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明代文官荫子武职制度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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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博：明代文官荫子武职制度探析2024-03-2513:13古籍摘要：作为一种特异军功褒奖荫叙，明代文臣荫子武职制度滥觞于景泰朝，通过不断的事例积累和制度调整而发展成为文臣荫叙体系中的最高层级。在长期的制度运行实践中，文臣荫武实际上起到了补充文臣封爵的作用，潜在政治影响巨大。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使部分缙绅子弟成为世袭武官，绝大多数进入锦衣卫军官序列，客观上促进了明代社群阶层的流动，对加强文臣、武将间的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臣荫武制度以及荫武军官跨越文、武而形成的政治庇护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着军队的腐败。明代恩荫制度，特别是文官荫叙制度的基本框架已有学者考论，然而明代文臣荫子武职

2、在恩荫制度中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的缘起、演化过程尚未被学界充分揭示。考察文臣荫武制度并非仅限于对制度本身的梳理，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明廷在勋爵册封制度不断僵化失效的情形下，有以文臣荫武补充文臣封爵的趋势，这一政治现象尤其值得探讨；其二，明代文、武两途原本界限分明,文臣荫子武职造就出一批缙绅出身的锦衣卫将帅，使缙绅、武将群体的身份壁垒得以打破，同时催生了文臣、武官间复杂的政治庇护关系。鉴于前人研究之不足，笔者将追溯明代文臣荫子武职制度的缘起，评价其利弊得失，并对相关的政治社会问题作出分析。一、文臣荫子武职制度的缘起1.早期文臣荫武事例考辨关于明代文臣荫子制度，有学者指出，景泰朝以前得荫

3、叙者仅五十余人，且“皆属特恩荫职”，“荫职一般都是在荫叙者故后或致仕以后”，多有“通过乞恩获得”，所荫职官中仅“个别为军职”。是故文臣荫官武职诚为文职荫叙中的特殊种类，其发展脉络既未脱离整个荫叙制度，又别具特色。翻检明代列朝“实录”，参照其他正史政书、杂史笔记及前人研究，可发现最初的一批文臣荫叙武职出现于明代中前期，通过考察这些个案或可认识这一制度的最初状态。依明史杨荣传记载，正统五年（1440年），内阁大学士杨荣病逝，“年七十，上辍朝一日，赠太师，谥文敏，授世都指挥使”。这一叙述十分模糊，给人以正统五年杨荣甫逝即被恩荫子孙武职的感觉。如果此说成立，杨荣子孙则是笔者目力所及明代最早获荫武职的文

4、官后代。但细究此条记载，疑窦甚多，不可不辨。首先，也是最可疑处，依明代武官制度，都指挥一级是流官，特殊情况下准世袭一辈，无所谓“世都指挥使”者。据成化朝大学士尹直骞斋琐缀录载成化十三年（1477年）事：时福建都指挥杨晔，以殴死人命，蒙差刑部、锦衣官勘提。哗逃匿京师其姊夫董中书为家。董托锦衣百户韦英营解。适英正欲从汪（笔者注，太监汪直）刺事而无由，即潜报汪，谓晔东杨少师（笔者注，指杨荣）之曾孙，家资巨万，造恶百端，尝纳生人于棺，合置诸穴。今事露，乃挟黄白数千两来京，贿求内外，将欲招纳亡命，下海谋不轨。汪甚喜，昏夜驰至韦家酣饮，发官校掩捕哗等，就韦舍鞫之。此事原委另见明宪宗实录：法司拟福建建宁右卫

5、致仕指挥同知杨泰罪，坐斩。时泰子晔为太监汪直所获下狱死，上命太监钱喜及百户韦瑛往籍晔家，并械泰及其同居男女百余人至京狱具命。泰依律处斩，其余拟罪有差，财产悉入官，独祠堂与田三十顷给还泰家属。综合两说可知，杨荣孙杨泰、曾孙杨晔确实两代世袭武官，所任官职为建宁右卫指挥同知，在杨荣原籍卫所性注。但在成化本朝即有人如尹直讹传杨晔任职“福建都指挥”，造成明史纂修者剪裁之误。其次，排查史料知，杨泰并非在杨荣死后即得职，其得授武职的原委值得考究，或非承荫。据杨荣死后时人为其所撰“行状”等资料杨荣有“长子曰恭，次日让、曰锡、曰赐、曰贵芳、曰贵通”，“孙男十二，泰、俨、俊、伦、俭、佶、儆、佐、保、伟、倜、仪”，

6、而杨泰在杨荣“卒于武林驿”时，以长孙身份“侍侧”并“殓含如礼”。但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杨荣离世时朝廷仅“官其子恭为尚宝司丞”，未提及杨泰情况。再查弘治朝八闽通志，景泰间任建宁右卫指挥同知者有杨泰一员，系由景泰朝“建宁右所副千户升”，杨泰子“杨炜”于成化朝“袭父泰职”，任指挥同知。其中杨泰无疑为杨荣长孙，“杨炜”应是“杨晔”之误，诚杨荣曾孙。据此，杨泰应大致于景泰年间被授建宁右卫副千户一职，后升任本卫指挥同知世袭，其授官距杨荣去世已有一段时间。至于杨泰得职副千户并累升世袭的详细时间、原因、经过，皆不见于“明实录”、方志等权威史料，或是碍于杨晔的狼狈情况而有所避讳。但“明实录”中的一条相关记载却透露

