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阐释效能到建构系统：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范式演进及其应用衰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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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阐释效能到建构系统：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范式演进及其应用衰变摘要：西方协商民主研究历经40余载，蕴含着深刻的实践逻辑。20世纪70年代，西方代议民主的治理失灵现象日趋普遍。在探寻治理失灵的应对策略时，西方学者着力构建协商民主的理论范式，从多个视角阐释了协商民主的效能优势。然而，西方国家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制约了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有鉴于此，西方学者着力研究协商民主的制度实现形式。由于代议民主存在路径依赖等原因，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缺乏法理基础和政治支持，面临碎片化、形式化和制度整合等瓶颈。西方学者转向建构协商系统，以期打破瓶颈。不过，理论更新还是无法扭转西方协商民主应用的衰变趋势。关键词

2、：协商民主；代议民主；范式演进；应用衰变自毕塞特20世纪80年代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至今，西方协商民主研究历时40余载，范式内容异彩纷呈。西方学界的范式梳理存在两大进路：20世纪90年代，重点回溯理论渊源，考证罗尔斯等人的学术贡献，归纳共和主义、普遍主义和后现代的协商民主理论1;近年来，艾斯特等人将范式演进概括为四个代际，第一代探究协商民主的基本范畴，第二代论证协商民主的治理优势，第三代探究协商民主的制度程序，第四代阐述协商系统理论2o2001年哈贝马斯来华交流后，国内学界掀起研究西方协商民主的热潮。早期，研究者侧重梳理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和治理效能3,概括协商民主的理论流派和实践形式4,分析哈贝

3、马斯等人的理论创新5o后续研究更多地转向制度设计和操作程序6,总结前三代协商民主理论7o近期，研究者重点关注第四代理论及其对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启示8o总的来看，国外的早期梳理无法兼顾理论前沿，近年来的概括只是按照时间线索勾勒理论脉络，没有全面展现每代理论回应的治理难题。国内研究成果丰硕，但尚未完整梳理西方40余年的范式演进轨迹，特别是没有观照理论发展的实践逻辑。因此，有必要立足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治理情境，重构四个代际的研究议题，揭示范式演进的历程及其实践困境，尤其要厘清范式演进的实践背景和焦点内容，展现西方协商民主的应用衰变，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治理效能，为中国完善协商民主体系梃供

4、理论参照。一、西方协商民主的滥觞情境及其效能阐释代议民主的失灵，构成了西方协商民主的滥觞情境。20世纪70年代，代议民主无力应对国家治理危机，效能短板日益凸显，治理失灵现象日趋普遍。当时，欧美经济陷入滞胀，权力被资本绑架，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政治抗争不断。西方学者在探究治理失灵的应对策略时，提出要发展协商民主，弥补代议民主的效能短板。1.西方代议民主的治理失灵西方代议民主主张权利形式平等，强调选举可以表达私利，实现公益，要求少数服从多数。这套制度存在明显短板，如不能保证实质平等，公共政策常常背离公共利益，无法满足复杂社会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需求，治理失灵现象层出不穷。治理失灵首先表现为，选举被资本操

5、纵，违反平等原则，导致政治遭遇合法性危机。西方代议民主整含“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平等预设，认为公民通过选举表达政治认同，赢得多数选票者自动获得执政合法性。可是，由于资本绑架权力等原因，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的鸿沟愈拉愈大，进而反噬权利与自由，不可避免地诱发公共价值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讲，选举只能决定谁执政，无法保证胜选者履行竞选承诺、根据公共利益决策，时常引发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危机。治理失灵也表现为，选举并非正和博弈，无法全面反映公共利益。在代议民主的框架内，公民权利等同私人偏好，公民参与选举表达偏好便能增进权利，聚合形成公共利益。“民主的目标就是将分散的个人偏好尽可能通过一种公正而有效的方式聚

