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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当代反思ContemporaryReflectionontheCriticalSpiritofMarxistLiteraryTheory作者:孙士聪作者简介: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原文出处:中国文学批评(京)2017年第20173期第87-92页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在反思与转换过程中,诸如过时论、本土无用论、“激进化”等观点先后出现,如何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是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须直面的课题。随着文学世界的迅速扩张、文学实践的日益复杂与丰富,批判精神成为当代性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当代反思内在于理论
2、的反思性、去蔽性、开放性以及对于人的生存现实的关注之中,而批判锋芒的重现有赖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7年11期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当代性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分享思想体系本身鲜明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不将批判性视为理论的基本追求,之后的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立足资本主义社会语境而不同程度地予以形形色色的当代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在中国现代文论历史行程中业已形成弥足珍贵的理论传统,有效履行了文学理论对于文学世界的使命担当。毋庸讳言,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反思,似乎更倾向于将没有理论的文
3、学理论视为稳妥的理论存在方式,而20世纪末期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视角的种种转换,则开启了更为激进的反思性乃至颠覆性的扭转。在现实与理论的双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在诸反思与转换过程中渐趋昏暗不明,诸如过时论、本土无用论、“激进化”等观点先后出现。如何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无疑是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必须直面的课题。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首先有必要厘清过时论、本土无用论、“激进化”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过时论认为,随着历史的终结,原本有着明确批判指向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早已失去了批判对象而堕入无物之阵,因而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
4、神过时论的理论郸出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而理论预设则是历史终结论。依学者福山之见,作为西方启蒙运动成果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潜在地预设普遍性的前提,随着这些隐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对立面,人类愈益接近历史的终点,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已是毋庸置疑。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的社会实践,已经合理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历史失去前进的动力,资本主义成为社会形态的顶点,历史于是终结。与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逻辑地推演出历史以及文学艺术的终结不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多的是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背景之中,对不同社会文明形态做出的事实性描述与
5、价值性判断。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作为高高矗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诸意识形态走向终结,指向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概莫能外:如果历史已然终结,乌托邦已提前变为现实,文学及其理论批判还有什么能纳入自己的眼帘呢?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本土无用论则宣称,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原本明确指向对于资本主义及其文学的批判,其批判性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而完全不适用于本土语境,尤其是不适用于对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批判;与之相关、又略有差异的另一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只是植根于、并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本土语境而言,则从来不是批判性的,而是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6、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源于马克思身处其中的主要文学现实,同时也服从于更为急迫的社会革命实践,所谓突出典型环境中对人物典型的塑造、关注文学作品对异化生活的真实揭示、强调对不平等社会生活的批判,等等,这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个并不准确的思维定势,仿佛马克思主义文论局限于、甚或等同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因而逻辑地推演其批判精神在本土语境中毫无用武之地。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过时论、无用论不同,激进化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批判精神并没有过时,但必须在当代语境中予以重新语境化,尤其是要予以激进化方能重新激发其活力。对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无论他们是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都会继
7、续受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激励,为了更新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尤其“使这种批判激进化,则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如果人们知道使这种马克思的理解适应新的条件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这一观点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时代意义,同时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面临新的历史挑战而有待更新、有待激进化。所谓“激进化”意在对马克思进行解构主义的“彻底改造:除了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这也就是说,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它至少是这样。因此这种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解
8、构,这里明确道出“激进化”的实质。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则是有意无意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推入幽暗之中。过时论面临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博物馆化”的危险,仿佛批判精神已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历史遗存,在当代视野中场以蒙尘的文物龟缩于历史博物馆的角落;厘清与批判过时论”的理论预设与理论基础自不待言,更值得警惕的是将文论批判精神等具体化为意识形态批判,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同时却遗忘了文学与文论,将文学批评等同于意识形态批判。本土语境无用论则更具迷惑性,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论,而实际上却是在消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创新的基本逻辑,它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狭隘地理
