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8至10世纪敦煌家庭中的主仆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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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8至10世纪敦煌家庭中的主彳卜关系主仆关系是古代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家庭关系。主，指主人，是封建社会时期被隶属者对隶属者的尊称，代指权力地位和财物的所有者：仆，指仆人，是被人雇佣差遣服务的人。主仆关系为雇佣与被雇佣，隶属者与被隶屈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域早起源于人类拥有信仰和宗教后的神灵体系，至封建社会时期，君权神授的思想使宗教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主仆关系就成为完全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阶级对立面上而形成的社会体系。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家庭关系除之前我们探讨过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姊妹关系以及僧俗关系之外口，主仆关系也是其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为此，笔者对敦煌文献中反

2、映家庭主仆关系的文书资料进行爬梳，大致归为以下四种：是关于奴婢放良的文书，如S.4374从良书样文、S.6537V家童再宜放书、S.6537V放奴婢书样文、S.5700放家童青衣女书样文、S.343V放良书样文（奴）、S.343V放良书样文（婢）、S.5706放良书样文（其中家童再宜放书与放奴婢书样文为同一编号S.6537V,而放良书样文（奴）与放良书样文（婢）亦为同编号S.343背）：俄藏亲情放书件，即卬C3002丁巳年亲情放书和AX.11038家僚放书样文等2O二是分家样文、遗嘱和官府榜文等，如S.4374分家契文范、S.2199唐咸通六年（865）尼灵惠唯书、P.3410崇恩析产遗嘱、P

3、.2697后唐清泰二年（935）九月比丘僧绍宗为亡母转念设斋施舍放良回向疏、大谷2836G长安三年（703）三月录事董文彻滕等。三是户籍、手实、名簿和法律文书等，如S.613邓延天富等户残卷,S.514唐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日本京都有邻馆敦煌文书51唐大中四年（850）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报户D牒，S.3287V子年（9世纪前期）五月左二将百姓氾履借等户口状,P.4634,S.3375、S.1880.P.4634唐永徽二年（651）令卷第六东宫诸府职员，大谷2835长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北图河字17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律疏一名例律疏残卷，flx.2163唐

4、大中六年（852）十一月百姓杜福胜申报户口出地状，大谷5098、8099唐律贼盗律断片，flX.1391唐律名律例残卷，P.3573P1后梁贞明九年（923）索留住卖奴仆契，S.3873索淇重建报恩寺状，P.3813V唐（7世纪后期？）判集等。四是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等，如干.梵志诗等。这些文书都反映出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中除血缘关系之外普遍存在的主仆关系，与官属奴婢相对而言，这些奴仆属于私属奴婢。-规范性伦理关系据不完全统计，810世纪敦煌文献中出现有“奴婢”“奴婢”奴仆M超奴贱奴”“僧奴”婢子BM婢女”“侍婢”“侍妾H青衣“家人”“家生”家童（僮”家仆生口M量口“骨仑”“厮儿”手力M团头贱人”恩

5、子u堂子.家生婢子”“家生厮儿”等不同称谓3从这些称谓中看出，古代敦煌家庭中的私属奴婢与主家之间的关系既受到“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礼法约束，又因彼此之间的朝夕相处，使双方维持着颇为密切的依赖关系，他们之间更显著地表现为一种家庭的内部关系。（一）道德伦理的规范敦煌愿文俄仆德记载：奴在务克勤，在身恭谨；劳无愠色，苦无恨声。每兢供侍之心，长有顺遵之意。理应延灵（龄）益寿，保捧（奉）终身。但以三想递迁，四大衰朽；俄辞人代，奄谢幽魂。今者斋主仁慈内积，恩惠泗施；务僮人已尽终，念平生之驱策。既思苦效，宁不哀伤？睹踪迹而雨泪含悲，值南亩而噫嗟不绝。无门酬念，唯福是凭：故于此晨（辰），设斋追福。于是像敷

