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经典化、去经典化与再经典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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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自成雌蝇S三g聆B化李自成自问世迄今，其文学史地位的评估经历了初次经典化（19771987）、去经典化（19882007）和再经典化（2008-现在）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即再经典化尚在进行中，并未取得学界广泛共识，它关涉前两个阶段，有些问题需要进行学理的分析和实际操作层面的探讨。一、李自成的初次经典化童庆炳先生将文学经典的建构概括为六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乂可称为赞助人以这六要素观李自成的经典化、去经典化与再经典化问题，将会有新的发现。

2、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第一卷和第二卷出版之后不仅普通读者被深深吸引，表示叹服和痴迷，国内文学、美学和史学界众多顶级名家也是交口称赞，成为共识或公论。李自成第卷初版1963年7月面世后，虽然印数较大（不到年时间印了19万3千册），“在北京的读书界和全国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由于作者“摘帽右派”的特殊政治身份及各种人际因素，1962年6月12日作协武汉分会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公函中，要求控制印数，并且评论文章要“掌握分寸”，所以，评论界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与红岩红旗谱等初版后顿时轰动的情况迥然不同。所以，直到1976年，它仍未被经典化；而此时同为中青社出版的“三红一创早已声名鹤起，评论如潮。李自

3、成经典化的最初发起，应该从1966年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发指示支持姚雪娘创作算起。可以说，毛泽东是编辑之外的第一个“发现人”或“赞助人。国家最高领导人以读者身份肯定一部作品，直接为作品的写作开绿灯，从而在特殊情况下为作者的写作减少了干扰、提供了方便，大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仅此一例。但这并不能保证马上使作品居于经典之列。李自成经典化的标志，除了读者众多、发行量巨大，更重要的是得到专业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直至被写入文学史，给予突出位置。这一过程完成于1977至1982年：1976年12月第二卷出版，1977年7月第一卷修订版出版之后，邓小平在讲话中专门提到姚雪垠和李自成

4、，并派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去姚雪垠家中看望。邓小平说“第二卷不如第一卷，这评价是否符合实际姑且不论，起码说明他把两卷都看了。邓小平日理万机，他并非毛泽东那种手不释卷的人，据笔者所知，能让他喜欢乃至迷恋的文学作品，就是姚雪垠李自成和金庸武侠小说。而此时由于姚雪垠政治上已被“彻底解放，评论李自成不再受限制，于是各种研究评论文章纷至沓来。这些评论基本都是赞誉，有些评价用的是最高等级。其形式，有的是正式论文，有的是谈话或通信、笔记。1978年4月，武汉举行全国首届李自成学术研讨会，其后，北京、上海、江苏、四川、湖北和宁夏等地分别出版了评论李自成的书籍。1980年，李自成先后被最早的两种中国当代文学史著

5、作北大张钟等的当代文学概观和北师大郭志刚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专章或专节介绍。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该作声誉达到巅峰。许多名家认为这部长篇类似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艺术水平甚至超过这些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对李自成的肯定，特别是名家的肯定，大多着眼于小说艺术与美学方面。茅盾与姚雪垠的谈艺通信众所周知，此外，夏衍、林默涵、胡绳、朱光潜、曹禺、秦牧对其均费誉有加。史学界的吴哈在“文革”前就从历史真实方面认为姚雪垠对明末历史的研究超过了自己，1977年史学家白寿舞也说姚雪垠搜集史料，比我们搞史学还要用功,除了名家肯定，作者还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李自成第

6、一次的经典化，可以说符合了童庆炳先生关于经典构建六要素中的所有六项：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获得从专家到普通读者的广泛承认、极高评价；作品本身内容丰宫，有较多的阐释空间：它与新时期初期的意识形态吻合；文学理论批评界重视作品艺术性、审美感染力成为共同价值取向：它满足了那一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其广泛程度，甚至后来否定李自成的刘再宜先生也赶时里”阅读了第一卷或第二卷；它的“发现人”级别最高，其他当代作家难以相比。这阶段李自成的传播和改编也是铺天盖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了几年时间从头至尾播完第一至第三卷全部，这段时间内，通过收音机收听李自成，成为许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享受。它还被改编成广播剧、电影和电视剧，据以

7、改编的连环画就有上海、天津、辽宁版等许多种，通过连环画它普及到了少年儿童。那个时候，说它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并不为过。二、李自成的去经典化进入1980年代中期以后，李自成热逐渐降温，这本是正常现象：这一是因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文学作品数量和类型越来越多，读者有了更多阅读选择，很难让所有人集中于一部作品。当时有人将这表述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就是说，这不仅是李自成部作品面临的境况，而是整个严肃文学的共同命运。再就把李自成第三卷于1981年出版之后，第四、第五卷迟迟不见上市，这也或多或少中断了读者的阅读连续性。例如，第三卷结尾留下一个悬念：“老神仙”尚炯到来之后，自杀的慈梅能否得救？等这一悬念答案的

8、读者一等就是18年，而18年后的1999年，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变，而第四卷开始并不衔接第三卷，而是一下跳过好多。上述这些还不足以对李自成的文学史地位构成威胁，因为任何作品都不会永远像成功初期那样热。使李自成文学史地位动摇、经典价值被解构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来自文学批评界，来自专家学者。上海文论1988年第1期发表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一对真的史诗的呼唤，他说李自成几乎被读者遗忘，遭评论界冷漠，认为主要原因，一是作者过于重视写史，而没有在作品中全副精力写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内心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二是“人物只为演绎史料

