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霍伯《悲惨世界》的电影改编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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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汤姆霍伯悲惨世界的电影改编分析英国导演汤姆霍伯的悲惨世界（2012）是一部在讨论电影改编时不可忽视的作品。霍伯早年拍摄短片与电视剧，较少涉足电影，而一旦拍摄电影，霍伯便会高度重视剧本力度，如伊丽莎白一世（2005）、国王的演讲（2010）等。悲惨世界改编自维克多雨果发表于1862年的同名小说，就艺术性而言，小说远在前述二作之上，悲惨世界堪称浪漫主义时代文学作品的巅峰之作；就思想性而言，其宏大的背景和深刻的思考也使其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而更为重要的是，霍伯的悲惨世界并不是一部单纯的由文学进入电影的作品，在小说原著与最终银幕上的作品之间，还有一部风靡世界30年的音乐剧：根据原著改编而成的

2、同名音乐剧亦可以视作音乐剧史上难以被超越的、数一数二的佳作。音乐剧的珠玉在前在给电影改编提供便利的同时又增加了电影改编的难度。其便利之处在于，音乐剧已经为了表现效果而删去了庞大原著的部分内容，但由于音乐剧巨大的影响力，霍伯有意沿袭音乐剧中以歌唱为主的表现方式,这也就导致了电影与音乐剧一样，85%以上的人物台词都由演员唱出。这也就使得霍伯不仅要考虑到演员对这种艺术形式的驾驭程度，还要从电影的票房、口碑出发，照顾到并不能成为观影主力的音乐剧忠实观众。这种大胆的尝试固然使得悲惨世界问世之后毁誉参半，但是在排除唱功等音乐元素后，霍伯在剧本改编上做出的巨大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悲惨世界也为舞台剧、文学名著与

3、电影手法如何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提供了一个正面的范例。一、人物意义的更换人物对于小说而言，无疑是核心部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不仅塑造了大量在乱世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且赋予他们的性格是真实且复杂的。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度所在，即尽管雨果本人对人物有是非判断，但读者并不能单纯从字面上来以善或恶来裁度人物。正如雨果本人在克伦威尔序言之中指出的：“人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兽性，也有一种灵性；有灵魂也有肉体。总之，他就像双线交切点，包罗万象世界的两条实体的锁链间的连环节，这两条锁链，一条是物质实体的系统，一条是无形存在的系统。”而在电影改编中，在人物方面的改编一般为将原来的圆形人物变为平面化的人物。这是出

4、于对电影的片长以及观众不可逆的欣赏方式的考虑，平面化的人物更容易为观众理解和记住，并且这样也能相对缩减一些表现人物隐藏性格的情节。在悲惨世界中自然也不乏这样的改动，如马吕斯的革命动机。在小说中，马吕斯在成长为19世纪的标准革命青年之前有一个转变过程，他的父亲曾是拿破仑的上校,属于不折不扣的波拿巴派，并拥有男爵的爵位。而马吕斯却是被身为保王派的外祖父抚养长大的，他曾经极端反感父亲的政治理念，但在父亲去世之后，马吕斯重新审视革命和共和的理念，最终背弃了曾经的保王派理念。马吕斯在继承父亲爵位的同时，也全面继承了父亲的共和思想。由于共和思想是自己经过斟酌后做出的选择，因此马吕斯的革命立场特别坚定。有了

5、这样的铺垫，马吕斯最后宁可与深爱的珂赛特分别也要冒死参加起义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无论是在音乐剧还是在电影中，这一部分铺垫都被删去，马吕斯一登场便是一个勇敢无畏、战斗意志坚定的革命青年。但将人物进行平面化塑造，是影视剧改编的普遍手法，这并不能视作悲惨世界的特出之处。电影悲惨世界在对人物进行改编时，还充分考虑到了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和意识形态，悄然变换了人物角色在小说中原本承载的意义。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便是卞福汝主教。在小说中，卞福汝主教便是一个寄托了雨果理想的人，雨果用大量的篇幅来表现他品德的高洁（如不和所谓的上层社会相勾结等）和善良（如不辞劳苦地跋山涉水去看望那些穷人等）。也正是因为主教的人道主义

