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人笔下的1934年江南祈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知识人笔下的1934年江南祈雨.docx(6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识人笔下的1934年江南祈雨20世纪以降特别是民国建立后,在追求科学理性的反迷信呼声中,祈雨被归入了需要涤荡的遗俗陋习之列,但1934年江南大旱依然引发了区域内广泛的祈雨活动。身受追求科学、破除迷信、乡土经验、底层关怀等等元素交汇的影响,民国知识人对于一般民众遭遇旱灾祈求神祇的祈雨活动,虽然看似是一面倒的批判,可笔底却又往往带着更为丰富的情绪。知识人笔下的祈雨作为一手生成的文献,对社会史书写贡献良多。通过考察民国知识人对祈雨活动的多样视角与观点,可以发现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倾向和生活经验。同时,梳理此时期知识人时祈雨的观察所留下之历史记忆,也有助于更好逼近历史现场,理解近代中国看似风卷残云式之移
2、风易俗运动中,一般民众依然笃信祈雨等传统遗风的民间逻辑。知识人;祈雨;社会史;文献生成祈雨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习俗,出土于郑州商城遗址,属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动物肋骨上就有相关刻文“表达了当时的契刻者向云祈雨的一种愿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中的柬大王泊旱也反映了楚简王为了求雨,以自己为牺牲,在烈日下曝晒,试图在上帝鬼神面前表现最大的诚意,用这种巫术解除国内的旱灾。”2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年间,每当有大旱出现时,皇朝最高统治者更是会庄重举行大等之祀。这些都反映了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面对种种影响生存的自然灾异,“人类无能为力,无奈地把意志还不能自由支配的时空让位给了神圣存在J3l为此在历史的长河中
3、,遭遇旱情时的祈雨逐渐成为救灾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官方举行祈雨仪式以示对黎民的存恤,民间也慢慢将祈雨融入日常风俗之中。民国建立后,移风易俗、反迷信的呼声越来越高,现代化思想指导下积极提倡的科学精神占据了知识界主要话语权,祈雨等旧时遗风日益被视为落后和迷信而遭到批判和打压。可是,就是如此被打压的祈雨活动,却依然在1934年夏天燥热的江南地区犹如星火瞬间燎原。民国知识人,主要指民国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既包含受高等教育的新式城市精英,又涵盖居于乡镇村野在当地相对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读书人。4他们中大部分人出身于乡镇或者仍旧居于乡镇,因而有着丰富的风土经验;他们自有属于文人的敏感思想和灵活笔端;他们
4、多接受过新式教育,往往服博现代化风潮;他们对一般民众有着期望与关怀,因此常常记述与民众生活相关的作品,特别是知识人中媒体从业者,更是为社会史书写留下了时效性很强的素材。在1934年亢旱祈雨的庄重、悲情、恐慢、狂乱等复杂情绪弥漫江南之时,较能作出冷静观察并记录下这一幕幕悲喜场景的,大概就是知识人了,他们用文人特有的心绪,发表了一篇篇关于祈雨的观察与分析。这些对祈雨的观察分析,因民国知识人接受的现代科学知识洗礼,而越发显现出独特的思绪。祈雨记事既区别于传统时代的旧式文人书写,又异于同时期自然科学家们的格式化报告,作为一手生成的社会史文献,这些祈雨记事不仅更有助于我们直观了解1934年江南旱灾祈雨场
5、景,也可以间接一探知识人群体的态度倾向与产生不同倾向的原因。进一步讲,知识人的祈雨记事在生活素材、场景还原、历史解释等方面均给予社会史研究宝贵的史料支撑,对社会史书写贡献良多。一、1934年江南旱灾及祈雨场景1934年自6月入夏以来直到8月盛暑,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中,长江中下游区域连Fl艳阳高照,亢旱影响范围极广,形成包括江、浙、皖、沪、湘、鄂、赣等省市的一个重大旱灾区域。以上海市为例,7月12日的气温达到41.2度,8月25口攀升到全年最高点42度,至8月31日,55天中,最高气温都持续在35度以上,“出现了上海自设立天文台6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5当春季的润湿清爽耗损殆尽,燥热的气温逐渐影
