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祖国》经典化机制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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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歌D群gm经典制制考察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诞生了一大批歌颂党的领导，歌唱伟大祖国与人民，歌咏革命与奋进时代，凝结着激越磅礴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最终沉淀为国家经典与国家记忆的“主旋律”歌曲。其中，1950年问世的歌唱祖国就是典型的例证。作为当代群众歌曲创作的巅峰之作，歌唱祖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有“第二国歌”之誉梁茂春百年音乐之声，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从首次投稿被拒到传唱至今，从限于地方传唱到响遍大江南北乃至五湖四海，从原初版本到相继被“改写”为多种版本，歌唱祖国的传播经历了跌宕复杂的过程。歌曲版本的流变本身已经充分表明，国家意志对于这

2、首歌曲的社会传播及其国家经典生成，具有无可置疑的主导与推动作用。一、版本流变与经典化路径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而言，歌唱祖国是一个共同的国家记忆。这首歌曲的传播具有独特的文化与政治意义，那就是在国家意志的主导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多种歌词版本，并由此串联起共和国的历史演变与时代主题的变迁。这首歌曲形成了六个主要版本，最终沉淀为无可置疑的国家文艺经典。作为在延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音乐家，王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立志要写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把千百万人民热爱新中国的情感表达出来”王莘王莘歌曲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1950年国庆节前夕，他创作了歌唱祖国关于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有

3、不同说法。本文遵循音乐学界“王莘词曲”的主流认知。，并将作品投给了当地的天津日报，结果该报以版面紧张为由拒载，这令作者“大失所望”张道梁歌唱祖国的首刊经过，百年潮2007年第9期，第71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11月，天津大众书店将这首歌曲的歌词连同曲谱，发表在其下属音乐出版物大众歌选第三集的首篇位置。这是歌唱祖国的第一个歌词版本（下文称“1950年版。1951年9月15日，共和国第二个国庆节前夕，人民日报刊登了歌唱祖国的歌词与曲谱；半个月之后，即国庆节当天，人民文学以诗歌的形式在当期首要位置发表了歌唱祖国的歌词。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人民日报1951年9月15日第3版。这

4、是歌唱祖国的第二个歌词版本（下文称“1951年版”）。m1951年版”延续了“1950年版”歌词“一段副歌三段主歌”的结构，只不过发生了五处改动，分别是：“宽广美丽的大地”改为“宽广美丽的土地”；“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太阳升起，万丈光芒”改为“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五千年历史光辉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改为“指点着前进的方向”。对于这五处修改，王莘曾解释：前两处修改是人民文学时任副主编艾青的意见，而后三处修改的情况已记不清楚。同注,第72页。从歌词修辞角度而言，除了“指引”改为“指点”值得商榷之外，其他四处修改都称得上是锦上添花，在一

5、定程度上提升了整首歌曲的美学水准，深化了歌曲的思想内涵，也更符合“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时代主题。之后，其他版本的演变均以“1951年版”为基础。*1951年版”衍生出的版本支流，最突出的莫过于1964年10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中所“插入”的歌唱祖国（下文称“1964年版”）。在这场重要的演出中，歌唱祖国作为尾声之一将这场表演推向高潮。这一版本择取了“1951年版”的副歌和第一段、第三段主歌，并将“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中的“灭亡改为死亡”。从整体上说,“1964年版”和“1951年版”的情感基调基本一致。1966年之后，国家社会生活发生激烈变化，歌唱祖国随之改动。1969年10月1日，

6、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了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的歌谱。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署名依然是王莘，结构、旋律均与歌唱祖国一致，情感基调仍是歌颂祖国，只不过更突出对领袖的歌颂。因此，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是歌唱祖国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版本，本文称为“1969年版”。这一版本的流布也影响较大，如在19711972年间，科学家竺可桢就在日记中多次记述聆听这首歌曲的情景。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0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338、553页。1976年10月，h1964年版”因为历史进程的再次转换而退出历史舞台，歌唱祖国回归国家政治生活。据人民日报报道，1976年10月2123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连续三

7、天的群众游行盛大活动，演唱了歌唱祖国。参见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4日第2版。从歌唱社会主义祖国到歌唱祖国的转变，是时代主题转换的表征。1983年6月，收录歌唱祖国歌谱的王莘歌曲选集正式出版，标志着这首歌曲的歌词新版本（下文称“1983年版”）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正式确立，歌曲所凝聚的国家记忆得以重构。“1983年版”基本沿袭了“1951年版”的面貌，仅修改了一处歌词，即“指点着前进的方向”改回“1950年版”的“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其后各类报刊、出版物刊载的歌唱祖国均采用这一版，“1983年版”最终成为标准版本。1983年版”在各种政治与文化情景当中，又衍生出其他版本，最突出的莫过