6、信仰，他才会收容逃犯冉阿让，并在冉阿让偷走银器和烛台以后将东西慷慨地送给他。毫无疑问，主教对冉阿让是一个拯救者的存在，雨果正是希望社会中能有这样的圣贤之人，以挽救天下众生。但是，以当代观众的眼光来看，雨果在大革命这样激烈的时代剧变面前，寄希望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雨果认识上的缺陷。因此，在电影中，主教的形象就从原来承载了作者忠实理念的、被浓墨重彩描写的重要人物变成了一个情节的串联者。在原著中，因为主教与穷人常打交道，故而冉阿让去找主教是穷人介绍的。而在电影中，冉阿让只是倒卧于主教门前被主教发现，因此得到了食物与床铺。后来的赠送银器等情节则得到了保留，主教依然是一个避免冉阿让继续堕落的人物，且

7、在电影中，冉阿让临死之前，他也看到了卞福汝主教的灵魂。这是一种首尾呼应的手法，观众所收到的信息便是，主教开启了冉阿让的人生新路，对冉阿让有大恩。而雨果原本寄寓在主教身上的理想，对主教这一角色成为穷人代言人的希望则在电影中被过滤掉了。二、情节与台词的调整除人物之外，在情节与台词上，悲惨世界也有所变动。情节与台词之间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电影对音乐剧的改动上，电影有时需要移植个别经典唱段于主人公命运处于极端状态的时候。这主要是考虑到相对更接近精英文化的音乐剧而言，电影是纯粹的大众文化商品，观众的文化水平是参差不齐的，音画上情绪的一致更能照顾到观众的理解。例如，在音乐剧中，芳汀唱我曾有梦时正值被赶出工

8、厂之际，她在这首歌中抒发的只是遇到人生挫折时的一种对生活深深的失望。在失去了女工身份后，芳汀还过了一段卖身为生的凄惨生活。而在电影中，霍伯有意调整了芳汀演唱此曲的时间点，芳汀此时不仅在其他人的排挤之下离开了工厂，失去了稳定的收入，且已经无家可归，变卖了自己的头发和牙齿，最后不得不沦落风尘，出卖自己的肉体。在电影中，芳汀一脸麻木地躺在一个木箱里，嫖客从她身上爬起丢了两个小钱，已经意识到自己命不长久的芳汀对此无动于衷。从视觉上看，观众可以感受到，芳汀现在犹如一具还在呼吸的尸体。然而随着音乐渐起，芳汀开始回忆起自己曾经美好的过往，追忆自己曾经有过的单纯的希望时，观众则又从听觉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凄然的

9、情绪。在歌声中，芳汀述说了自己的甜蜜梦想是如何被生活摧残的，曾经的幻梦变为噩梦，而命运在她的爱情结束之后还一直折磨着她，令她备感恐惧。更令芳汀感到痛苦的是，她并非行尸走肉，虽然她现在身处地狱之中，但她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爱和被爱的希望。从头至尾，观众的情绪都被芳汀的唱词调动着。直到最后一刻，即芳汀泪流满面地唱出“NowlifehaskilledthedreamIdreamed（现在生活已经杀死了我曾经的梦想）”时，观众才意识到，芳汀彻底绝望了，现在的生活不仅仅要杀死她的梦想，也将杀死她虚弱的肉体。这样一来，我曾有梦就成为走投无路的芳汀临死前的一次情绪爆发，是芳汀对她不幸人生的一次总控诉，歌曲

