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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1035 许伟杰10071036 黄升亮10071037 李宁10071038 仇佳10071039 周镇10071041 孙煜程10071045 陶树元一、国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三个命题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伴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而逐步改革与建立起来的。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及其最新变革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关系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和政策导向。人口结构的老年化被认为是福利制度最大的一个财政负担。资本、贸易和生产的日益全球化被视为是福利国家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非商品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商品化”
2、改革趋势。人口老年化的三个趋势: 第一个是当前的退休人口领取退休金给付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 第二个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缴费念书由于比以前实际工作时间的减少而减少了; 第三个是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而导致费基不断相对缩小。 导致这场“再商品化”的“双重因素”即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全球化指尖具有某种内在关联性:前者是发生这场“制度改革”的“内生因素”,而后者是“外升因素”。“再商品化”过程既是老龄化趋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又是全球化结果的一个必然趋势。近年来,发达国家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降低失业保障的负担。主要的措施包括: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给付条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绝大多
3、数欧洲国家对失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核心内容和措施可以归纳为三: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给付条件。 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配合对失业给付的削减。在普遍实施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给付条件的政策取向中,各国均不同程度的提出了“工作有其酬”的口号,试图进一步强化工作激励机制,加强失业补助和工作给付之间的联系,实现从“消极的补助”向“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过度与发展。 在许多欧洲国家,“就业原则”曾经是二战后“立国”的一个支柱,它的基本含义是对“工作权利”的确认与确定。现阶段的改革将就业扶持政策中“消极的扶持”改为“积极的联系”即把保险缴费与收益紧密地联系起来,鼓励津贴领取尽量
4、地“自立”,强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联系,强调每个国民既享有给付的权利,又有工作的义务。瑞典1998年的“社会服务法案”明确了“自立”的个人责任,规定地方政府有权要求社会救助申请者参加培训,并且与丹麦与瑞典一样,首次将“工作福利”引入到社会救助计划这个最后的安全网之中。挪威1993年的“社会救助法案”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利,地方政府有权要求失业救济的申请者必须参加工作,不工作者就没有任何津贴。 由于社会养老保障属于一种“延迟支付”,所以最容易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且数额巨大,影响深远,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是最激烈和惊心动魄的。传统的现收现付制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
5、发展和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这个传统的制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遇到了收不抵支的财政窘境,国家负担越来越大,改革呼声越来越高。 社会养老保障的私有化即,从DB型现收现付制向DC型完全积累制的过渡与转型,其主要特征有两个:建立储蓄型个人投资账户,体现明晰的个人财产权利,而非DB型那样全社会统筹使用和全社会的统一给付个人账户中的资产投资行为完全进行分散决策(由账户持有人个人决策),委托投资管理,实施市场化的投资策略,而不像DB型那样完全由政府统一投资管理和进行保值增值。 但是在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遇到两方面的困难和阻力。需要巨大的转型成本。 由DB型直
6、接向DC型完全积累制转型需要巨大的成本(如预筹基金),所以需要DB与DC之间的混合型制度:一种为“名义缴费确定型”(NDC,即名义账户制),是“模拟的”的积累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化”积累制;另一种为“半积累制”,如中国现行制度。第二个困难来自于非经济领域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合作主义政制”结构的三方伙伴谈判机制历史悠久的那些国家,由于改革的预期必然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有些国家进行的任何私有化改革都常常引起激烈的社会反弹甚至遭到工会和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反对,引发社会游行示威罢工抗议等激烈的集体行动,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改革举步维艰,屡屡受挫。这样,各国的改革幅度、进
7、程和力度就会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激烈私有化改革”、“温和私有化改革”和“基本不改革”。激烈私有化改革国家是指制度上的改革,即面对社会养老制度的性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激烈私有化改革国家有英国、瑞典、意大利、波兰、瑞士、荷兰等。英国是第一个对基本养老制度进行改革的国家,其改革的结果是使其第一和第二两个养老支柱的整体框架发生了根本变革,从总体上削减了政府退休金的给付总量,提高了个人在养老体系中的作用除英国外,瑞典、波兰、意大利等六个国家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不约而同地引入了“名义账户制度”。这种制度采取了二战后法国流行的“积分制”和美国80年代兴起的“现金余额制”的某些核心特征。从本质上
8、讲,包括英国改革在内的全球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特征可以被归纳为个人和市场的作用不断扩大与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逐渐缩小的这样一个根本趋势,这就是养老保险制度“再商品化”改革的核心。温和私有化的国家有德国、匈牙利、爱尔兰、加拿大等。为缓解福利支出的财政压力,这类改革的特点是削减给付标准,提高退休的年龄,严格给付的资格,因此,这类国家的改革也可被称为“单项改革”或“边际改革”。德国90年代对养老制度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一次是1992年,其措施包括: 将养老给付的指数挂钩对象由毛收入缩小为净收入,这样就一定程度地减少了养老给付的水平,将养老成本在退休人员和在职工人之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提高了
