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谈对《资本论》的根本性误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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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泛谈对资本论的根本性误读摘要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由它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决定的。因此,对它们的误读,属于对这门科学的根本性误读。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的“序言，和“跋，中明确规定了它的研究目的、对象和方法,但由于受拜物教和传统科学的影响,人们未能准备把握它们,导致对资本论的诸多误读。其中包括两个对资本论研究目的的误读,四个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误读,三个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的误读。厘清这九个根本性误读,可以为准确把握资本论提供参考。关键词日常生活传统科学批判科学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资本论的人在增多，相信资本论的人在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虽然知道资本论的重要性，但无法把握资本论的研

2、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正是研究目的确定了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则确定了这门科学本身。资本论的“序言”和“跋”指明了它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只要读过资本论的“序言”和“跋”，对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什么疑问。然而，日常生活对人们的影响如此强大，传统科学对人们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连专门研究资本论、从而熟知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人，也常常不自觉地背离它们，导致对资本论的种种根本性误读。Ol对资本论的研究目的的误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表面上看，这同其他经济科学没有什么

3、区别，因为很多经济学家都声称他们是在研究“经济规律，然而，很多人并未注意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济运动规律”、现代社会等概念都具有与日常生活、与传统科学不同的含义，从而导致对马克思的研究目的的误读。1 .误读之一：对“经济运动规律的误读。早在1844年，当马克思刚刚开始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国民经济学不是从整个经济现实出发，而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的，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2)。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事实与现实的区别在于：现实是处于联系和发展中的相关事实的总和，事实不过是现实的感觉碎片。马克思和

4、恩格斯主张“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反对“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把“历史”理解成“僵死的事实的汇集”(3),要求“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指责国民经济学，说它不理解自己的规律:因为“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2)。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这一看法，同他在资本论中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

5、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3)。这说明，马克思认为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以为掌握规律时，他们实际上掌握的只是异化现象的规律，也就是说，他们只不过是把现象概括为一些可以量化的公式，以便更精确地测量现象，而不是试图去把握本质，更不要说把握真正的规律了。在马克思看来，规律表现的是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以及事物在这种联系中的发展。因此，它涉及的只能是本质层面的现实，而不是现象层面的事实。“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4)。现象固然

6、可能与本质一致，但也可能与本质不同，甚至以歪曲的、颠倒的形式表现本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以拜物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必须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事实当做“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可是，庸俗经济学家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地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5),他们“丝毫没有想到，被它当做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劳动一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6),因为从现象形态上看，它们具有异质的特点。要在本质层面上把握它们，就必须看到：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采取的

7、都不是使用价值的形式，而是货币这种交换价值形式，必须找到交换价值背后的“价值”本质，然后再进一步探索决定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规律，也就是“经济运动规律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恰恰相反，把价值的决定混同于价格的决定，有的甚至完全舍弃价值概念，仅仅从价格层面考虑问题。这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不仅满足于把握经济现象，而且不是从经济运动中，而是从单一经济环节(通常是从分配或者流通)出发研究经济现象。有些懂哲学的经济学家(如雷蒙阿隆)，还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对此进行了哲学论证(7)。2 .误读之二：对“现代社会的误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附和人们的感觉，把“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当做唯一正常形态的

8、社会，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甚至形成“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把市场社会描绘成现代社会的唯一理想形态。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甚至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发财致富。因此，他们研究的只是发财致富的规律。至于市场的本质，以及以市场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的本质，则被视为天然合理和不容置疑的。与此相反，马克思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恰恰是为了解剖现代社会的本质，即狭义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论证市场对社会的塑造导致人本身的割裂和人的整体存在的异化，以及扬弃这种异化的必然性和途径。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缘由时说，他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去

9、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同时他看到，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也需要以经济学研究为基础。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的结论是：无论是法的关系，还是国家的形式，都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非常明确：解剖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的动因，不仅是为了“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经济学的基础。这就同发财致富的经济学彻底区别开来了。马克思的研究缘起，决定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

10、指导原则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他是把“现代社会”作为众多“经济的社会形态”之一，在它们的发展变化中进行研究的。马克思区分了生活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他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认为，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研究，只有当它处于接近完成形态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现代社会也是这样。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

11、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既然如此，如何发财致富，就完全不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因为要在“现代社会”发财致富，就必须把“现代社会”当做固定不变的社会形态、而不是行将走向灭亡的社会形态进行研究。这同马克思的研究目的根本对立。由对“现代社会的这种误读出发，只能导致对资本论的误读，而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对现代社会同它之前的社会做了区分(2),而且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认为在那里，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根本不可能存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拜物教的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

12、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但是,“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3)。马克思不仅设想了脱离现代社会、但以现代人方式思考问题的鲁滨逊在孤岛上计算劳动时间，以及“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4)；而且设想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和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人关系与社会关系如何以其本来面目直接表现出来，而不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可以理解，所谓“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意味着马克思必须像

13、哥白尼以日心说代替更为“合乎常识”的地心说一样，把现代社会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超越经济运动的现象对本质的颠倒关系。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决定了它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02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误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名既表明了它的研究对象，也表明了它的研究方法它的研究对象是“资本”，它的研究方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试图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研究“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很多人并未注意到，马克思所说的“交换关系”，不仅是指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关系，而且指

14、“商品化”的交换关系，即那些不是商品的对象也被当做商品进行交换；相应地，人们从纯抽象的“经济人”的视角看待资本家和工人，没有看到他们都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因而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最终人们往往忽略马克思讲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而导致对资本论的误读。1 .误读之三：对“交换关系的误读。一谈到“交换”，人们就会想到那两个著名的渔夫和猎人。人们习惯于脱离渔夫和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去考察他们的交换。马克思指出：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占有者的身份，按照对象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

15、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陷入了时代错乱之中，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参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1)。至于庸俗经济学家，则连李嘉图的抽象水平都达不到；甚至资本论的许多当代阅读者，竟然也只是用渔夫和猎人的自由意志和“边际效用原理来理解他们的鱼和野味的价值，对于与“价值实体相关的一切茫然无知，更不用说“劳动力的价值”了。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分析过交换发展的历史：”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

16、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从逻辑上专门研究了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从个别的价值形式(偶然的物物交换)到特殊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