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雨与地方社会1——以《博罗龙华陈孝女志》为中心的考察.docx

《祈雨与地方社会1——以《博罗龙华陈孝女志》为中心的考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祈雨与地方社会1——以《博罗龙华陈孝女志》为中心的考察.docx（6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祈雨与地方社以博罗龙华陈孝女志为中心的耨干旱对于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人们而言，是经常遭遇而又不得不应对的议题，祈雨就成为应对干旱的一项重要的仪式和民俗活动。在惠州博罗县龙华镇战立者i座陈孝女祠。陈孝女曾是官方认可的重婴祈雨之神，她成为社区凝结的重要纽带，深刻地勾连了官民关系和村落关系，使得地方社会在面对旱灾之时，能够共同抵御，发挥出最大力量。透过民间文书博罗龙华陈孝女志，可以窥见祈雨仪式的片断以及陈孝女在社区中存在的重要意义。陈孝女祠：祈雨：旱灾；孝女志祈雨是一项悠久的仪式活动，甲骨文中就有祈雨的记载。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雨水的丰盈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祈雨仪式所应对的是基于一种对自然

2、状况的未知性的反应。这种仪式很大程度上是民众的一种心理调适。在广东博罗县有一座陈孝女祠。陈孝女很长时间内都被作为一个官方认可的祈雨神灵而存在。关于奉祀孝女祈雨的情况，地方志、碑刻等文献中只有零星的记裁。在田野访谈中，乡人也全然不知陈孝女祈雨的事迹。但在留存至今的一本民间文书博罗龙华陈孝女志中，可以窥到祈雨仪式的一些片断，有助于理解民间信仰在社区空间中的重要意义。一、孝女志与陈孝女祠博罗龙华陈孝女志是关于陈孝女祠的专门志书。孝女祠位于博罗县龙华镇，是博罗县的著名祠庙，它的西北面是道教名山罗浮山。据奈靖七年（1528）惠大记卷二迹考下记载：孝女祠，在博罗县西五十里。梁大同中，沙河富民陈志，年八十，

3、独有一女。志卒，女哀毁甚虑，居以营葬，毕，亦卒。广州刺史萧誉闻而异之，乃立祠焉，表日孝女。南汉封为昌福夫人。今亦谓之昌福夫人祠，祷雨有应。127惠大记中记载了陈孝女的简单事迹，后世将她演化为孝行的化身。她在寒冬潜入藕池“感藕生莲”，取藕为父治病感动天地的故事广为流传。然而，在很长时间里，她曾是官方认可的祈雨神祇，正如文献中所述其“祷雨有应127。南汉被封为“昌福夫人”，宋淳祐四年（1244）,加封“孝诚英烈龙华感应昌福夫人”。祠原先位于佛寺龙华寺一侧，唐末毁，宋初复建。洪武二十五年（1392）,龙华寺归并于延庆寺，孝女祠逐渐废弃。嘉靖初年，提学副使魏校将昌福夫人祠，亦称昌福宫，正名为孝女祠。广

4、西融县知县里人翟宗鲁撰写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增建孝女祠门宇记中写道：“我朝嘉靖初年，督学庄渠魏公校议女终养其亲，祠称孝女礼也，不宜称夫人。手题梁表祀龙华陈孝女神主，命教谕杨国本撤像立主以奉祀24。”这则碑记现嵌于孝女祠内墙壁上，孝女志也收录了这则碑记。魏校将昌福夫人改为孝女，撤像立主，与易靖初年毁淫祠、立社学的时代背景相关，更多地体现出官方一种儒家化的塑造，是士大夫与原先僧侣势力的一种较量。孝女祠中依然保留有昌福夫人的印记。祠内一只香炉的炉身正面刻有“昌福宫”三字，右刻“恩诚内结善缘众信敬奉，落款光绪十五年仲秋吉旦376”。文献的零星记载中也留F昌福宫的名字。孝女祠先后经历过正德、嘉靖

5、、雍正、道光等多次重修。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收回，曾改作龙华卫生院、龙华小学。1990年，经香港青松观主侯宝垣等鼎力资助重修，孝女祠得以重新开光并陆续恢复了信仰活动。博罗龙华陈孝女志成书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陈允厘重刻，现有复印本存于孝女祠中，以下简称孝女志。志书中收录幅民国二十六年（1937）名为博罗龙华陈孝女祠前之藕池的相片，左侧书写一行小字，记录了该相片所摄人物为当时重刊志书的发起者及赞助者，其中就包括陈志同，陈允厘，陈伯良，陈友兰。志书的重修主要得到了陈氏族人的资助。该志书最初撰于明嘉靖年间，由陈于宣主持。于宣也是陈氏族人，庠生。陈于宣收集了有关孝女的各类史料，刻成孝女志。孝女