6、合成为集体的选择。”9可是，公共选择理论早已证明，遵循个体理性进行社会交往极易导致集体非理性，会使公益受损。阿罗不可能定理更是表明，选举筛选出的社会偏好无法代表多数利益。选举根据投票多寡确定公共利益的内容，无法综合考虑偏好的强弱及其合理程度，不能全面映射社会事实，致使偏好聚合出现偏差，决策信息失真。依靠选举生成公共利益，效力有限。治理失灵还表现为，代议民主难以适应复杂社会的治理需要。二战后，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后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复杂性骤增，乃至生成风险社会。典型表现为：身份认同日趋多元，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少数群体的权利诉求愈发强烈。然而，代议民主奉行多数决定原则，政治精英鲜有动力回应少数群体的

7、诉求。少数群体被迫诉诸政治抗争维护权益，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便是最好的例证。面对类似错综复杂的公共议题，代议民主失灵日趋频繁，充分暴露了效能短板。代议民主失灵召唤治理改革，改革效果却不尽如人意。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为应对复杂棘手的公共事务，大刀阔斧地革新行政体制，吸纳市场和社会参与公共治理。新公共管理运动随之发朝，类型多样的治理网络陆续涌现。然而，治理并非万能钥匙，存在大量失灵、失效甚至失败的案例。治理网络常常由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支配，矛盾分歧和权力为资本服务的现象屡见不鲜，无法确保治理的公共性、平等性和责任性10o效果有限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改革只是在治

8、理技术层面修补行政体制，并未在政治制度层面触及代议民主体制，属于隔靴搔痒。从聚合决策信息的角度看，代议民主是一套化繁为简的治理机制。它将公民权利及其偏好简单地化约成标准化的选票，根据选票数量确定偏好实现的内容与顺序。选票承教的决策信息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如实反映权利偏好的复杂性。仅仅依靠选举很难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社会越复杂，选举的效能短板越明显。应对代议民主的治理失灵，满足复杂社会的治理需求，势必要求改革政治制度。2.协商民主的效能阐释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在寻找政治制度改革路径的过程中，积极建构协商民主的理论范式。范式建构的重点是，论证协商民主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促进政治平等，夯实政

9、治合法性基础，治理复杂的风险社会，弥补治理网络的民主赤字。也就是说，论证协商民主是治理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有机统一，具有缓解国家治理危机的显著优势，成为阐释协商民主治理效能的实践起点。鉴于代议民主难以全面反映公益，西方学者主张公民遵循公共理性，实行协商民主，从而全面整合公共利益。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界定，是理论阐释的基石。如其所言，“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11O简单说来，公民在公共领域应当根据公共利益协商，不能只顾私利。在罗尔斯的基础上，博曼指出公共理性具有多元性。”当协商者运用多元公共理性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实现互

10、相尊重、互相包容。”12西方学者在重新解释政治参与目的的基础上，指出协商民主不是聚合偏好，而是转换整合偏好，可以更好地增进公共利益。哈贝马斯对此指出，“我们必须把进入政治过程的各种偏好不是看作某种给与的东西，而是看作一些接受论据之交换、可以用商谈方式加以改变的输入”13220。公民的偏好需求存在轻重缓急之分，会经过协商进行动态调整。深入的沟通交流，有望消除对偏好实现顺序的分歧，就程序规范和政策议程达成共识。针对社会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有必要论证协商民主具备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效能。代表性观点有，“合法性的源泉并不是个体先定的意志，而是意志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审议本身”14o“民主的意识形成过程确定合法

11、性力量，是从那些允许在协商过程中更好论据发挥作用的交往预设和程序中得来的”13342o他们认为，建立规范程序，确保公民平等协商，根据公共利益陈述理由凝聚共识，能够夯实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与代议民主强调通过选举赋予统治权合法性不同，协商民主更在乎法律等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鉴于资本操纵选举，论述协商民主可以增进平等，成为范式建构的题中之义。研究者尤其反对累积性不平等，主张协商，遵循平等、包容和互惠的原则。他们强调，“协商观念不仅要求平等对待他人的利益；考虑到良知差异的背景，它还要求他人可接受的理由，政治上可行的理由。我将这种要求称为协商包容原则”15。增进包容性，需要采用问候、修辞和

