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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杂乱的工作,纷扰的事沈从文在1952-1956年ShenCongwenin1952-1956作者:张新颖作者简介: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原文出处:现代中文学刊(沪)2013年第3期第78-83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3年09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沈从文,1954年一搬家、检查1952年3月7日,沈从文结束了前后四个多月的随土改团在四川内江的工作,回到北京。他从火车站疲惫不堪地拖着行李,来到交道口大头条胡同十T,站在院门口问,沈从文在不在里面住。他在内江期间,北京的家已经搬迁,因为原来住的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院是北京大学的宿舍,他已经不算北大
2、的人了。一月给老朋友杨振声的信里提到,闻兆和说,学校催搬住处;二月家信里问:你们可搬了家?搬了好,我们没有权利住下去的。不过地方太僻,和一切隔绝,即和图书馆还隔得那么远,要读书可无可为力。但是,只要你们觉得好,也就成了。新的住处是租的民房,离历史博物馆比较远,沈从文上班,一般得天不亮就做饭,六点左右出门,下午六点左右离开单位赶回家里,在外至少十二个小时。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黄永玉一家寄居在这里,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
3、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一年以后,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宿舍,在东堂子胡同。这个与公共厕所为邻的“小得可怜的家”,让熟悉他过去经历的朋友不禁联想到他二十年代刚进北京那个“窄而霉斋,但沈从文自己似乎感觉还不错,到十月份他还有心情向老友高植细致地报告说:我已迁入宿舍住。还是三间房子,白天有极好太阳照满房子中,可是我却一天亮不久即离开宿舍,到上灯后才回住处。来时向一个亲戚借了个床铺,前几天取回了,我这几天就稍微发挥了一点创造精神,用五个箱子(三大二小),三个煤油桶(一翻身就光当一声),十多函旧书,一块一尺半宽七尺长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拼凑凑成一个床,对付下来了。到礼拜六时,再和孩子们孔融让梨似的
4、互让,一个上床,两个在地面想办法,打地铺的且多些安定感。生活虽这样,一切还是很好。但一转念,还是忍不住说:我这几天躺在铺上,一面常担心有创造性的板床忽然坍下,会惊醒隔壁房的病人,一面且发奇想,什么亲友会借我一个床铺,好每天安心睡个六小时觉,天亮时再起来作事?我竟想得个结实一点或软和一点的一铺床,也似乎没有办法。隔壁房的病人是妻子张兆和,约在1953年7月患肋膜炎,只能卧床休养,严重时辗转通过关系得以到协和医院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但迟至1955年初仍然未见全好。沈从文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怎么样,心脏病和血压高的影响如影随形。在博物馆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已是上灯时分,见三姐!尚在床上总无转机,我对我自
5、己真有些莫名其妙起来,竟想问问:我是谁?我在作什么?没有什么痛苦,但是竟好像是由于麻木或低能的发展,有越来越糟糕情形。多少令人安慰的是,张兆和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做编辑,下班后就能回家,不必再像在西郊圆明园一。一中学任教师时刃解需要住校了。东堂子胡同居住的时间较长,一直到“文革开始后,局面发生变化:三间房不得不让出两间。再回到1952年。沈从文从四川一返回北京,就被抽调参加文物行业五反运动”联合检查组,历时一个月左右,作战般地检查了八十多家古董铺。工作十分辛苦,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因为去四川而未能参加“三反运动,所以四月份沈从文去兼课
6、的辅仁大学对学生做了思想检查,算是为运动“补课”。现存T分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手稿,应该就是这个时期写的。这份检查简略概括如下一优点:并无彳丑可优点。缺点计七项:一、所学驳杂,大多是文学史、美术史零散知识,不够用;二、脱离群众;三、怕负责任;四、理想空洞,不切实际;五、不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六、在业务学习上贪多务得,不切目前应用,常常把一个文物局长或博物馆长脑子里还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也拿来空想;七、在政治学习上水平不高,认为个人能做一事,比说十事有用具体,但政治水平的标准,常是一个人发言多少而定,所以个人政治水平实在不高。这些毛病还可以概括成四点:即思想落后,脱离现实,自高自大,懦弱无能。因
7、懦弱无能,所以一切理想只是空想,无从实现。能用笔,还可以从文字中表现,笔一搁下,什么都说不上了。三反、五反结束后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待社会关系表,最后一项,也是思想检查,沈从文说到目前:和新社会的一切也无多联系,只觉得一切十分陌生,十分隔绝。在博物馆工作,就事而言,就只希望手边能够多有些书,多有些对于古器物的知识,便于明天能更好些完成任务,因为明白爱祖国文物及接受优秀传统,都不是空口说的空话,只有能掌握丰富知识,并具体理解问题,明白传统优秀伟大何在的工作者,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一切研究都是为了可启发国家新一代的创造心。”这一年7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正式开始,沈从文兼课的辅仁大学将并入