6、响到了人心,或许是为了得到甘霖,或许是遗风遗俗的惯性使然,祈雨在江南及周边各地陆陆续续开始了。较早祈雨的地方大概是南京,6月中下旬,苦旱大半月的京郊农民,“组织求雨大会,编扎水龙一条画脸装神,遍游京市,口中喃喃祈祷,深冀甘霖早降,俾救众生云云,”6这场祈雨似乎是为其他地区做了榜样、开了先声,此后以江南地区为核心的长江中下游区域之祈雨活动便一下子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绍兴,农民设坛求雨,政府禁宰,希望降雨,莫不望眼欲穿。7在上海,天主教领袖“通令属下各司铎等,率领各会1I教友,举行求雨祈祷,并恭念求雨诵。”8总之,6月中下旬到8月底,虽则祈雨方式、程度各有不同,但可以说是几乎无地不祈雨,官方、民
7、间一齐上阵,佛家、道家、理教、耶教各显神通,纷纷采用多样的祈禳方式以期祈雨消灾,各地的祈雨活动共同构成了斑驳多姿的1934年熨季江南祈雨场景。9二、立于科学素养的批评判断追求科学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呼声,在这样的氛围下,普通民众与科学思想相去甚远的信仰世界开始受到知识精英们持续不断地抨击。经过了现代教育洗礼的知识人基于自身科学素养,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新时代,理应涤荡徒劳无益的旧迷信,用科学的手段解决问题,亢旱祈雨不仅无益反而浪费资源有损于实际救灾。气象学家竺可桢便著文而民间逢早祈雨给予斩钉截铁的批判,他认为“禁屠祈雨,迎神赛会与旱灾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若徒恃禁屠祈雨为救济之策,则早越之为灾,
8、将无已时也。10民国时期在华服务多年的西方工程师托德也曾说,“我承认身为工程师,我真心希望所有的雨神都被罢黜、被遗忘,移走树立在河岸的铜牛,在修筑工程中取消向龙王曲意逢迎的戏码,取而代之的是对水利工程科学的顶礼膜拜。”11在1934年,些知识人丝毫不掩饰对祈雨活动的厌恶,认为参与祈雨的乡民是“蠢愚如牛”,12对于有人声称祈雨之后确实有降雨,秋棠认为这并无什么高深奥妙,因为很多祈雨是在已经旱了很久,差不多也要到降雨的时候才开始的,秋棠提醒“读者只要看当开始求雨时适天空乌云密布便可明白了。”13大公报上的短评也讥讽主持上海祈雨法会的张天师道:最怪是所谓张天师。一月前,上海人即请他求雨,他说要等一等
9、,一直等到这几天江南到处见了雨,他才求雨。迷信中还要取巧,这可谓迷信的最下乘。14顶礼于科学的知识人,对于祈雨行为作出了黑白分明的论断,感叹在今日科学昌明时代,中国还是这样的吴下阿蒙,岂不可怕!”15他们借此祈雨事件为科学和理性呼号,提出以科学手段来克服恶劣自然环境是世界大势,“一般违反了这个趋势的人类,是终竟不能站足而要被历史打下来的!h16知识人著文对科学的膜拜,对祈雨的批判看似雷霆万钧,但普通民众未必有暇睹,因此这纸上雷霆”可能不会对民众直接发生效力。乡居知识人有所不同,他们本就处在民众日常生活世界中,与一般民众的区别在于,乡居知识人因现代知识的洗礼而服膺于科学。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乡居知
10、识人对于祈雨的批评形式上直接得多,他们截至是进入祈雨队伍中进行斥责,如浙江余姚一所小学的校长徐一清,便对正在祈雨的乡民宣传“防旱非迎神所能奏效”,17为此不惜与祈雨民众发生当面冲突。可是这样的指斥却多适得其反,不仅难以改变民众对祈雨的信仰,反而伤害了民众的感情,引发一些难以控制的群体事件。徐一清便因此遭到暴徒殴打,不幸当场身死。当然,徐一清虽为居乡知识人,但兼中国国民党余姚第二区第一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思想上更多地紧跟政府移风易俗的步伐,也许正因此也就淡薄了自己原先的风土经验和时乡民生活方式的理解同情。三、源于风土经验的理解同情近代中国,沐浴了西风欧雨的知识人快速与现代世界接轨,不过他
11、们虽顺着时代浪潮的方向,接受r科学思想的洗礼,但少时耳濡目染的风土经验,使他们既对传统生活逻辑心领神会,又对般民众有更多的同情。从他们对1934年夏天江南祈雨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觉察其中所包含的因风土经验而产生之理解同情。这些知识人在承认祈雨是迷信的前提下,并没有一味批判祈雨民众愚昧,他们在行文中充满对一般民众的关怀,他们也试图解释民众拜神祈雨的深层原因,并以此反驳简单的“迷信标签。出生于浙江海宁碗石镇的徐志摩就曾在诗中表达了对祈雨民众的同情:“可怜,苦旱的人间!遍野的饥农,在面天求怜J18亦有知识人表达了自己的观察,认为祈雨民众决非像一些批评者说的那样愚昧无知,完全将抗旱交付给神灵,旱情
