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主文化的中国现代主义-——重识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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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民主文化的中国现代主义重识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China,sModernismasDemocraticCulture：RediscoveringYuanKejia,sTheoryonModernizationofNewPoetry作者：王东东作者简介：王东东，男，河南杞县人，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E-mail：wangdongdong21。山东威海264209原文出处：江汉学术（武汉）2022年第20225期第84-91页内容提要：在袁可嘉1940年代的“新诗现代化”理论中，存在着民主话语和现代主义诗歌话语的二重奏和“话语协商”，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追求民主的中国现代主义。与占据

2、主流的左翼民主诗歌不同，袁可嘉提出了民主文化的概念，作为连接诗歌话语与民主话语的中介。他认为民主文化比民主政治范围更广且更有价值，因而建议从对民主政治的热衷转向对民主文化的培养。在袁可嘉看来，民主的诗歌抑或作为民主文化的诗歌也需要现代主义的“难度”设计。然而，“晦涩”的问题与现代主义相伴始终；在政治民主被缩减和替换为文化民主时，“民主文化”本身也可能不得不是“晦涩”的。民主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被遗忘的文化身份，而“晦涩”则是这种关联民主与诗歌的另类方式的文化命运。Inthe1940s,therewasaduoofdemocraticdiscourseandmodernistpoet

3、icdiscourseaswellaszzdiscoursenegotiation/7inYuanKejia,stheoryonthemodernizationofNewPoetry.TheyfinallyconvergedintoauniqueChinesemodernisminpursuitofdemocracy.DifferentfromthedominantmainstreamLeftwingdemocraticpoetry,Yuanproposedtheconceptofdemocraticcultureasanintermediarybetweenpoeticdiscoursean

4、ddemocraticdiscourse.Inhismind,democraticculture,coveringawiderrangethandemocraticpolitics,ismorevaluable.Hence,headvocatedashiftfromenthusiasmindemocraticpoliticstothecultivationofademocraticculture.InYuan,sview,democraticpoetry,evenifitwasthepoetryofdemocraticculture,neededthedifficultydeviceofmod

5、ernism.Yet,theobscurityproblemhasalwaysaccompaniedmodernism;whenpoliticaldemocracywasreducedandreplacedbyculturaldemocracy,*democraticcultureitselfhadalsotobezzobscureoDemocraticculturehasconstitutedaculturalidentity,oftenforgotten,ofChinesemodernistpoetry,andobscurity,“asanoffbeatwaytoconnectdemocr

6、acyandpoetry,isalsoaculturaldestiny.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3年Ol期关键词：袁可嘉/穆旦/新诗现代化/晦涩/民主文化/现代主义YUanKejia/MuDan/modcrnizationOfNCWPoCtryobscurcdcmocraticCUltUrc/modcrnism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汉语译诗与译者写诗研究”（19BZWl31）本刊网址在线期刊：中图分类号：1207.25文章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6152(2022)05-0084-08DOI:10.1638842-1843c.2022.0

7、5.008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在1940年代已经成形，但迟至1980年代才结集成书,这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文化政治难题与征候。实际上,新诗现代化理论隐藏的是袁可嘉对作为民主文化有机构成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思考。现代主义诗歌或新诗现代化与民主的关系是袁可嘉的重要思想探索之一，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话。要认清这一点,就必须回到作为“政治时代”的1940年代，意识到袁可嘉展开论述之时的抗辩性语境。相对于1940年代中后期一直占据主流的左翼民主诗歌，他将民主文依口价值投射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艰难运思，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被遗忘的文化身份，以及一种难以摆脱的晦涩的文化命运。一、新诗现代化与

8、民主从批评与民主”到诗与民主，将民主一词从人民诗歌民主诗歌的统一或独裁一均为袁可嘉用语一中剥离了出来，可以看到袁可嘉的具体思路：诗的民主化首先要求批评的民主化，这一民主化的过程就是将民主的价值追求内化在诗歌创作行为之中的过程。而另一方面，这同时又是袁可嘉将新诗现代化或戏剧化理论在民主语境中加以“深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同时性”可以证明，民主话语与新诗现代化的话语实际上构成了袁可嘉诗与民主思想的二重奏，二者相互配合，在同一和差异”中产生了更多繁复的旋律。袁可嘉不断整理甚至调整自己的思想更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他并不讳言自己行文中或有不少重复之处，但是这些“重复”构成了他思想旋律的练习。因此，在研究袁

9、可嘉诗与民主的思想时，有必要时时将二者关联起来，比如将袁可嘉最为成熟的文章诗与民主与诗的戏剧化（均写于1948年）等量齐观，甚至做一个前者对后者思想的覆盖而却并无后设的危险。由于奠定袁可嘉二重奏话语的批评漫步与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均发表于一年前；而袁可嘉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均为1946年），相互间也可以形成对民主的反思与对诗艺的反省的对位关系。其实在袁可嘉的论辩对象“民主诗歌”中更鲜明地存在着民主话语与诗歌话语两种话语的协调问题，但因为没有标示现代主义这个特殊的诗艺形式，更因为缺少对诗歌创作过程的独特理解，它简陋、粗浅的诗歌话语显得更多从属于民主话语甚

