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20240630资本扩张对农村社会再生产的冲击 基于中原地区某农业大县的调研分析——河南省社会科学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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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扩张对农村社会再生产的冲击基于中原地区某农业大县的调研分析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刘旭阳一、问题的提出如何正确处理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是重大的时代课题。当代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本积累及其政治问题，对农村社会再生产的动态关注不足。近年来，学界在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了社会再生产的定义，纳入了生物繁殖、养育子女、提供生计和照料等维持人类福祉的三个核心概念。这些社会再生产活动通常由不同的社会再生产机构组织起来。一般来说，婚姻通常是人类社会延续的先决条件，学校教育则是儿童成长和社会化的关键环节。此外，家庭内部的代际和性别分工以及财产状况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它们是相互关联的

2、组成部分，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再生产制度，这些制度因时间和空间而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再生产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农民进城务工并获得工资收入；二是家庭照料，主要由妇女提供并在村庄内进行；三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首先，由于大多数经济机会集中在城市，农村青壮年（包括年轻女性）大都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这也是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段时间以来，外出务工收入贡献了农村家庭年收入的绝大部分，某种意义上也导致农村家庭再生产环节的部分商品化。另外，法律和传统习俗要求处于劳动年龄的家庭成员供养和照顾年幼或年老的家庭成员，迫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以养家糊口

3、。其次，传统习俗强调女性照顾者的角色，她们承担了更多照顾家庭老幼的责任，农村女性往往会较早结束外出打工生涯，回到农村照顾儿童和老人通常没有任何金钱补偿。再次，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妇女已成为农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她们的日常劳动构成了农村家庭一种稳定且商品化程度较低的收入来源，满足了家庭成员的粮食和小额现金需求。因此，劳动的性别分工与生产和再生产之间有清晰的空间边界。这些制度安排使农村家庭能够在资本积累之外以低成本进行自我再生产。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支撑和维持了中国数十年劳动密集型资本积累、相对非商品化的农村社会再生产方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

4、深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各类资本大规模向农村“挺进”。这些资本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本应发生在市场之外的农村社会再生产活动日益受到资本的强力支配和塑造，致使农村如教育、婚姻等关键的社会再生产环节日益商品化,农村家庭的社会再生产能力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商品化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农村社会再生产出现了种种危机，如村里留守老年人无人照料与农村出生率急剧下降等。本文聚焦农村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资本（积累）如何逐步侵蚀、破坏中国农村的社会再生产以及带来值得我们警醒的不良后果。二、理论背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者开始重新重视社会再生产问

5、题。这引发了关于家庭劳动力的作用以及殖民地和帝国政权下自身生产的整合和转型的激烈辩论。辩论的重点是资本积累是否需要“非商品化”的家庭社会再生产。尽管劳动报酬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支撑，但社会再生产也被认为涉及婚姻、家庭和国家以及对女性无偿劳动的依赖。社会再生产的定义（内涵和外延）是当前辩论的核心，它超越了家庭及其性别权力关系，涵盖了劳动力更新的所有制度和过程。事实上，社会再生产涉及的范围较大。根据Fine和Saad-FiIho的说法，它涉及“一系列复杂的非经济关系、过程、结构、权力和冲突”。1.aSIett和Brenner认为，社会再生产指的是“维持日常生活和代际生活所直接涉及的活动、态度、行为和

6、情感（它包括）如何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供即时消费，提供儿童的照顾和社会化的方式，对体弱者和老年人的照顾，以及性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不是一个独立、自主、非商品化的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领域被更广泛的劳资关系、不断变化的积累方式及政治制度所塑造和制约。例如，Kate将社会再生产定义为“一套在与生产的辩证关系中展开的结构化的实践，与生产相辅相成并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且“与其生产相关的物质社会实践（具有）历史和地理上的特殊性”，同时“唤起了一系列的文化形式和实践。Bakker和Si1.Vey从辩证的角度加以理解，认为“社会再生产的模式被社会经

7、济和政治秩序所塑造，也塑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正如BhattaCharya所说，社会再生产不是关于“两个独立的空间和两个独立的生产过程，即经济和社会一一通常被理解为工作场所和家庭“，而是一个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并认为在这个整体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动力制约（或影响）着所谓的非经济，而不是决定它”。Picchio等人强调了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PiCChio强调资本主义既需要一个非商品化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又倾向于侵蚀或破坏社会再生产。Voge1.断言，劳动力的生产与价值或资本的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Fraser认为，资本主义取决于几个背景条件，而这些背景条件也往往带

8、来危机，资本主义“对无限积累的驱动可能会破坏资本和我们其他人所需要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稳定”，并认为如果社会再生产受到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积累冲动将会吃掉自己的尾巴”。今天，世界正处在一个新自由主义政策大行其道、市场经济模式占主导的时代，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一种“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盛行。这种新自由主义颂扬“多样性”、精英统治和“解放”，同时拆除社会保护并将社会再生产重新商品化，其结果不仅是毫无抵御能力的人被抛给资本加以掠夺，而且还重新定义了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导致资本正在挤压一系列关键的社会再生产空间，如某些家庭可用于生育和抚养孩子、照顾朋友和

