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以来黄河诗歌的主题嬗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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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20世纪30年代以来黄河诗歌的主题嬉变摘要：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黄河诗歌具有丰富的内蕴。重新爬梳其间百余首黄河诗歌，可以归纳出四个主题：一是“抗争主题”，黄河诗歌与歌词作为战斗武器，鼓舞战争中受难的人民去抗争；二是“建设主题”，水利等建设热潮促使诗人在政治语境和内心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歌颂时代；三是“生态主题”，黄河下游断流现象引发诗人关注，诗歌反映了自然、社会、精神等生态问题；四是“寻根主题”，黄河寻根诗歌具有认同和弃绝“根”两种向度，前者牵引出“身份”“生命”之根的寻找，后者则试图建构新的“母亲河”形象。这些主题共同展现了黄河诗歌的风貌。关键词：黄河诗歌；主题研究；擅变；黄河精神黄河是中华

2、民族的母亲河，是根之所在，是生命之源。黄河催化出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黄河文化熔铸出的黄河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而黄河诗歌承载着大部分的黄河记录，展示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着多重意蕴的黄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黄河两岸的人民咀嚼着苦难，在民族精神的鼓舞下吹响“抗争”的号角，与诗人的摇旗呐喊一并奏出“抗争之歌”；50年代至60年代，黄河之上蓬勃的工程建设使诗人借由黄河想象历史和前景，抒写黄河之水“手中”来的“建设之声”；70年代至90年代，诗人叹息着“一条死亡的河流”，呼唤“生态之路”的显现；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黄河寻根诗歌虽然具有返回传统和重塑黄河精神的两面，

3、但诗人在寻找的过程中，都饱含着将黄河文化“涌来，又流下去”的热切期望。一、黄河诗歌“抗争主题”20世纪上半叶，“抗争主题”的黄河诗歌主要展现的是“黄河精神”对战争中受难人民的拯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使人民成为具有一致抗争方向的“共同体”，诗人将目光投向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黄河。这些出于“被这与民族命运相连结的事件所激动”，而创作的于悲愤中呼号的诗与歌词，作为武器起到了宣传作用，助推了现实抗争。（一）抗日救亡时代强音抗战初期，歌词创作空前发达。战争的全面爆发向诗人宣告,抒情已被炸死，抗战诗“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为使诗“担负起教育并提高民众意识的任务”，并能够配

4、合宣传鼓动，服务于社会现实斗争和大众，诗人纷纷走出“书房亭子间”，走近群众，走向“现实生活的密林”，用诗歌履行“忠实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誓言。歌词在大众中演唱的功能使其成为有力的抗战武器。它既能广泛地在群众中传递感情，起到宣传抗战的作用，又可以深入现实生活，迅速反映社会问题。当时兴起的朗诵诗运动，进一步加速了歌词的传播，促成了蓬勃歌唱的现象。在投入歌词创作的诗人洪流中，黄河大合唱歌词的作者光未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其歌词如曲作者冼星海评价的那样，“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的黄河的历史了。”尤其是黄河大合唱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特定时代指明了诗歌大众化、民族化的努力方向，歌词具有的

5、感染力和召唤性，使其被时代或者说意识形态所选择，也被诗人所认同。光未然采用歌词这一兼具“唱”与“赏”的形式，把黄河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品格的象征，吟哦出一部史诗式的抗争之曲。黄河大合唱用富有音乐性的歌词写成，有抗战环境和诗人个人选择等多方面原因。除上述时代的需求，光未然在抗战时期的个人选择也说明黄河大合唱用歌词创作不是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光未然的文学思想指引着他参与并推动“中国的歌咏运动”，歌词作为“诗歌与音乐的携手”的桥梁，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为推进“诗的本身是一种最热情，最富于煽动力的武器”，这一将诗与战争关联在一起的文学革命思想，光未然四处疾呼“此刻急

6、需著虚心的诗人和热心的音乐家密切合作”。光未然在诗歌语言上的主张,同样促使其倾向于歌词创作。他在诗集五月花后记中谈到：“我写诗很少，却惯于为朗诵或制曲而锻句。在我看来，诗歌的语言，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光未然关于语言追求的言论，反过来印证了歌词的接受方式是“听”，不是“看”。这种特色形成的原因在于歌词向音乐性靠拢，具体体现在音韵、衬字、重叠等形式要素的使用上。黄河船夫曲中，为与乐调合拍使用“咳”“呦”，为拖长字音用“啊”凑足音节，这些都是歌词中使用“衬字”的表现。而多数乐章的末尾运用了明显的“重叠”，压轴部分反复使用感叹语气。郭沫若在黄河大合唱序言中评论：“音节的雄壮而多变

7、化，使原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心。”正如他所言，全诗句尾押韵使得音节随着歌唱时的情感起伏，同时韵在磅礴与深沉之间切换，生成了时快时缓的节奏，但这种两极式的节奏没有造成发声的涣散，反而在激发大众情感时得到统一，由此使全诗成为仅传达抗争的完整曲调。黄河大合唱以八种演唱方式凝结为八个乐章，全诗情绪由高昂的颂扬转入痛苦的哭诉，最终汇聚成激越的怒吼，奏响抗日救亡的时代强音。歌词以黄河船夫和“惊涛骇浪搏战”开头，船夫抗击黄河怒涛展现出的“伟大而又坚强”的民族精神，与第二乐章颂扬的黄河精神一脉相承。黄河虽然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哺育了民族精神，却也容纳着灾害以及战争带来的苦难。第四、五、

