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新时代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刍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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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课讲稿】新时代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刍议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Uo这是新形势下党对做好我国民族工作的全新解读，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于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国各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缩影。跨境民族地区作为中国西北、西南边襄的最外围，西北、西南地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熔铸已经成为维护边疆安全、推

2、进边疆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前提。进入新时代，多个跨境民族省区在民族地区治理等方面先行先试，贡献了“民族智慧”“跨境经验”，成为广大民族地区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一、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跨境民族又称跨界民族或跨国民族，”是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人们共同体的民族过程与人类社会的国家过程普遍发生的一种叠合现象”2。目前学界的共识是：跨境民族是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紧靠边境（国界线）两侧，居住地直接相连，分居于不同国家中的同一民族，把跨境民族集中生活的边境地区称之为跨境民族地区337。我国领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陆地边境线长达20000余公里，同12个国家有边

3、界关系。其中，广西与越南接壤，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西藏则与尼泊尔、印度和不丹接壤，且与缅甸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与地区相隔不远。从东北鸭绿江起，北至黑龙江，主要有五个跨境民族，分别是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俄罗斯族。在北方，跨境民族主要有蒙古族和俄罗斯族。在新疆，则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八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约5600公里，是中国交界邻国最多、边境线最长的省区，生活着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蒙古和俄罗斯等7个跨境民族。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地理共生态、经济共生态、文化共生态、社会

4、共生态使中华民族在不断壮大融合中走向了内聚。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河中，汉族的作用自不必.说，少数民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云南的跨境民族自古以来虽与境外的相同民族同宗同源、密切往来，但在近现代以来，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各跨境民族同胞都能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如1875年景颇族、傣族等民族反对英国入侵者的马嘉理事件；清末景颇族、像俅族、怒族、独龙族等各族人民的反抗英国入侵者的片马事件；1934年低族同胞自觉抵御英国殖民者的班洪事件;抗日战争时期，各族人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巨大的牺牲；20世纪70年代，苗族、壮族、瑶族等同胞踊跃参加中越边境

5、的自卫反击战。在大一统形成的过程中，边会跨境民族逐渐认可中央政治权威，国家认同不断强化。同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浸润边疆跨境民族，使这些民族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自觉融入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中。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民族地区快速发展，成绩斐然，但一些跨境民族地区仍因地理、自然环境制约而发展不足。国家通过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举措，将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变为发展优势，推动广大跨境民族地区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中央通过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等多方式多渠道予以支持，深化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合作，补齐短板，实现了跨境民族地区全部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当前，跨境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上学的人

6、口和其他地区到边境谋生的人逐年增多，人口流动的加速带来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碰撞，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广大跨境民族，其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感得到极大的增强。二、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民族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之相关联的一切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新形势下，跨境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广大跨境民族地区发展改革稳定的整体环境紧密相连。挑战一：民生需求甚于主流价值诉求。广大跨境民族地区民生问题源自当地经济发展不足、自然条件特殊等多重因素。各族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广大跨境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源自民生方面的基本需

7、求未得到满足之前，民众源自思想认知方面的价值诉求一定不会太强。近年来，中央多次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明确强调促进边疆包括跨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出台并落实了一系列支持跨境民族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和项目，广大跨境民族地区进入了有史以来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提升最快、民众获得感最强的时期，但依然面临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挑战。以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四省区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四省区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农牧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四省区经济处于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客观来看，四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对全国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仍然很低，尤其是四省区跨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足问题依然突出。四省区各自有独特的发展条件和迥异的

8、自然地理环境，因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鲜明的区际差异。在社会深度转型期，社会群体间不仅利益分化明显，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加剧，广大跨境民族地区亦概莫能外。从国家发展大环境来看，城乡间、区域间发展差距逐步拉大，部分民众产生了赶不上现代化快车的焦虑与不适，导致心理失衡。从部分跨境民族地区来看，近年来,在吸引外资等过程中，个别外来企业对当地人力资源吸纳不够，甚至牺牲生态环境，片面追求效益，轻视或忽视当地民众禁忌习俗及宗教信仰，损害了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当地民众不满，甚至成为某些别有用心之人蛊惑挑拨人心的口实。当前，跨境民族地区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与社会稳定成正相关的特性没有改变。以西藏、新整、内蒙