6、志先后经过易靖、万历、乾隆以及民国等多次重修，民国博罗县志中有记述：陈允厘序略：荔靖间，吾族干（于）宣公始搜集孝女传序碑记诗歌汇刻为陈孝女祠志。万历时鉴公，乾隆廷银公均重刻之。中更兵燹，短板不全，藏木亦不可多得。此残本得于祠中，卷帙有脱落，而传序碑记诗歌等灿然具备，亟付手民，以广其传。4396-397孝女志最早的序言书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由惠州府儒学教授戴赏撰书。该志书分为庙图、墓图、祀田、粮税和祈雨事例五部分，广泛收集了关于陈孝女的传序、碑记、诗歌等资料。志书中，将“祈雨事例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诸多关于地方祈雨的记录。在乾隆三年（1738）的序言中就提到祭祷孝女祈雨的灵应。这篇

7、重修孝女志序由博罗县儒学教谕关廷相书写，其中写道：“岁丁巳春杪邑亢旱，遂同县主陈君诣祠祷雨，立沛。志所传殆不虚2序：3。”这里的陈君是博罗县知县陈有为。孝女祠历来为地方官员和上绅所瞩日。曾任惠安知县的惠州籍官员叶春及、广西融县知县国人翟宗鲁、广东按察司佥事翁梦鲤等人都有文章书写孝女。孝女祠一度成为地方官员和土绅关注的焦点，他们在塑造孝女的同时也推进了基层教化的实践。孝女被列入了官方祀典.民国博罗县志的政制五中祀典祠庙有对孝女祠的记录42540祠内也有不少官立匾额，一些与祈雨相关，如博罗知县董海题写有匾额普泽甘霖，这些匾额成为官方对孝女祈雨灵应的一种认可。头门联还书有“孝德终天地，神功布雨场21

8、9,这些都显示出孝女与祈雨活动的密切关系。此外，孝女志中还录有一道诰敕，相传为梁武帝诰敕，落款为“大同二年三月:其中提到“赏善罚恶，必秉至公，祷雨祈晴，务昭克应。春秋二字典礼，隆加寒暑，四时遣人安慰于戏。幽明一理，勉存锡类之思2o这份浩敕暗示着孝女与南梁的某种联系，也将陈孝女的历史追溯的更加久远并且倾注了更多王朝的关注。陈孝女的事迹及祠庙的历史通常被追溯至南朝。她的孝行在明中期得到强化，更多体现了一种儒家化的塑造。然而，在很长时间内，她曾是博罗地方社会中重要的祈雨神祇。她被列入官方祀典，祠庙也得到更多地方官员和土绅的关注。孝女志的“祈雨事例部分展现了更多祈雨仪式的细节。二、仪式中的情感诉求祈雨

9、仪式是人们面对自然的未知性所产生的一种应对方式。由于旱灾具有的不确定性，常常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理压力，诉诸神灵就成为缓解焦虑情绪的一剂良药。人们尽可能求助龙王、土地等认为与雨水相关的一切神灵，以寻求心灵慰赭。陈孝女也成为地方官民的求助而象之-O雨水多彩不仅关乎个体小家庭的生计，更直接影响着王朝及地方社会的稳定。旱灾会将整个社会置身于一场危机之中。在祈雨的仪式活动中，通常民众、官员都参与其中，共同抵御灾害，共度难关。祈雨活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的一种心理调适。柯文在历史”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将水灾与旱灾对人们造成的心理账响作过比较。他指出，干旱造成的苦难是渐进式的，能持续多长时间，难以

10、预测，这与洪灾具有的来势凶猛和为害惨烈的特别不同。认为，水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560n正是由于旱灾对人们造成的这种渐进式的心理压力，才使得人们笃信神灵，进而采用信仰仪式来释放这种累积式的巨大的心理压力。人们饱受久旱的煎熬之后，迫切渴望的是天降一场透雨，祈雨仪式带给民众更多的是一种心灵慰藉。依靠仪式活动，依靠信仰的力量，人们才能艰难地度过旱灾，进而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在人们的观念中，龙王、土地都是重要的析雨之神。在惠州西湖拱北桥上原建有龙王庙。“每岁春秋仲月上辰日致祭，礼仪与祭南海庙同6170。”

11、按照南海神庙祭仪，每岁春秋壬日祭祀龙王庙。由主祭官着蟒服行二跪六叩头之礼。对于列入官方祀典的庙宇，地方官员会定期进行祭祀。孝女祠是博罗地方官民祭祷祈雨的重要祠庙。有来自民众的自发祈雨，譬如在孝女祠内，老人会将竹斗笠、烂帽子等烧掉祈雨,表达出普通百姓对雨水的渴望，也有地方官员参与到祈雨仪式之中。在孝女志收录的一份祈雨文中，呈现了祭祀陈孝女祈雨的诸多细节，从中不难看到祈雨仪式当中的参与者以及他们的情感诉求：求雨激龙潭火牌敕赐龙华孝诚英烈感应昌福夫人陈为祈求雨泽事，照得天时亢旱，农功伊始，正值春耕播种之期，奈无滂沱大雨，四方干涸，人民愁苦。又奉本县德政爱民，着令乡誉兼同师巫在祠立坛祈祷，每日往各社坛