8、于“简化版”，即仅歌唱“1983年版”的副歌与第一段主歌，且均是副歌在前、主歌在后，再以副歌结尾。虽然第二段和第三段的主歌被删掉，歌唱祖国的意涵有所简化，但歌曲变得简短，与国家政治生活、人民日常生活更加契合。从“1950年版”“1951年版”，到“1964年版“1969年版”,再到“1983年版”以及各种“简化版”，歌唱祖国的传唱与共和国历程相伴随，至今已经走过70余年的历程。在其传播与传唱过程中，歌曲的变迁所蕴涵的国家记忆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得以强化、改写与重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梳理歌唱祖国的传唱与版本流变的路径，可以把握共和国历史演进的脉络，以及时代主题转换的节奏。二、社会动员：国家媒体的传

9、播机制从前文的论述可知，歌唱祖国的早期传播与传唱过程是颇具戏剧性的，其最终之所以能够传唱成功，主要得益于国家媒体的强势介入，体现出国家意志以社会动员方式主导歌曲传播的特征。所谓“国家媒体”，一方面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国家级公办媒体，一方面是指国家意志对各类、各级媒体主导与控制的媒介生态。随着中共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媒体迅速被纳入新的国家体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经过一系列对各级、各类媒体的改造、调整与充实，中共“建立起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营新闻事业网，这个公营新闻事业网，包括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

10、华通讯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在高度一体化的媒介生态中，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学等国家级媒体，在信息传播、思想教育、舆论导向与文化娱乐等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具体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曲传播领域，国家媒体的介入与推广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当时一首歌曲向全国推广，往往只能通过这样一种途径传播：“即先在有影响的报纸、刊物上将歌谱发表出来，尔后再在各个厂矿、农村、部队、学校组织群众集体教唱、学唱，反响甚好的歌曲，再由中央与各省、市的广播电台配合进行教唱、学唱、广播。当时，无数被广

11、大群众所喜爱的歌曲，几乎都是通过如此上上下下、一呼百应的传播手段，才得以走进千家万户。”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发展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媒介生态中，歌曲传播受到国家意志强有力的规划与运作，一首歌曲能否在国家媒体发表，对于这首歌曲的传播乃至艺术生命的延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有必要检视第一次发表歌唱祖国的大众歌选及其上级机构天津大众书店的经营性质与政治立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大众书店相继在京津沪等地开办。虽然从所有制与经营权来看，天津大众书店是一家私营出版机构，但无论是其运营方针还是业务操作，都打上了鲜明的“红色”烙印，其所确立的“发扬进步文化”“努力为

12、社会服务”运营方针便是明证。张道梁天津大众书店，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8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66页。所以，这家出版机构虽为民营机构，但从政治属性来说属于国家媒体范畴的扩展，它的一个重要出版方向即发表、出版歌颂新时代与新政权的歌曲，曾一度联合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天津分会（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前身），把歌谱装订成册，以“大众歌选”为名进行单册发行销售。正是在此背景下，歌唱祖国进入天津大众书店的编辑视野，并得以正式发表。其次，更具影响力、更能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媒体，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对歌唱祖国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51年9月12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全中

13、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陈艳、张清淼永远歌唱祖国一追忆人民艺术家王莘，载中国新闻奖作品选（2007年），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三天后，人民日报便刊登了歌唱祖国的歌谱，并在同一版面刊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声明：“在庆祝今年国庆节时，除唱国歌外，兹规定以歌唱祖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为全国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同注。对于社会动员的对象，该“通知”划定了一个广阔且又具体的范围：“望各地工会组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农民协会、农村剧团、文艺工作团、音乐工作者协会、中小学音乐教师、大中学学生会、部队、机关、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电影院、文化馆、读报组及其他各团体

14、负责推广传授。各地出版社和群众性刊物负责印发和刊载，各地文教机关负责组织上述工作，以求全国人民普遍学会这两首歌曲，在国庆节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除此之外，该通知”还详细列举了社会动员的举措，包括歌曲传唱、报刊转载、出版印发等，其目的便是“全国人民普遍学会”，“在国庆节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为了方便人民学唱歌唱祖国，人民日报连同刊发了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时任秘书长孙慎特别撰写的国庆节唱的两首歌曲的唱法,认为该歌曲“曲调流畅、瞭亮，是宣扬爱国精神的歌曲中较好的一首”孙慎国庆节唱的两首歌曲的唱法，人民日报1951年9月15日第3版。由上可知，国家意志对这首歌曲的教唱与传播，考虑不可谓不细微，动员不

15、可谓不全面。就在人民日报刊登歌唱祖国的同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首歌曲，并面向听众教唱。孟建、黄灿当代广播电视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由此，歌唱祖国凝聚了国家意志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获得了在其他各级、各类报刊和电台传播的“通行证”。即使在特殊历史时期，对于“1969年版”的传播而言，国家媒体利用该版所发动的社会动员效应，其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和“1969年版”一同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歌曲，还有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两首赞颂毛泽东的经典歌曲。歌颂“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的“1969年版”，正是凭借着人民日报强大的舆论传播与社会动员能量，立即风靡全国，成为1969年的三大流行曲之一。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01996),光明FI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9页。除此之外，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广播网，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把古今中外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统统加以排斥，在中央台的文艺节目中只能播放八个样板戏、八首历史歌曲和三部电影录音剪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1949198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八首历史歌曲就包括1969年版”。1976年之后，歌唱祖国再次唱响于华夏大地，依然离不开国家意志所主导的媒体传播。1980年5月19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