10、不仅成为芳汀的角色之歌，且霍伯使演唱过程成为电影的一个小高潮。从拍摄手法上来看，全片霍伯都有意大量运用特写镜头，以标榜电影与音乐剧之间的区别，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观众更加贴近人物。这样一来，演员的肢体动作与场景的切换都并非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元素，演员的面部表情（具体就芳汀而言，还有她的满脸伤痕）和演唱才是能给予观众最震撼视听感受的。通过颤抖的歌声和变化的眼神，芳汀将忧伤一悲愤一绝望的情感层层推进，令观众为之心碎。而这样的改动是否可以反过来运用于音乐剧中，考虑到舞台上马厩、木箱的摆放，芳汀卖身于嫖客等情节的表现方式，则是存疑的。与之类似的还有再有一天唱段的变动，在音乐剧中，这首表现革命前夜众生相的

11、，堪称是全剧灵魂歌曲的唱段被置于整部剧的中段，以营造一个高潮。而在电影中，叙事必须是连贯的，而非如音乐剧般以歌串联，考虑到革命前夜之后便是轰轰烈烈的起义，且电影并不存在舞台剧的中场休息时间，因此与我曾有梦要用来制造高潮相反，再有一天的激动人心感是要被削弱的。电影一是削减了音乐剧中众人引吭高歌的壮观感，以特有的蒙太奇将各怀心事的人们剪辑在一起，二是将电影的中段设置为1823年的巴黎，并在这首歌之后的，同样激动人心的，由学生在爆发起义时唱的你可曾听见人民的呐喊之前加入了一场肃穆、平静的出殡戏，使得电影动静结合，张弛有度。三、情节的增加如前所述，考虑到要在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完成叙事，无论是音乐剧还

12、是电影都对原著的情节进行了大量的删削，但电影悲惨世界却在对人物形象有了透彻的了解之后，别出心裁地增加了一些情节,如在原著中，马吕斯在获救伤愈之后，就与珂赛特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在电影中，马吕斯没有急于步入自己甜蜜的婚姻，而是带着自己的灵魂伴侣珂赛特来到了他和安灼拉等青年曾经一起讨论人权、商议革命的酒馆，电影有意给马吕斯增加了一曲空桌子和空椅子独立唱段，来表现他对逝去战友的回忆。青年学生们曾经在这里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然而现在一切都已经不在了。在这一段情节中，马吕斯在已经人去楼空的酒馆中到处都能看到战友们熟悉的面容，他恳求战友对自己苟活的原谅。这样的处理显然使马吕斯比原著中更为值得敬佩，同样，电

13、影也借马吕斯之口帮观众重新发出了“你们的牺牲究竟有何意义”的追问，从而表明，马吕斯知道安灼拉等人的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一次仓促的革命尽管失败了，但是平等、人权的观念终有一天会深入人心。而珂赛特对于马吕斯伤感的理解，也深化了观众对她是马吕斯良配的印象，避免观众对缺席革命的珂赛特（尤其是暗恋马吕斯的艾潘妮死在了街垒上）产生反感。另外，由于电影本身的局限性，电影无法把起义学生的个人形象都塑造得饱满鲜明（如安灼拉和格朗泰尔的性格就是不一样的），空桌子和空椅子一段的增加等于将他们视为一个群像进行表现，给予了这个群体一个退场的句号，避免了起义学生的形象太过于苍白，沦为马吕斯的陪衬。值得一提的是，悲惨世界曾先后在1958年和2000年被搬上银幕，但只有汤姆霍伯的版本增加了这一情节。在电影改编界，人们往往认为一流的小说在搬上大银幕后只能成为二流电影，反倒是三流小说存在被改编为一流电影的可能。这主要是由于一流小说中的深刻内容是观众难以在短时间内充分、透彻地理解的。而汤姆霍伯却以一部充分考虑了原著精神以及当代观众审美趣味的悲惨世界，在展现紧凑情节和戏剧冲突的同时，又较为精彩地再现了原著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深厚的思想。更值得肯定的是，在照搬音乐剧唱段的同时，霍伯并没有忘记电影本身的表现优势以及叙事节奏，从而实现了一次精彩的从舞台到银幕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