12、取限，今经数日未有大雨，乃思原额有置龙潭，屡有应验。合就遣牌赴激为此牌，仰庙司沿途知悉的于本月Fl时在庙起马，由陆即照例开各地方，连拨人夫儿名俟候，逐程交替。如遇社坛，务宜洁净。即备壶盒、果酒、红鸡一只俟候，本师到社取限，合行预知。此系奉上文明祈雨以救民苦，非徒劳扰，各宜诚心斋戒，毋远须至牌者右仰庙司沿途地方知悉。年月日遣牌限日缴240-41赴龙潭激火牌求雨是孝女祠祈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龙的真身位于龙潭，到龙潭祈雨会获得灵验。文中提到的龙潭同样也是官方认为的应验之地。这篇祈雨文以县官的口吻呈情于神灵。文中首先描述了旱情的严重。类似于此，在孝女志的其他祈雨文中也多有记述，比如火

13、牌系博罗县主示往攻激龙门台龙潭中写道：“敕赐龙华孝诚英烈感应昌福夫人陈为祈求雨泽，急救时艰，以苏民困事。照得天时亢旱，四方干涸，禾物枯稿，而阖邑百姓愁苦惊惶241”。再如上县祈雨火牌中也提到“照得天时亢旱，雨泽少降，原属东作之始，而春耕日深，民隐堪忧241,0以上均描述了正值春耕时节，旱情严重，百姓们表现出惶恐、愁苦的情状。紧接着，祈雨文陈述已做立坛祈祷之事未见效，接下来地方官员将派人前往龙潭激火牌并再次虔心祈雨。伴随着祈雨仪式的进行，其中还有诸多的禁忌，如文中提到“诚心斋戒。这也是仪式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冽，县官于旱则求雨，禁屠，祈晴亦同454。禁屠宰，食素食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它将有效

14、预防与旱灾相伴的传染病的流行。在禁例之下，整个村庄以及县域都变得紧张起来，人们共同遵守祈雨的禁忌，虔诚祈求天降雨泽。祈雨文显示，仪式的参与者主要包括地方官员、乡耆、师巫、承担夫役的村民等人。由于志书的书写者源自地方官员、土绅等人，仅能从只言片语中体会到普通百姓期盼雨泽的诉求。祈雨文通篇的表述都是出自地方官员的口吻，很大程度上他们成为仪式的主导者。祈雨文一方面似乎是地方官员与神灵的对话,另一方面又像是地方官员对基层组织展开仪式细节的部署。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祭司。文中无不流露出他们对神灵的敬重和虔诚，以及“祈雨以救民苦”的强烈愿望。在应对一场灾害面前，地方官员通常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力量。

15、他们为百姓所期许，沟通着来自神灵与普通百姓的世界。从另一种层面来说，灾难面前包括官员、普通百姓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凝聚起来。官方的认可使得祈雨成为一项国家或地方的重要事项。也正是由于官方的主持祭祀，才使得民间信仰具有了正统性，从而使信仰能够传播覆盖至更广阔的范围。像陈孝女类的地方神祇也被列入祀典，长久享有祭祀。仪式表达出官民祈祷雨泽的共同诉求，而仪式的背后则是关乎王朝及地方社会的稳定。三、官绅民互动在日常祠庙事务以及祈雨仪式活动中，不乏地方官员、土绅以及乡民的广泛参与。孝女祠的多次重修中，地方土绅和乡耆积极参与其中，他们着力募工倡修，成为重修祠庙有力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围绕祠庙所展开的仪式活动，需要

16、地方社会的有序配合。在孝女巡游的祈雨仪式中，沿途村庄被充分调动起来并承担相应的夫役。在共同的诉求面前，地方社会被整合起来，从中可以看到地方官员、土绅以及乡民的参与和互动。对于祠庙的祭祀及日常运行，庙产是其重要的经济保障。龙华寺原有寺田九十一亩。明初合并寺观后，孝女祠渐废，庙产落入豪右之家。叶春及撰写的复龙华陈孝女祀田记中记载了庙产流转的情况：嘉靖三十七年，大工兴，鬻废寺田，有司得上下至田于豪猾之家，例当鬻孝女裔孙。陈君于宣会诸生叶万达、杨崇勋辈白于郡丞何公宗鲁、邑令舒公颛，得留卜五亩。于是，孝女之祀遂以不废。7228复龙华陈孝女祀田记收录于崇祯博罗县志等明清地方志之中。孝女志同样也收录了这篇文章。志书中记录的撰写时间为嘉靖四十二年（1563）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