10、至是民主话语的附庸。袁可嘉对后者的指责是，它们由说明意志和表现情感而导致了说教与感伤：说明意志的作者多数有确切不易的信仰，开门见山用强烈的语言，粗砺的声调呼喊我要或我们不要或我们拥护，我们反对，表现激情的作者也多数有明确的爱憎对象作赤裸裸的陈述控诉。说明意志和表现情感都是人生的大事，完全是必需的而且是值得赞美的。因此这两类诗的通病一或者说，它们多数失败的原因一不在出发的起点，因为起点并无弊病，也不在终点,因为诗篇在最终总给我们极确定明白的印象，够强烈而有时不免太清楚，而在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而诗的唯一的致命的重要处却正在过程！一个把材料化为成品的过程；对于别的事物，开始与结束也许即足

11、以代表一切，在诗里它们的比重却轻微得可以撇开不计。由于这个转化过程的欠缺，新诗的毛病表现为平行的二种：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二者都只是自我描写，都不足以说服读者或感动他人。口对袁可嘉这段话，刘继业有一个精彩的评价：过程，成为现代主义新诗和包含政治感伤性、说教性的人民派新诗在艺术上的区分点和试金石。袁可嘉用过程论更进一步、更深层次地阐释了新诗的感伤以及其他流弊的产生，过程成为考察新诗的一个基本视角和诗学标准。2刘继业由此总结出题材、主题和艺术过程的两种偏执。但实际上，袁可嘉之所以对艺术创造过程如此重视，正是因为他将民主的价值内化在了这个环节中，甚至将民主等同于一种特

12、殊的现代主义”的诗歌创造方式，这造成了袁可嘉与占据主流的“民主诗歌”的主要不同。而现代主义诗歌带来的晦涩问题，也?口袁可嘉民主文化观念之下的批评尤其诗歌创作密切相关，甚至是难以摆脱的一个因素。然而，晦涩既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虽然在袁可嘉这里它更多被当作一个形式问题来处理，诗与晦涩是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系列中的第三篇论文，对晦涩的思考和对政治感伤性”以及稍晚时对诗与主题”的批评联系在一起。袁可嘉认为晦涩一共有五种主型，但他在分析时似乎结合了成因、动机?口效果，因此实际上他的分类有点混乱，虽然并不妨碍他卓见频出。他首先谈到了现代诗人所处的厄境，由于传统价值的解体也就是共同文化的丧失，

13、现代诗人对于读者来说不得不是晦涩的；第二种源于现代诗人的一种偏好，或从不同历史文化包括文学文本中这从袁可嘉主要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例可以看出汲取元素并综合之，或完全摆脱历史，只从日常事务的巧妙安排,而得综合效果；第三种现代诗的晦涩是由于“情绪渗透，举例则为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一段戏剧独白，袁可嘉论证说：我们往往不能一时确指他们的真意或作用;而只能就全诗主要情绪变化方向获取延长性的情绪感染，但这一类晦涩疑与第二种晦涩重叠；第四种晦涩是由现代诗人构造意象或运用隐喻明喻的特殊法则所引起,也就是现代诗中最可明确辨认的性质之一3;第五种晦涩为诗人”荒唐运用文字”或基于潜意识而写诗，路易麦克尼斯在诗的晦涩

14、中也对此加以批评，这篇文章早经穆旦在1940年译出并在1941年发表于香港大公报上。第一种类型可谓是晦涩的社会成因，这一点是左翼民主诗人和袁可嘉共同分享的，而中间三种都是晦涩的艺术成因，恐怕为现代主义”所独有，而第四种晦涩一这一种实际上可以涵盖中间三种，可以说是深入到了现代主义诗艺的本质一堪称现代诗的晦涩的牵牵大端，也最值得注意，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晦涩难懂的指责，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袁可嘉试图将包含晦涩的现代主义诗歌纳入民主文化的语境，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并三坏可行，但假若他想要让左翼诗人也承认现代主义诗歌作品也可以属于民主诗歌就难上加难了。袁可嘉也坦白了他对左翼民主诗歌的感受：颇有一部分失之过

15、分认真的人们相信,信仰上的差异是他们不能欣赏一部分诗作的基本障碍：具体的例子表现在这样的谴责里：你们不能领会人民诗的好处，是因为你们根本不赞同人民派的政治路线；如果你们同情一不要说共同来积极争取一他们推进民主的努力，你们一定会赞美他们的诗作！个人听见这种责难不止一次，仔细想过却不接受这个判决主文；固不问我们是否无条件地完全同意某一部分人士的政治路线，但诗与信仰的关系决不会单纯到一是二，二是一的地步；我不是教门中人，但我热爱许多好的宗教诗（如克劳岱尔的带给玛丽的消息）；三十年代直接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奥登派总够普罗了吧，我也竭诚赞赏其中许多成功的政治诗作；麦克里须总够人民的吧，我也爱读他的广播诗剧，可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人民诗作的赞美，我却总觉得十分踌躇；原因也许很多，但决非信仰作梗，因为在争取民主的信仰上，我自信与别人并无不同4袁可嘉的特出之处在于，他可以饱含理解地看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念，但对于他来说，一些左翼民主诗歌似乎缺乏与政治观念相称的足够的艺术技巧、高度与说服力。袁可嘉无法接受后者强调集体的,阴暗面的，粗犷的，属于狭义的感情（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仇恨）以及对于粗砺的情绪的陶醉4,这些在他眼中都犯了“感伤性”的毛病。左翼民主诗歌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