6、宝座，经转金言；会僧圣凡，厨筵香馔。以斯设高功德、建福胜因，总用庄严亡魂所生之路：惟愿嗔骂之恨，变成法味之欢：鞭挞之冤，还生捧莲之喜。永辞三界，承宝殿首会龙花：长绝四流，证无为初登妙果。所有宿因城业，于八解涤而俱无；现障余缘，四风吹而荡尽。当当来代，还以（与）斋主作同炉善因：弥勒下生，为花开眷属。又持胜福次用庄严云云。其婢时候庄严亦共此同用。同卷婢镌中言：惟乃柔和淑质，恭谨为怀：敬上有鞠躬之心，抚下无嫌愠之貌。兢兢在念，驱驰守勤恪之诚：战战晨昏，侍奉有忠赤之道。虽居苦役，三从之礼穷闲（娴）；沾在羁身，四德之能暗晓。理应松年不变，遐寿延龄。岂期白业已终，魂归黑路；无方再睹，资佑酬劳：谨于此晨（辰

7、），设斋追福云云。4这件文书提到奴和婢在服务主人时所要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既耍白身性格柔顺，时时恭谨，又要对主人谦顺有礼，怀揣赤诚之心，内心充满顺意地尽忠职守。主仆关系是封建宗法家族主义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强调家长对家族的统治权力，巩固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主仆伦理是中国传统儒家家庭伦理的组成部分，在儒家道德伦理的发展历程中这种等级制度所带来的伦理道德束缚始终存在。即使至唐末宋初，依然没有消减。当时为了适应新局面的需要，巩固自身统治，一些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极力强调“上下之分、尊卑之义，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5.在其理论体系中，竭力将宗法等级制度纳入先于万物而存在的“天

8、理之中，极力用懦家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承认现实秩序，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与此同时，地主阶级通过立法把礼的“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的等级原则注入雇佣契约关系之中。奴婢与雇主以契约关系结成1主仆名分，依据这一名分，雇佣奴婢被纳入家族同居范围，任何违背主仆名分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处，从而把雇佣奴婢束缚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主奴双方通过雇佣契约使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相互转让，奴婢通过出卖劳动力来换取雇主的报酬；雇主则通过提供报酬来换取奴役奴婢的权利。这里的契约被赋予了双重职能，既是雇佣奴婢用以保护自己有限的人身权的凭证，也是地主阶级用以奴役、控制雇佣奴婢的许可证6。（二）法律制度的规定作为封建社会兴

9、盛阶段的隋唐时期，奴婢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唐律疏议等唐代律令中对奴婢的身份、地位作了十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第、奴婢隶属贱籍，同于资财，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第二，奴婢对主人有强烈的隶属关系，一般不能脱离主人；第三，奴婢同类为婚，身份世代相袭，其为主人劳动是无期限无报酬的；第四，奴婢与良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与良人有着不同的量刑标准。可见，奴婢的法律地位十分低下。唐律中对奴婢身份、地位的规定，既是魏晋以来奴婢法律地位的总结，也是唐前期（特别是唐律制定时期）奴婢现实地位的反映。这在现存敦煌文献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大谷5098、8099唐律一贼盗律断片记载：此外，P.3608+P.3252唐律一职制、户婚

10、、厩库律残片、北图364：8445V唐律一职制律残片7499-500等法律文书中均有记载。由此可见，主仆之间法律地位的明确，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强化了奴仆对主家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进步限定了奴仆的人身自由和人格自由。唐宋之际，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发生了调整，门阀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地主阶级。奴婢、部曲、佃客等这些社会最广泛的下层劳动者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其法律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6550在唐代中后期，对于主人杀家奴行为的惩罚就较唐代前期加重8。由此可见，虐杀奴婢在唐代中后期的惩戒非常严厉，受惩之人亦不分官阶高低。（）生产生活的需要在敦煌文献中，我们还注意到主家对主仆之间身份、

11、地位的注重以及主家对家中拥有奴仆的数量、功能等的期望，这些都贯穿在占代敦煌家庭生活中的诸多环节，以此来满足自家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如北京图书馆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索显抵题记愿文教：大隋开皇廿年二月十五日，佛弟子索显总发愿，息洪相造仁王经一部并及庄严悉电。又愿洪相见存父母，六府康和，众魔隐塞，世世常近父母边，供养供给。恒愿诸天诸佛，拥护易接，历劫不堕三途八难；子孙衣食丰饶，奴婢成行。逮及见在眷屈，并得平安.共切众生，相将成佛。经生茹长逊。4859“奴婢成行”这是索显恕为健在父母发愿祈福时提到对家中奴婢数量的期望。再如P.2976咒愿新女婿教：夫妻之道，天地齐生。承家维嗣，守节怀贡。伏愿母某郎：