12、刚起时,民众也是试图奋力用实际的办法来做抵御的。丰子恺曾为1934年旱灾中的民众做过一系列漫画,其中幅云霓便展现了农人用水的场景,踏水车的农人天天仰首看天,十余日里,东南角上天天挂着儿朵云霓,忽浮忽沉,忽大忽小,忽明忽暗,忽聚忽散,向人们显示种种欲雨的迹象,维持着他们的一线希望。19在湖州的慎微之同样看到了乡民庠水的努力,可是因为乡间水利设施实在简陋,终日力庠所得,不足骄阳一曝,20难以抵挡亢旱的时空,所以既然人力已无法扭转,民众也只能通过拜神祈雨来守护点心中残留的希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民众为何求神灵降雨的觉夫,所思考的结果与前者大致不离,他认为乡民是在万般无奈以后,才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神
13、灵身上的。因为“人类毕竟是哲学的产物,人们对于宇宙间的事事物物,总在企求着得个解释,(不管是神学的,科学的)人们的灵魂,总在需要着得个依归;就使是个十分明白天地间根本就没有鬼神这东西存在的人,及至走投无路,百想无门时,也常会想到鬼神这上面来:21还有知识人以丰富的风土经验和文人细腻的观察,发现祈雨赛会等活动上,神圣与凡俗双重世界似乎交融在一起,在这交融的公共空间中,民众同时达到求神和娱人的效果。于是他们告诉读者,祈雨的民众并非一味地悲情与迷乱,祈雨仪式、迎神谢神赛会等等活动,一来从心理上缓解了旱灾区域内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焦虑,二来某种程度上也是般民众的-种放松甚至娱乐。沈从文用活泼的笔调写到,
14、“早叹祈雨,便有小孩子各拍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22阿金记录下了苏州祈雨活动给城内居民带来的愉悦,“有好几条龙灯,十几个大汉抬着:假使路旁有人放三个爆仗,他们就献艺一次;穿龙滚龙,一套一套地演出,看的人连珠般叫好,他们也格外有劲。”2司长期居住于江南小镇用宜的叶圣陶则在观察了当地迎神赛会后,做了理性的分析,“一般人为了生活,皱着眉头,耐着性儿,使着力气,流着血汗,偶尔能得笑一笑,乐一乐,正是精神上的一服补剂。因为有这服补剂,才觉得继续努力下去还有意思,还有兴致。要知道迎一回神,演一场戏,可以唤回农民不知多少新鲜的精力,因而使他们再高兴地举起锄头。24在这神圣凡俗交融的祈雨活动
15、中,民众对消灾的期望与当下的享乐并行不悖,虽然祈雨活动不可能时降雨产生实际影响,但祈雨过程对于参与其间的民众而言已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益处。多亏了叶圣陶这样肯耐心立足于乡间的知识人,用带着那WE乡情的笔端,给我们留下了几分科学与迷信黑白分明立场之外的思考。四、基于祈雨事件的扩展思考除了对祈雨事件本身的观察和议论,部分知识人还基于祈雨进行了扩展思考,探讨了更广层面的社会问题。如他们中的些人认识到,科学已在中国有所传播,迷信陋习也开始受到政府限制,可是科学知识仍未普及于一般民众,因此禳灾思想在民间依然有其存在的根基。在遭遇威胁较大的自然灾害时,多数民众将灾害发生的原因依然归结为鬼神,因此仍旧采用巫术
16、禳灾的方法,祈求上天保佑,以消解灾难。由祈雨一事为基点,知识人展开了如鬼神观念为何难以消除、可以破除迷信的现代教育为何乡村难以普及等等思考,以及对政府政策侧重等大层面的指摘和对封建残余等旧日元素的批判。出生于绍兴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周作人,对祈雨的思考主要聚焦在仪式中的一些具体行为,如跪拜、求祷等。他认为在远古时期,巫师降雨仪式是希望以自身之力影响自然降雨,而非去祈求神灵降雨。到了帝制时期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影响到了人与天的不平等,人才开始向鬼神祈雨、求雨,乃是因为鬼神是皇帝的老子,不然也是他的伯叔兄弟,总之都非以主子论不可。这种主奴关系的宗教观念十分坚固地存著”。25362由民众祈雨中的跪拜,周作人联想到了主奴关系,他觉得在民国建立后依然存在着跪拜神灵的祈雨仪式,就表明了社会上君主制的残余和平等观念的欠缺,周作人对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