗十九首旨意基本承继了五臣托讽寓志的注释特点；清代吴淇的古诗十九首定论、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可谓五臣注阐发“古志”之承风接响，追至童讷夫、张琦、挑点等人，所作解读亦是“言志余绪.而明代复古派作诗强调真实情感的宣泄,时人陆时雍以“汉人诗多含情

15、不露”7）41道出十九首的抒情性。清有吴乔直有十九首言情者占十分之八，观点鲜明。现当代学者愈发认识到古诗十九首的抒情经典地位，并由此衍生出封其抒情艺术技巧、抒情传统的多维度研究。历代文学批评家也对陆机拟古诗做过注释和评点。刘勰、钟嶂等六朝文学批评家高度认同陆机的诗缘情”，认为拟诗情感丰富。唐代有关陆机诗歌情感的评论较少，五臣注倾向于“言情宋代降至清代则以批判拟诗缺乏感情为主。明诗论家许学夷指斥陆诗荡然无情”，成见颇深。究其原因，明代复古派认为“拟古是窃古人题目，不能表达真情，对拟古多持否定态度8101这种片面化的诩释思维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陵着对陆机文学创作的深入研究和重新审视，毛庆、刘昆庸、植晶、刘运好等学者纷纷为拟诗的情感正名，如刘运好印证“拟诗始终以自我为抒情主体，浸润着诗人深厚的情感”95；孙明君.礴兆丰等则认为拟诗继承并深化了古诗十九首中的功名意识，并.通过异化原作主题抒发自己渴望立功的情怀1084,情志并重的再评价更加客观全面。古诗十九首阐释史显示出从情志交错到抒情经典的倾向，陆机拟古诗则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