9、服务”，造成“全书结构的支离破碎”：三是作品中的叙述者观点过于鲜明，“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得一清二楚”，“作者在作品里把什么都说了，没留一点神秘的余数去让人养家糊口”，“不给人思考、咀嚼的机会，不过，这篇论文也并未全盘否定李自成的艺术价值，尚且称它“也决不是朽木粪土；承认作品“一些贯穿始终的人物还是富于艺术光彩的”，也认同当时已有几本专著对作品艺术成就的分析评价。此外，王彬彬当时尚未批评王蒙，名气尚且不大，因而此文对李自成的去经典化未起太大作用。真正给李自成文学史地位致命一击的，是文汇月刊1988年第2期刘再复与刘绪源的谈话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刘再复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当

10、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刚刚发表过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论文学的主体性等轰动全国的文章。在这篇谈话中，刘再复将李自成与浩然的金光大道并列，有意将其定性为“文革”文学，说姚雪垠1坚持了三突出高大完美等文学观念，“人物就不能不成为抽象的寓言品和简单的时代精神的号筒。这等于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全盘否定了。这篇谈话发表之后，时成为文坛新闻事件，使本来认为李自成中主人公太完美、有现代化倾向的某些读者，更加重了对作品艺术性的这种认识。这年年末，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章培恒也出来发言，他在金席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中，将李自成与金庸武侠小说作对比，认为它在反封建道德方面尚不及金庸小说思想前卫，因为它是从既定

11、理念出发，是用文学形象演绎毛泽东思想，其创作宗旨是为政治服务；另外，其对李自成的描写违反了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把农民军和农民领袖过分美化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使茅盾、朱光潜肯定，也不足为据，因为茅盾和朱光潜也会看走眼。他认为这部小说只有消遣娱乐作用，但在消遣娱乐价值方面，又不及金庸小说，因为金庸小说具有“想象奇特、结构紧凑、富于幽默感等优点，而且还能于消遣之中给人以某种有益的启示”，而这些优点李自成不具备。关于李白成、高夫人形象太高大、太完美的看法，早在作品声誉高峰期就有：周修强发表于文学评论1979年第3期的关于李自成）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他一文中就认为作品某些虚构“把李自成写得太高大

12、而失真”，只是这篇文章尚未全方位否认小说的艺术成就，并且说对一部只出了二卷的、还没写完的长篇历史小说要作全面的评价为时尚早北大教师的当代文学概观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作品“深刻的思想、宏大的规模、鲜明的形象、独创的构思、丰富的表现手法”之后，乂指出“它在成功地再现明末社会风貌的同时，也存在现代化的倾向”，“作者在塑造李自成时，似乎没有完全摆脱写完人的倾向。这点在刻画高夫人时尤为明显。初版于同一年稍晚些时候的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也是在充分肯定作品思想艺术成就后又指出“李自成形象有些现代化和理想化，作者赋予他不少现代无产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阶级分析等门可以说，对作

13、品优点和缺点的上述看法，当时代表了文学批评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有些普通读者也表达过类似感受，只是目前尚无法验证这些读者究竟是直观感受，还是因受了专家导引。以文学史书写的方式将李自成去经典化，大概始自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先生参加过1980年当代文学概观的编写，但那本书有关李自成部分的执笔者不是洪子诚。19年后当他独立撰著时，或许是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当年他就不完全同意当代文学概观相关论断。这次，在这本个人独著中，他虽未无视李自成的存在（因为他要分析当年的文学生产机制），并未明确指出其优点和缺点，但从其比较含蓄曲折的表述，还是能判断出其价值立场：他肯定了李自成“在处理复杂线索上，

14、做到分别主副，又密切配合、虚实相间、彼此照应，取得层次井然、浑然一体的效果，但认为这部作品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参与“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其艺术描写“明显地是以20世纪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斗争作为参照”，“都来自于对20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其实是变相地批评作品对古人描写的现代化，而且对其政治意图的断语说得更为直接、更为绝对。这本文学史既是个人专著，又被当做教材。而且据笔者所知，这应该是目前全国高校中文专业采用最广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加之洪门弟子众多，从那时迄今，这本文学史对李自成的判断可以说代表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观点。在1999年出版的另两部当代文学史教材一朱栋霖

15、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李自成则踪迹皆无，从文学史上完全消失。虽然四年后（2003年）王庆生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然专章评介，但已是空谷足音。在其后一年2004年出版的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和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仍然只字不提李自成。孟、程本文学史2011年新版时加上了姚雪垠的李自成”一节，但下最后结论时，原文引用了洪子诚本文学史，并非常肯定地说：1这一具有历史眼光的独到考察，在揭示了未被言说的秘密的同时，可能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价李自成提供了个新的视角和起点。”2005年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没有忽略李自成，它在“农民起义的宏大叙事”一节，将姚雪垠与徐兴业和凌力放在一起介绍，在简介了作者创作经历与作品主要内容之后，用更多篇幅批评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致命伤”和“严重的缺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学者的断语，一时间成为“定论”，将李自成文学史地位打入谷底，使得一般教师和文科大学生很少再去关注李自成，更不会有耐心去读这部超长作品。三、去经典化发生的个人因素和社会背景如今当代文学研究界、大学的当代文学史教学中，对李自成的评价基本仍然沿用1999年以来的主流观点。李自成的去经典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