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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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具体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使得中国始终追求和平的发展道路。一、“西方”的没落与困窘“西方”曾一度是“高科技”和“文明进步”的代名词，现代化也曾一度就等于西方化。“西方中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哲学、社会，乃至百

2、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学术与实践，影响着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西方”被制造者和接受者神化为一种精神支柱。然而，真实的西方近代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夺基础之上，借助工业化而实现逆袭，其发展逻辑不具备普遍性，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局部形态，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文扬在解构“西方”这个神话一文中认为：“西方这一神话，从西欧基督教诸国向东方的进军开始，在其征服全球的宏大历史中逐渐成形，又伴随着数百年来科学的发展，被一代又一代欧美知识分子东拼西补，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产品，服务于新老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和霸权。”15世纪至16世纪，新航路开辟，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伴随开启的是殖民地的建立和对世界资源的掠

3、夺（此过程至今仍未结束）。17世纪，欧洲主要势力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表面上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18世纪，人类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迈入加速发展的轨道,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挖掘出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整个世界也被逐渐卷入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重复着“矛盾引发战争，妥协建立体系；矛盾累积再发战争，妥协再建新的体系”的循环。这种循环由西方根本性矛盾引发，并将世界逐次卷入，所建立的体系无非是欧洲各国在政治、宗教、资本扩张、资源掠夺和势力范围等方面暂时性地相

4、互妥协。当前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类问题，亦是西方国家资本掌权、无序扩张、过度逐利、监管失守、政商勾结的必然结果，根源依然在于西方国家的根本性矛盾。世界各地爆发的局部冲突乃至全球性新冠疫情大流行，就是“战争一妥协”循环中变相的战争，这是新自由主义破产前的垂死挣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能将世界带入下一个“战争一妥协”循环，然而在世界存在核武器的现实中，人类根本经受不起一场核武战争了。西方发展模式在使现代性得到空前释放的同时，也将整个人类拖到了生存与毁灭的边缘。因此，唯有向东方，向具有“天下观”格局和“大一统”经验、承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力量的中阈，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

5、。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唯一可以破解西方“战争一妥协”循环的变量。二、东方的文明与力量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学开篇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能够率先垂范，以修身为本，百姓也能够效法修身，结果必然是社会和谐。当别国来访，自然生起效法之心，主动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这就是“王天下”，即为天下人做出榜样示范。“露天下，则如文子中所说：“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这句话正切中西方大

6、国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弟子规中也说：“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这个“势”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权势，也包括经济上的优势、军事上的威势等。关于“霸天下”和“王天下”的区别，孟子中也明确指出：“以力假仁者霸，箭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商汤的地盘方圆七十里，但能够成为天下诸侯国效仿的榜样；周文王所统辖的地区不过是百里之地，但却使所有的诸侯国都臣服，都是因为他们的厚德。新语中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细，富于财而无

7、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在历史上，商纣王的酒池可以用来划船，精丘可以用以登高远望，这难道还能算是贫困吗？他拥有统领四海的权柄，主宰着九州的百姓，这难道能说是武力弱小吗？然而论其功业却不能够保全自身，论其威势却不能守住社稷，这绝对不是由于贫穷弱小，而恰恰是由于自身缺乏道德、对百姓不够仁义！所以，懂得如何谋利却不明白大道的人，必然是众人所谋取的目标；敢于使用武力却缺少仁义的人，必定是战争攻伐的对象。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王斯之辩”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但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可以发现，王天下所成就的功业可久可大，而霸天下的功业虽可大但不可久。正是在王天下超越我天下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发展出

8、了诸多超越：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社会安定超越资本扩张，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对抗，追求长久超越追求一时，从而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对比。汤恩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养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推进全球治理

9、基于对中华文明突出和平性的深刻认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中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审时度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这样的美好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汇聚了世

10、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普遍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是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正如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所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世界各国只有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才能有效鹰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家园，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推

11、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还通过举办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等经贸盛会，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抗疫，竭尽全力向国际社会提供物资支援、技术支持、智慧分享等方式，不断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倡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以切实行动

12、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总之，在过去的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和平性，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以胸怀天下的气魄，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相信我们只要一如既往地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箭，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