12、夫妻和睦，兰桂同荣；子孙昌盛，进士明经；衣朱拖紫，三公九卿；保宜上下，敬重亲情；仓储山积，金吊丰盈；奴仆罗烈（列），申（车）马纵横；吉庆千年万岁，覆荫六亲宗盟；荣盛与王凤并贵，富饶等石崇齐名。所求皆得，所愿必成。今日结亲已后，恒愿鸾风（凤）同鸣。4398同卷咒愿新郎文载：今择良晨（辰）吉月（日），会合诸亲。从贵至贵，福禄干春。千奴万婢，果报自随（遂）.锦彩o罗干重，饮食常餐百味。济济苍苍，快乐胜常。频（鬓）如桃李，玉面胜妆。仙人为伴，玉女同床。紫袍金带，曜日辉光。衙第（笔）当深峻执，不善内外贤良。善神齐心加备（被），日胜日（月）昌。师子门前吼唤，百善率舞迎将。内外明珠照曜，至暮不用登（灯）光。

13、东合（阁）西厅看客，延引绝胜孟常（尝）.大儿持之旌节，小子身任太常。兄弟皆沾救墨，京兆二郡称扬。奴婢双双驱走，并有只（知）库园养。金银年年满库，胡奴枪（检）校牛羊。斤（筋）脚（如）奴扶鞍接镀，强壮奴使力耕荒。孝顺奴盘鸡炙旌，谗奴点醋行姜。端正奴拍箜篌送酒，丑掘婢添苏酩口（酌觞）.细腰婢唱歌作舞，姓短奴擎短（粒子食床。每日音声娱乐，更如北方。从今已后，合家大富吉昌。并愿同修十善，不善波斯匿王。咒愿主人，自矜良，未知赏何匹帛？亲家翁母，早来为将。贵言千秋永固，重赏莫辱文郎。4400这是在婚娶过程中提到的“奴婢罗列M千奴万婢”等，可见在祈求婚姻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中，也不乏对家中奴仆数量及其多种功用的

14、期望，如是则生活更圆满。二隶属性劳动关系主仆之间除道德伦理上的规范、法律制度的规定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之外，他们之间还普遍存在着隶屈性的劳动关系。据记载，晚唐五代宋初之际敦煌地区普通地主家庭中都拥有数量不等的隶属性劳动力。在敦煌文献S.514大历四年（769）悬泉乡手实中，记载索思礼户有四名隶属人口，这四名奴婢年富力强，应是索思礼家主要劳动力7468。到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如S.3287V子年（9世纪前期）五月左二将百姓氾履倩等户口状记载户国珍户中有大约五名隶属人口，户梁庭兰户约有四名隶属人口7379-380P.2962张议潮变文我：决战一阵，蕃军大败。其宰相三人，当于阵面上生擒，只向马前，按军令而

15、寸斩。生口细小等活捉三百余人，收夺得驼马牛羊二千头匹。这里的“生口”即奴婢，可见，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奴婢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到了归义军时期，如京都有邻馆藏敦煌文书51唐大中四年（850）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报户I牒记述令狐进达户内有约四名隶属人口7462。flx.2163+11x,2393唐大中六年（852）十月女户宋氏申报户口田地状记载女户宋氏中至少有两名隶属人口7466,x.2163唐大中六年（852）十一月百姓杜福胜申报户口田地状记载户杜福胜户中大约有四名隶属人口71467。至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隶属性劳动力人口数量更多，如Ch-V7525-7宋端拱三年（990）沙州邓守仁邓户状记载邓守仁家内至少有六名奴仆7481-482,户陈长晟家内也至少有六名奴仆，户索子全户内至少有两名以上隶属人口9。在敦煌文献中，这种隶属性的劳动关系决定了主家对奴仆的主宰权和支配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主家对奴仆可买卖、舍施唐代律令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如P.3573P1后梁贞明九年（923）索留住卖奴仆契载：这件文书是索留住将家中奴婢卖给段家而订立的契约。由于奴婢同资财可由主家处宜，所以将奴婢作为财货用于交易的现象既合法也常见。在敦煌，奴仆主要是被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