7、出些许线索。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一月，有“福建建安县民杨泰、杨让，崇安县民蓝文煜”等“各出谷千石有奇赈济”，景帝”诏赐玺书旌劳复其家”。杨荣原籍福建建安，长孙名“杨泰”，次子名“杨让”，与“实录”所载捐粮之人同名同地，似为同一人。而正统、景泰年间捐纳成风，有学者指出，至景泰七年（1456年），朝廷因灾害严重，已准湖广军民有能纳米五百石者授军职百户，八百石者授千户。由此推想，杨泰有可能是先输粮千石，后于景泰朝以捐纳得授武职，或非承接祖荫。是故，杨荣之例存疑，不宜作为早期文臣荫子的典型加以讨论。此外，有学者将洪熙元年（1425年）尚宝司卿朱诱升世袭金吾左卫指挥使的事例归为文

8、臣荫子武职类。实际上，仁宗是因朱诱在“先帝靖难时常效力守城”，且预测出了“夜有星大如杯，色赤，见天钩”的瑞象，故而改其尚宝司卿文职为世袭武职以资搞赏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荫子武职。王世贞即将朱诱事迹列入靠山堂别集之文臣改武条目之下。排除杨荣等人的案例后，再梳理“明实录”中的相关记录，可发现较为典型的文官荫子武职事例最早见于景泰朝。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其时督兵贵州的兵部尚书侯琏“以劳瘁卒于普定”，景帝“赐祭葬，荫其子锦衣卫世袭千户”；景泰二年，景帝召兵部尚书于谦子于冕陛见，当即授官府军前卫世袭副干户；景泰五年，兵部尚书兼掌詹事府的仪铭死，景帝“命有司治葬事，录其子海为锦衣卫百户”；同年，南

9、京刑部尚书杨宁“自叙其前后军功，乞荫其子”，朝廷授其子杨崩为直隶新安卫世袭副千户，而“时崩方一岁”。杨宁原籍南直隶歙县，其荫子系铃注原籍卫所。分析明代最初的这批文臣荫武职的案例，不难发现，其得荫主要缘于恤功酬劳，这无疑与“土木之变”后明代特殊政局有关，例如侯琏、于谦、杨宁皆曾亲自指挥军队安边，有实在军功；仪铭系景帝藩邸旧臣，虽无实在军功，但莅政兵部多年，亦有勋劳。此外有得荫者自行题请，再受荫叙之情况，而其所获军职或钱注京卫，或铃注本乡卫所，似无定制。总之，这些文官荫子武职的情况可视为对文臣军功勋业的个别嘉奖，其制度化运行程度甚低。例如，曾常年参与边防军事事务的户部尚书金濂功劳非凡，死后被追赠沐

10、阳伯爵，但其子金良辅景泰六年“自陈其父有军功乞录用”时，也只被授予都察院照磨的低级文职。2.文臣荫武事例的累积与初步制度化此后的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延续前政，视军事贡献为主要衡量标准以荫叙文官子弟武职。当时正逢明代文臣督、抚统兵制度推广之际，得荫之边臣有所增多。有学者依明史及竟山堂别集赏功考中的记载，择出“成化中，项忠因镇压荆襄流民有功，荫子授为锦衣千户；韩雍因镇压广西瑶民起义有功，荫一子锦衣百户；王越因大同黑石崖之捷荫一子锦衣百户”三例。但项忠、韩雍荫子武职的因由与过程明史记载不确，需要结合其他文献订正。更需指出的是，王越“附阿太监汪直”，成化十六年（1480年）得封威宁伯入勋臣行列后，多次

11、荫子武职并推恩升级，“气焰可畏”之时，长子王春为锦衣卫指挥同知，次子王时为锦衣卫都指挥使，幼子王昕为锦衣百户。这些恩荫实属勋臣冒滥荫子的范畴，已非一般文臣荫叙可比，似不应并列一处讨论，而“大同黑石崖之捷荫”即属此类。实际上，王越封爵前，以文臣身份仅得荫子武职一员。项忠、韩雍、王越外，笔者再搜集拾遗，得天顺、成化、弘治三朝文臣荫子武职13例，具体情况如下天顺朝，英宗念故内阁大学士曹鼐“土木之变”殉难，荫其孙曹荣锦衣卫世袭百户。天顺元年（1457年），朝廷念致仕礼部尚书胡淡“历事累朝”并“从淡请”，荫其长子胡欲（又名胡长宁）锦衣卫镇抚，带俸不任事。天顺元年，吏部尚书王翱因子王拧由恩生从其“征勒城有