9、工人“早退”成本,这种改革过渡期较长,全部实施要到2012年才能完成。第二次改革是在1996年,这次改革减少了社会保险缴费,并将1992年改革中规定的分阶段削减措施的过渡期体检到2004年,最显著和最有争议的改革是1997年通过、1999年实施的改革方案,即引入养老金给付的老龄化权重:如果寿命增加,就调整养老金给付计算公式以减少养老金的给付标准,通过指数的变化来减少养老金标准。总的来说,一些国家对养老金行进了温和的调整,对有些国家而言,“温和改革”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在社会养老政策中一贯担任的“国家保护人”的角色,养老风险的负担在“温和改革”的“再商品化”过程中不断向个人身上转移。 基本
10、不改革的国家包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等。这类国家中不仅是由于其财政压力比较小,而主要是因为改革的措施实施不下去,尽管采取一些“单个项目”的改革,但在实践中也屡次遭社会的反对而或是流产或是夭折;并且福利感性原因导致这些国家的改革动向恰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朝着一定程度福利扩张的取向发展。 在基本不改革的案例中,典型的国家当属法国。 本来早在80年代,法国就开始日益关注养老制度的财政问题,1985至1993年政府发表的一系列社会养老白皮书都对法国未来养老政策和前景持悲观态度。1993年新当选的右翼政府首先拿私营部门试问,经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在对工会控制养老基金的问题上给予让步之后,成功
11、地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创建了“养老互助基金”,用与非缴费型的养老金给付。而是全额养老金过去资格的缴费年限由37.5年延长至40年;二是养老金计算的参考期由最高工薪的10年延长为25年,改革的过渡期是10年。三是养老津贴指数与收入挂钩改为与5年期限的价格挂钩。 之所以法国被认为是基本不改革的国家,是因为近20年来,1993年改革几乎是惟一的一次十分有限但却成功的改革。从那以后,法国就陷入了改革、夭折、再改革、再夭折的循环之中。其中1995年11月15日阿兰于贝政府宣布的一个“微调”方案因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和巴黎独立运输公司从11月23日起,持续了一个月的罢工二夭折。2002年拉法兰新政府再次
12、提出一个更为温和的改革方案,但又一次遭到了工会的强烈反对。法国有句顺口溜:“春天工作,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一般每年九月至隔年四月是法国罢工潮的旺季,其中十月是高峰,因为那时适逢国会复会讨论来年财政预算,工人们想趁此争取更多福利,遂以罢工来施压。2010年9月7日,法国工会爆发了为期一天的全国性大罢工,目的是抗议萨科齐政府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升到62岁。报道称,参加此次罢工的工会涉及交通运输、邮政等公共服务行业,以及部分电台和学校。据工会公布的统计数字,仅在巴黎就有近27万人参与抗议示威活动,全法范围内有250万人共同参与。受罢工影响,首都巴黎多条地铁停运,五分之三的境内列车班次
13、被取消,约半数国内航线停飞,给人们的出行造成很大影响。罢工组织者警告称,如果政府不满足工会的要求,今后还将举行罢工活动。法国劳工部长韦尔特对此现象明确表示要坚持改革,他说:“我再次重申,退休改革是有用的,公正的,具有进步性的,更是积极有效的”。西方学者将社会保障模式分为好多种,但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是将之分为三种模式。这里我们将社会保障制度或就业模式分为美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美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 在美国和英国的社会保障模式中,广泛经济调查式的社会救济、少量的转移支付与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障计划使中产阶级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并逐渐予以制度化,可以说,中产阶级是市场化制度的主要支撑着
14、。 一方面,以英美等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中大量弱势社会阶层对制度的忠诚建立在他们急需的社会补救上,他们既是这个制度的主要救助对象,又是这个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另一方面,这个最基本的救助型社会保障模式是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底线”,其他任何改革措施对他们来说几乎或者至少都是中性的。 在欧洲大陆模式中,等级森严的合作主义制度使本来就是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的地位在社会保险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使中产阶级对福利国家更加忠诚。在改革中,只要中产阶级的利益稍微受到触动、不配合或采取反对的态度,那么其结果就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 欧洲大陆改革步履维艰屡屡受挫等似乎都给人们以某种启发:中产阶级行动起来,联
15、合了社会其他阶层一致对外,合作主义的三方伙伴中形成了社会各阶层雇员(工会)与政府的强烈对立,而雇主组织坐山观虎,改革难以进行下去。 在北欧模式中,由于私人部门的福利市场相对发展不足,慷慨的福利供给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各种需求,所以,人民福利的国家模式使传统的工人阶级和新中产阶级都从中受益,高昂的预算和社会支出使上述阶层和阶级形成一种紧密的社会连带关系,与福利国家形成一种紧密的依赖联系。在北欧国家,尽管人民福利思想深入人心,但只要支撑这个制度的工人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达成共识,当局的改革时间表就有可能将福利国家至于现实之中。瑞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三个福利模式事实上也体现了其政治结构和福利结构等方面一
16、些本质特征的差异性,所以它们各自“再商品化”改革的侧重点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三种福利模式的“再商品化”改革在力度、程度、深度上的差异性大多表现在其提出的口号上,而这些口号则反映了他们各自福利模式的本质。 英美模式的福利制度商品化程度高,在“再商品化”改革进程中,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特征:与其他国家相比其税收和支出水平始终保持较低的水平;公共部门的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数量比较低;许多收入转移的服务项目是家计调查型的;私人部门在诸如儿童照顾、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障等社会服务中的比重比较大。 与其他福利模式相比,英美模式的“再商品化”步伐更快一些,其主要表现是,诸如失业津贴和社会救助等对经济活动人口的转移支付的福利项目遭到了较大规模消减,资格条件趋于严格,覆盖率收缩,地方政府为穷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的较大的作用。1996年美国废除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AFDC),是个典型例子。 因此,美国模式的改革总趋势可以用“更商品化”这个词来描述,所不同的是它们之间改革的进度和程度略有差异。 北欧模式的特点:慷慨的转移支付;较高的替代率;非常发达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中十分有限的市场供给;极高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