9、解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批判,将文学批判等同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又将当下排除在批判视野之外,仿佛批判只有在面对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时方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而在当下则无任何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这既搁置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又妖魔化”了批判本身。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激进化,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被指斥为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在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则被批评为夸大马克思的独创性、固守于马克思的思想范式,这些批评并非毫无道理,激进化诚然视继承马克思遗产为一种“使命”,但同时又将其规定为只有通过解构活动方能达到,实质上体现了后马克思思潮的基本逻辑,通过抛弃历史唯物主
10、义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反而在不同程度上阉割了批判精神。淡化、遮蔽乃至阉割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倾向,诚然并不局限于以上三种,造成这些倾向的原因也错综复杂。然而,无论是“博物馆化、妖魔化还是“激进化,在钝化、消磨、乃至遗忘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方面,可谓殊途同归。就本土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批判精神的萎顿与其特殊地位相背离,这诚然与社会现实语境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但学理性追究还可进一步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的迷失以及本土文论对现代传统的遗忘等方面。反观本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进程,曾经的“西马m玛之争早已远去,但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反思中却依然可见其幽灵
11、在徘徊,它或者批判当代阐释的非正统性而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神圣化,或者走向相反的另一极端,张扬其阐释性而贬抑其真理性,结果皆困于当代性的迷失之中:前者限于当代性而流于主观主义,后者则拒绝当代性而陷于形而上学。至于百余年本土现代文论有无自己的批判传统,学界尚见仁见智,但植根于现实沃土方显强大生命力已被视为重要经验之一。事实上,姑且不论文学及其理论介入现实在中国古典文论即有其传统所在,即便回首本土现代文论百余年的历程,批判精神也从未彻底消弭过,无论是五四时期批判传统中的糟粕、延安时期批判国统区的黑暗现实,抑或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想主义下的批判锋芒,揭示现实、介入时代、关注人及其精神的存在,一直是本土
12、现代文论弥足珍贵的理论传统,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尤为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之当代性迷失、本土现代文论传统之遗忘,与批判精神的萎顿之间当有因果关联,而对文学理论的反思性批判滑向忽视理论的另一极端。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社会政治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现实扭转,或可视为上述倾向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反对文学理论的抽象化、乃至“反对理论,并非滥觞于今日,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桑塔格就提出“反对阐释的口号,其后对文学理论理论化”的批判不绝于耳,本土学界最近十余年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的本土文学理论是否已经在“理论化道路上病入膏肓,尚属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从文学理论普遍主义的诊断,到理论生产地方
13、化的药方,各种思考的真理性自不待言,但其中割裂文学理论而将文学对立于理论,也不应被视而不见。文学与理论对立论难免遭遇70多年前韦勒克视角主义”的揶揄,本土学界对此亦有同感;但若由反对理论进而反对理论的批判精神,则无疑又等而下之:抛弃理论的文学理论多半遗忘了自身的反思性,缺失反思性的文学理论难免无法将现实对象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说尤其如此。与理论背景聚焦于文论自身的逻辑不同,现实背景则无法逾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到马克思学研究、从列宁主义到列宁学的扭转,这正是时移世易的学术症候,更遑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批判精神的转换了。以国际政治与社会情势而做颠覆性的认知,无疑立足于将对象简
14、单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根基。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突出的精神品格,批判既是理论的、也是社会的。马克思的理论就其价值和本质而言是批判的,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马克思断言,理论不是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存的一切,既包括了物质现实,也包括了意识形态。批判意味着在错误的现实中正确地揭示现存的一切的物质基础,表面看来这或将理论局限于哲学领域,而实际恰是回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理论批判与社会
15、批判并不是割裂的,拨开意识形态的幻觉就会发现,哲学理论的唯心主义与现实的资产阶级原本二位一体,哲学批判即社会批判,文论同样如此。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始终指向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现实,而人及其存在则是这一指向的核心和归宿。如果说文学理论如今面临由媒介而来的文学现实的挑战,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论面临同样甚至更严峻的挑战,上述关于批判精神的诸认识误区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对批判之当代性认识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之前的康德批判哲学以及马克思之后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思考可兹启示。批判之于康德哲学,不仅在于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厘清有效性边界,更在于通过感性审美实践而赋予道德实践的自由以现实性,感性自然与超感性自由的
16、统一通过审美实践而达成,但自由的感性实现并非仅仅局限对形而上学的拯救,而是对人的存在及其自由窘境的现实思考,因而也具有了浓重的社会批判意味,貌似形而上的哲学玄思中蕴含着审美及其理论对现实的人的关切与思考。在马克思之后,霍克海默在批判传统理论的同时高举批判理论的大旗。依霍克海默之见,传统理论在方法论上凭依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经验主义归纳法与逻辑演绎法,在逻辑上从某种理论预设出发推演自己的普遍有效性,结果,具体的客观事实的起源、思想藉以把握事实的概念体系的实际运用以及概念体系在实践中的作用,被视为身外之物,而知识被直接等同于对象,特定科学直接等同于事物和人的本质存在,最终成为新的神话。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认为事实乃至知识只能在现实社会过程中来理解,以对既定现实的质疑、批判为前提,因而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以社会本身为其对象的实践活动。QI)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