12、功”为之“乞恩”，朝廷荫拧锦衣卫千户Q成化四年（1468年），王拧“疏其父军功，故得世袭”,后“升指挥使。成化二年，左副都御史韩雍以“大藤峡”功“当荫子”，韩雍以与弟睦授锦衣所镇抚”，后韩睦以“从征两广军功累升锦衣卫百户”。成化十年（1474年），兵部尚书白圭子白镇”自陈其父累立军功，乞量授武职”，朝廷授镇锦衣卫百户。正德朝，白镇升带俸指挥使。成化十二年，户部尚书马昂“自叙军功，为子恕乞官”，朝廷官马恕锦衣卫百户。成化十五年，抚宁侯朱永自陈旧功请行赏，宪宗以朱永功与兵部尚书王越相同，“各许其一子世袭锦衣卫百户”。次年，王越奏“威宁海子之捷”，朝廷升报捷者王越子锦衣百户王时正千户。辽东巡抚都御史

13、陈钺子陈渤，初因为父陈钺报捷，升冠带小旗，后“乞恩改冠带监生”，不久“复以监生报捷，升锦衣百户”，又“自陈斩获功，升副千户”。至成化十六年，陈谕奏“称，文官三品，例应送子入监，乞以军功递升”，得任锦衣卫正千户。故内阁大学士李贤次子李玲，“初从威宁伯王越，以军功授总旗”。成化十六年，李玲“自陈其父旧劳，乞恩补荫”，以“荫及累树功于北边，授锦衣百户，进千户”。成化十七年，左春坊左谕德程敏政自陈其父故兵部尚书程信“历官中外，屡立战功，乞循例追录旧功”。朝廷故而授予程信长孙、程敏政长子程埃锦衣卫世袭百户之职。弘治六年（1493年），朝廷以故兵部尚书余子俊尝“以都御史巡抚延绥，积有军功，既卒，授其孙承祖

14、为锦衣卫百户世袭”。不久余承祖死，而余子俊子余真”时已中乡举将选”又“援例乞恩”，朝廷故而改授余真锦衣卫正千户，子孙世袭百户。弘治十五年（1502年），余真以功升指挥佥事，陈乞父功，请比照景泰朝兵部尚书侯琏例，将子孙世袭千户，获准。弘治十四年，朝廷以故吏部尚书李秉“为都御史时，常督军征建州有功故”，荫其孙李邦佑为锦衣卫百户。故兵部尚书项忠有子项绶，先从军，以奏捷授锦衣卫镇抚。成化七年（1471年），项忠总督军务，“捕荆襄流民事竟”有功，子项绶升秩一级。成化十三年（1477年），项忠受诬，革兵部尚书职，子锦衣卫千户项绶受牵连，贬“调湖广九溪卫带俸差操”。至弘治十五年项忠死，朝廷“以忠为巡抚都御史

15、时尝有军功”，补录其孙项铺为嘉兴守御千户所百户世袭。嘉靖朝项铺有裔孙为吏部尚书吴鹏婿，又黄缘“改外卫为锦衣”。明代中期，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具体条件、实行细则未开列于典章，从以上特举、胪列景泰朝以降的十余个事例来看，获得文臣荫武优待的大臣是官僚队伍中的绝对少数，仍属于“异典”范畴。但不断累积的文臣荫武案例也构成了一种类似“事例法”的制度规范，其运行特点大致有三。第一，得荫的条件较为严苛，战功或殉难等军事勋劳是文臣荫子武职的主要条件。大臣一般需累有勋劳，升至阁、部一级，甚至致仕身死后上报，方有机会获得荫子武职的荣誉。少数指挥一次重大战役胜利者，如韩雍、项忠等，也可直接荫子武职。王越虽因大功荫子，但

16、冒滥倾向严重。初次受荫后再积功或子孙继续陈乞，可加、补原荫军职入世袭衔或升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武职非军功不准世袭,永乐元年（1403年）即规定，“官舍、旗军、余丁曾立战功升授职役者，其子准承袭”，“若先不曾立功就与职役，后亦无战功者，不准袭”。而统观文官荫子武职者，其中，初授官时即明确给与子孙世袭待遇的占去大半，这些受荫子孙多是单纯坐享父祖军功推恩，本身无征战立功的资历，是不符合武职非军功不世袭之制的。而那些荫子武职不言世袭者中，既有胡浸、仪铭之类无实际军事勋劳者,也有白圭、马昂等边区战守督抚，而内阁大学士李贤子李玲征战有军功，也未入世袭衔，个中原因不明。可见文臣荫子武职毕竟是荫叙制度，在强调军功授职的同时，“推恩”色彩浓厚，在子孙世袭武职这一问题上尤有错滥之嫌。第二，荫子武职的规格高于其他荫叙。明代中期官员荫子制度己经初具规制，有关文臣军劳、殉节之荫叙褒奖亦粗成定制。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载，成化元年（1465年）正月，明廷讨论四川平叛阵亡知县李旺等人的优恤待遇，定“文职奋勇杀贼没于战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