9、古为例，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来看，其类型基本表现为因历史遗留的草山纠纷、水源纠纷引发的争夺自然资源的群体性事件，因土地征用、拆迁等引发的涉及干群关系的突发性事件，因涉及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群访事件，等等。受损方极易受民族、地域等因素影响，表达非理性诉求，进而导致利益群体间出现价值认同分化，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熔铸。这说明，维系社会公平公正与生态平衡、维护社会成员“兜底”民生底线，以及切实回应基层民众利益诉求，是夯实价值认同社会根基的有效做法。挑战二：自我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模糊。民族认同是指基于对同一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身份、习俗等的认可，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对同一民族的归属感。

10、民族认同体现的是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则是更高层次上的认同，是对所有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的认同，体现的是公民意识。近年来，跨境民族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互动日益频繁和密切。有交往就会有碰撞，交往中难免产生比较心理，从而使自我民族认同开始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化。部分跨境民族的自我认同表现为：狭隘的个体民族意识膨胀，甚至基于共同语言、共同风俗习惯、共同宗教信仰、共同种族、共同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产生对境外同一民族的向往与聚合意识。甚至有个别民众，只知有本民族，不知有中华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高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一些基本全民信仰宗教的跨境民族地区，由于宗教几乎支配着所有精神世界和部分现实世界，部分人

11、的宗教认同也往往高于中华民族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跨境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一些人口众多、高度聚居的跨境民族，受国内外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和情感易产生波动和异化，从而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熔铸。部分跨境民疑地区还存在一种现象，即：政治身份认同与文化身份认同存在张力。从云南、广西等跨境民族地区的边界划定

12、来看,存在划定前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差异的问题。从时间来看，中缅、中老、中越边界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和地方历史与政治实际划定的。这种客观现实使得云南、广西等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与心理意识存在这样一种客观情况，即“边界划定之前我是外国人，边界划定之后我才成了中国人”或“边界划定之前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边界划定之后我们成了两个国家的人”等。随着改革开放成果惠及跨境各族群众，跨境民族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不断增强，对自身是中国公民的政治身份认同不断清晰并强化。但是，跨境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毕竟毗邻而居，从历史渊源、血缘关系、文化根脉来看，同语言同文字，同文化同信仰，这使得跨境民族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又

13、与境外同一民族具有相通特点和相向的吸引力340,也易于导致这部分民众在同一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方面“左右摇摆”。挑战三：文化差异与中华文化认同间存在张力。在现代性和传统性、全球化和本土化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背景下，文化成为贯穿其中的核心要素。然而，在实际的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历史人文生态以及政策、制度等因素影响，跨境民族地区部分民众对待中华文化与自我民族文化，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将中华文化等同于汉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层面对利益和权利的关注普遍强化，部分汉族因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人口数量的优势，产生民族优越感，自信心、自豪感增强，同时也有对少数民

14、族居高临下施舍和恩赐的心理。二是将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面临外来文化移入、传播和冲击等压力，部分民族成员会下意识处于防备和抵制状态，加之利益冲突、观念意识差异，从而形成民族本位主义，或称文化保守主义，最终带来自身文化的封闭式微。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期，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冲突必将给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问题日渐凸显，由于体制性的缺陷如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等，一些矛盾在广大跨境民族地区积聚到一定程度，也必将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挑战四：社会风险与民族事务治理较量。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强调多元的分散主体达成多边互动的合作网络。20世

15、纪末，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机构、私人机构以及公民个体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方式之总和，其目的是通过协调社会行动来调和社会利益，进而化解社会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社会治理与以往社会管理相比，其飞跃在于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政府实现从“全能”向“有限、从“管理”到“服务”、从“权力”到“责任”转变，亦即实现从过去单一的政府主体型向社会多元主体转变，突出强调主体与客体间的互动关系。跨境民族地区历来为我国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区域，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16、必然要求，也宣示了新时代跨境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广大跨境民族地区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创新思路，民族事务治理与国家战略相融入，与脱贫攻坚、文化旅游、互联网等相融合，向深层次、全领域、多维度拓展，向人心凝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治理目标迅速迈进。但与国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相比，某些方面的短板问题还十分突出。其一，从治理层级结构看。集中表现为：民族事务治理始终以各级党政机关为主体，社会组织、民间力量作为体制外边缘力量，不能顺畅进入民族事务治理主体领域。其二，从治理主体看。普通民众在社会协商、利益诉求、情感宣泄等方面缺少话语权，社会协商沟通、民间力量整合等往往被碎片化，极易导致社会问题累积，进而造成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对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间的平衡互动、平等协作尚未成为社会共识。基于此，打破层级式的治理结构，构建起利益互惠、信息共享、权利平等、责任同担的民族事务治理结构，变政府与社会间权力博弈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广大跨境民族地区依然任重道远。其三，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