9、家人、维持家庭和社区联系的能力越来越弱。正如Bakker和SiIVey所强调的那样，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抬头加剧了“社会再生产领域日益增加的紧张、矛盾和危机”，部分原因是由其倡导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导致，而且这一趋势在全球农村地区普遍蔓延。因此，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本文思考的理论背景。三、数据的来源、地点及研究方法本文以河南省PY县作为研究对象。PY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全县总面积1284平方千米，户籍人口117万，常住人口72.8万人，其中以务农和外出务工为主的农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7.5%（截至2020年），下辖19个乡镇（含街道）、224个行政村（含社区），2012年被列为国家级

10、贫困县，2020年脱贫摘帽。近二十年来，房地产业的快速扩张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房地产业虽然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使无数人花掉毕生积蓄成为房奴。PY县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农业大县，属于典型的传统农区。全县大部分人口从事家庭农业和外出务工，2019年的人均GDP仅为17748元，远低于当时70892元的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以来，PY县的房地产业迅猛发展。近十年来，该县的房地产开发商数量从最初的11家猛增至29家，新建住房面积从2010年的138494平方米增至2019年的1293765平方米。从2011年到2020年，该县城区的商品房销售数量增长了1

11、0倍，价格也不断飙升。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认为房地产的迅猛发展是一种城市问题和经济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很少有研究房地产在中国传统农区急剧扩张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彻底重塑农村家庭社会再生产的。因此，笔者选取了中部地区这样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该县农村家庭参与房地产市场的原因和影响，进一步探明中国传统农区房地产繁荣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以及它如何冲击农村的社会再生产。为做好此项研究，笔者对PY县11个乡镇的990个农村家庭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实地调查。选取研究对象的原则如下：一是广覆盖，PY县的11个农村乡镇都涉及并有相关案例，以提升研究结论的整体有效性。二是抓典型，每个乡族按经济发展

12、水平选3个行政村，即上等村、中等村和下等村各一个，合计调研33个村；每个村按富裕程度选30个农村家庭，即上等户、中等户和下等户各10个，合计共调查990个家庭。为了观察参与县城房地产市场的农村家庭如何在分离的社会空间完成不同的再生产任务，笔者往返于农村和县城之间进行采访和民族志研究。另外，还对当地官员和房地产经纪人进行了访谈，以追踪PY县过去十年的住房和教育政策。四、研究结果首先分析迫使PY县农村家庭在县城买房导致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商品化的原因，然后研究商品化加剧的直接后果，最后探究商品化如何引发连锁反应并导致相互关联的再生产机构出现危机。（一）社会再生产关键环节的商品化1 .农村基础教育商

13、品化教育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之一，应坚持非商品化原则。然而，资本正在借权力之手从两个方面将PY县的农村基础教育商品化并从中牟利：一是农村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二是PY县把学区住房作为就读县城公立学校的前置条件。（I）县城学校成为农村孩子上学的最佳选择。中国县城的行政架构一般分为村（庄）、乡（镇）、县三级。其中，村庄在底部，乡镇在中间，县城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当地最好的教育资源一般都集中在这里。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农村家长把孩子送往县城的现象十分普遍。Jacka在河南中部的田野调查表明，有远见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更愿意把孩子送进县城学校。父母希望孩子向上流动（即实现阶层跨越）的渴望已经成

14、为农村变迁的主要驱动力，并影响了农村家庭的再生产活动。类似的情况也在PY县存在。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很多家长担心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不高，330个小学适龄儿童中有62%（206个儿童）在县城的学校（公办或民办）上学，少部分在父母工作地上学（有124个儿童，全部为民办学校）。PY县YH镇A村的一位村民说：“他们都说村为做好此项研究，笔者对PY县11个乡缜的个农村家庭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实地调查。选里和县里的教师是平均分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村里教育较差。我孙子上的学校虽然不是城里最好的，但是学校下午6点才放学。你知道村里孩子什么时候放学吗？下午4点！一天就差两个小时！”让孩子进城上学也源于家长对孩子培

15、养观念的转变。为了让孩子“出人头地”，较有远见的农村家庭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县城的学校，甚至已经为孩子谋划好了上大学和读研的求学之路，而那些直到初中才把孩子送到县城的家长，则更多是出于“被甩在后面”的恐惧。通过自己的外出务工经历，农村家长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他们深刻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中学教育是孩子成长的基本和必要组成部分，如果孩子仅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则无法在未来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在采访中，家长们反复强调，无论如何也要让孩子上到高中，否则以后连看大门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为了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在县城买房不仅代表农村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梦想，也是家长面对现实的无奈选择。SQ镇某村村民老马

16、表达了这种无奈：”以前附近还有初中可上，但现在都关闭了。现在让孩子上学太难了，要么上县民办学校，要么上县公立学校，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这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父母观念的转变只是促使农村家庭做出让孩子在县城上学的动因之一，教育政策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农村孩子到县城上学本来就比较困难，农村教育资源从乡镇到县城的转移，进一步导致县域初中教育格局在过去15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2009年至2021年，PY县县城学校的数量从14所增加到23所，而11个乡镇的学校总数从69所减少到41所；县城学校一直在扩大招生规模，而乡镇学校的规模却一直缩小。例如，2015年之前DHD镇曾经有三所初中，之后两个被关闭只剩下一个，仅剩一所学校的在校生人数也一直在下降。2011年至2020年，尽管该镇的人口从33000人增加到35400人，但该校的在校生人数却从580人减少到500人左右。2021年，该校七年级的入学人数为160人；而PY县第一初中却招收了1370名七年级学生，学生总数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