8、其他院校,商调他去人民大学任专职教授,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国家工资制度由折实工资转为固定工资也在这一年,如果按照沈从文任北大教授时的工资定级,则高于管业务的馆长,沈从文提出薪资永远不要超过馆中业务领导。此后二十五年,他的职称一直是副研究员。二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故事1952年7月,历史博物馆成立文物收购组,沈从文为四个成员之一;转年1月成立出版组,他也是四个成员之一,主持编选了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北京荣宝斋新记,套色木刻水印,1955年),两本图录出版时都以单位署名。日常工作中沈从文还是解说员,1953年7月为观众做说明时认识了志
9、愿军人王,这次偶然相遇对成为忘年交的两个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1958年王朝鲜复员回国,在沈从文的参谋下选择工作单位,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后成为考古专家;对沈从文而言,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了一位最重要的助手。不仅如此,在沈从文去世以后,他的服饰研究事业更有M一堂人来承传接续。说起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相遇,这真是一个朴实、温暖、美好的故事;多年之后重温这个故事,才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意义。1953年,朝鲜停战,王匚第一次到北京,有一天一个人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先看午门内朝房,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东面布置的是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看完再到西朝房看历史出土文物展。
10、王匚晚年口述当时情景,历历在目: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午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宓口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
11、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
12、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此后我每年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外行之杂沈从文还是很多单位和很多个人的义务工作员、咨询服务员。譬如建国瓷艺术设
13、计委员会聘他做顾问,他就常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协助设计,买来古瓷供参考,事后捐给学校做资料;譬如给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染织美术史等课程,却分文不收兼课费;譬如经常为各地多所大学文史、艺术院系代购教学用的文物;譬如,从他1953年零星的日记里可以看到,3月28日到4月4日,为温同学拟出一百种牡丹花纹图案,”代表各种器形和时代”;还譬如,1956年6月2日致昌煌信,列出六十四种有关小孩形象、衣式的文物和图画,从殷商而下,直到明清。(11)从沈从文全集的第十九卷到二十六卷,我们可以发现,写这种提供文物资料线索和相关意见的书信,在沈从文后半生的各个时期,简直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连
14、“文革下放到湖北劳动时期也不例外。他个人”的研究呢?1953年,作为文物研究者的沈从文终于亮相:7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明代织金锦问题,9月新建设杂志刊出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1954年又为明锦图录撰写题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经过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开张论文,更能见出其意义和价值。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别人没有研究过的。许多东西的命名、定名也是沈从文定的。比如玉衣,我们到1968年才从满城汉墓挖出T牛完整的。过去被盗墓出来卖的这些零零碎碎的长方形玉片,四个角有孔,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就说是古牌饰玉片。沈从文就在文章里说这个东西可能是玉衣,历史上的
15、金缕玉衣。他的判断、预见,从1953年到1968年十多年以后就得到证实。他有深厚的对中国古代这些杂七杂八的工艺、文物的知识,不然的话做不出这个判断。”但在论文发表的当时,甚少有人会产生这样的认识。1966年发现满城汉墓,出土了金缕玉衣,三l_艮据沈从文的指点,主持修复工作,这是全国第T牛恢复成原来样子的玉衣,”郭沫若来看,他就为我鼓掌,一面鼓掌一面说伟大伟大!”(12)1954年10月3日沈从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史研究必需结合实物,阐述他以后一再强调的改变以书注书、代之以文献和文物互证的主张和方法。依据这种方法,1955年上半年应邀为红楼梦中的服装、器物等作注,写出近五百条注释稿,1957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红楼梦部分注释参考了他的注释稿。但是更多的改业以来所写大大小小的论文,未能面世。今天我们阅读沈从文全集后五卷的“物质文化史”部分,仍然会惊讶他当年涉猎的广泛和头绪的繁多。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真是杂得让人眼花缭乱。在他自己,一方面是研究时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几千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尽在脑子中转,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梦里的,并非真见到的.(13)另一方面,研究总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被理解,无从实现其价值,不免感到异常沮丧: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1954年冬天,他在给大哥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