12、叙述的协商模式。仅仅承认理性说理的正当性会生成内部排斥，不善于说理者会身处劣势16。此外，还应确保说理的互惠性，“它所要求的是能够向受到激发寻找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所有各方证明为正当的理由”17。互惠性特指根据正当理由表达体现公共利益的偏好诉求。阐明协商民主可以更好地响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回应身份政治和价值多元论的挑战，避免治理网络失灵，充实协商民主的发展理据，是阐释效能的重要环节。吉登斯等人既解释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又说明了协商民主的治理效能。他指出，人追求解放推动了现代性的展开，“人为不确定性”剧增。“我们的存在，比以前更具有风险。”18实现解放应对风险，需要发展“对话民主”。协商民主

13、的风险应对能力具体表现为，可以为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不偏不倚的程序，”是在撕裂的社会调和冲突最民主的方法”19；有助于澄清道德价值观冲突，培育妥协精神、正义观念和宽容意识20；能促成治理与民主的融会贯通，“促进治理网络的透明性、开放性和包容性”21130o考虑到精英支配治理网络，侵蚀平等协商，西方学者重塑了协商民主与权力运行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在民主法治国中，政治权力分化为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13168o公民在公共领域通过协商生产交往权力，借助公共舆论将公共意见转化为公共意志。行政权力通过执行公共政策，落实公共意志。佩迪特着重论述了权力的无支配性，认为公民围绕分歧展开论辩，形成公共政策，

14、具有非专断性22。更具启发性的是，有人借鉴支配性权力和共享性权力的分析框架，指出协商民主生成的共享性权力”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能量，蕴含了相互赋权”23。简而言之，协商民主会促成赋权，增进平等。二、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掣肘及其制度实现发展协商民主不仅需要在应然层面阐释效能优势，更要推动实践的创新与扩散。从实际情况看，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层级越高，创新扩散的效能越是乏善可陈。剖析掣肘因素，总结发展路径，提炼操作程序，阐明协商民主的制度实现形式，也就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1.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限度按照从基层到中央的空间层级递进，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呈递减式衰退，面临一系列掣肘因素。特别是社会权力结构

15、和利益关系严重制约了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导致创新扩散动力不足，出现衰变困局。在中央层级，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屈指可数。典型案例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多个欧洲国家陆续在议会或政府下设专门机构，组织科技政策协商。20世纪70年代末，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新兴技术遭到国民的强烈抵制。为消除疑虑推广技术，丹麦议会于1985年率先成立了技术基金委员会，吸纳公民参与协商民主，”开始试验并设计能使普通公民参与科技评估的参与方法”24235。此后，法国、荷兰、英国、德国、瑞士、希腊、意大利、挪威、芬拦和比利时等国政府纷纷效仿。西方的实践创新主要发生在基层社会，零星地由地方政府推动，涉及的议题较为广泛。按

16、照组织协商的方式差异，可以将创新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是委托第三方承办。典型案例包括，自20世纪80年代起，克洛斯比创办的杰斐逊中心（现已更名为新民主进程中心）数十次受美国地方和基层政府委托，组织公民陪审团协商25o1994年至今，费什金领衔的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实验室（前身为协商民主中心）在多国受托开展协商民意调查26。二是责任主体直接举办。广泛实践的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法国和德国的地方政府围绕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协商民主27-28。1993年至今，数百个美国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学习圈协商，议题涵盖教育改革、种族歧视和社区建设等方面29。2010年，美国俄勒冈州政府创立公民初选评议会，定期在选举前随机抽选2024位公民参与协商民主，并将协商成果报告邮寄给选民参考30。西方协商民主不是在制度真空中发生的，实际效能深受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