8、六乐章集中呈现出人民受难的情况，黄水谣用广阔的视角扫视了普遍的苦难，河边对口曲与黄河怨分别以两个男人、一个妇女的角度控诉了仇和冤。不过，交织着苦难与抗争的组合曲，最终凝聚为怒吼着“发出战斗的警号”的大合唱。黄河将民族精神灌注到苦难中，它要召唤的是人民顽强无畏的战斗气概，它要让全民族反压迫的抗争成为时代最好的注脚。光未然用黄河象征中华民族的坚强品格，他对民族的炽热情感触碰到黄河得以着陆，黄河与民族构成的象征关系在黄河大合唱里得到阐发。（二）伴随战争号角前进抗战全面爆发后，黄河所具有的民族象征意义，使其在苦难的大环境中被诗人取出，以抒发爱国情思。与以往不同的是，抗战时期黄河诗歌中的民族元素，显然关

9、涉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从延安诗歌的繁荣发展上可以得到印证。1942年，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要求作家首先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同时，毛泽东明确了文艺与革命工作的关系，并确立了文艺基本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样看来，延安诗歌呈现出富有宣传鼓动性的政治面貌，贴合讲话的要求，也代表着时代的主流。如果以1942年讲话为界，可以对照出讲话前的延安诗人有更多的言说空间，而后期由于受到带有统摄力的意识形态的规范，诗人的声音整合为一个腔调。不过，诗人对民族抗争与国家建设的担负始终是自觉的,这种自觉性最开始游离于政

10、治权力之外，当它在战火中觉醒后，主动向人民和光明靠拢。田间、严辰、王亚平均应和着革命潮流奔赴延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延安文学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讲话的发表，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歌颂。尽管田间收录在诗歌集给战斗者中的她底歌（1938年二稿于西安）、严辰的铁马在召唤（1937年于潼关）、王亚平的向黄河（1944年于重庆），三首黄河诗歌都是诗人奔赴延安前创作的，但诗人的情绪自始至终带有对党领导革命的热情，它生发于党多次谈到的新中国畅想，而构想中光明的未来恰好与诗人的理想相吻合。于是，这三位诗人都表现出对延安的强烈向往，它的背后是政治激情鼓动下的无产阶级信仰。总体来看，三首黄河诗歌的相同点

11、主要体现在：诗歌都凝集着诗人对党的观点和政策的贯彻；诗人通通表达了抗争必然走向胜利的信心，抗争的落脚点停驻在歌颂牺牲精神与期盼光明上。正如同田间所说，它们的作用“是一个召唤罢了，我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角，一同行进J爵人的乐观主义精神灌输到诗歌中，令三首诗歌普遍表露出积极向上的情感。由于他们对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确信不疑，被这种情绪把控的诗歌自然而然地会朝向光明。事实证明，诗人在诗歌最后一节的确不约而同地“预言着胜利”。这样看来，诗人生活的环境，以及诗人激越的“冲劲”，共同造就了诗歌整体上乐观的氛围，进而促成了诗人充满生命热力的歌颂。（三）黄河儿女英雄群像书写英雄的黄河诗歌伴随着40年

12、代的战争环境再度蓬勃发展，但政治背景的变化决定了诗歌歌颂对象会相应地发生转变。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一致对外，诗歌面向大众，集中反映出民族反帝的爱国主义性质的抗争，诗人积极投身战争的洪流，书写具有抗日救亡统一目标且身份不同的英雄。解放战争时期，诗歌依托意识形态，与政治事件建立起潜在的联系，倾向于凸显党性鲜明的反蒋英雄。虽然后一时期诗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但总的来说，战争时期诗人塑造了一系列以劳动群众为主的英雄形象，诗歌还没有显露出领袖崇拜的色彩。这主要由于诗人歌颂英雄，既为了鼓舞士气，增强大众的胜利信念，又试图通过英雄人物的导向性，激发出民众的战斗热情，激励他们效仿英雄投入抗争。郭小川我们歌

13、唱黄河中所谓歌唱黄河，实则是歌唱所处阶层不同却聚集在一起抗战的英雄。这个“兼有革命战士和革命诗人两种气质，而且把它们融合得如此紧密的真诚坦荡”的诗人，满怀喜悦地向各阶层人民发出歌唱的邀请。“工人”“农民”“学生”等为抗战尽心竭力的人的集合体，共同带有英雄的特征。诗人运用通俗浅白的语言，以富有音乐感的明快乐调，唱出一首有着“无限的光彩”的英雄赞歌。英雄主体的性质应和了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对于民众来说，正是普通人可以成为民族英雄的鼓励，使得他们从根本的思想信念上获得了生存动力。少年时代被“那种天真无邪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笼罩的创作，无疑可以看到诗人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即为祖国和人民，去握着时代脉搏，

14、与战斗融为一体。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分立，诗歌歌颂对象随之发生改变，为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英雄书写不仅从全民变更为个体，还增添了鲜明的政治色彩。王亚平黄河英雄歌（1949年）、雁翼强渡黄河天险（1947年）黄河岸上的姑娘（1955年），一致描写反蒋英雄。政党的分立使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对抗外敌，转换为国内的阶级矛盾，故而解放战争时期,国家观念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党派理论思想的发展。诗歌被拉入政治纷争，在此基础上不断被重新阐释。不同立场的论争，逐渐使诗人分化为不同的阵营，诗人处于其中，集体性得到加强，诗歌反映的问题也趋向单一化、表面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生发的英雄书写，以及各诗人传达

15、的情感，必然具有一致性。三首诗歌总体上展现的是英勇的反蒋英雄，他们或是从军的战士,或是“翻身农民”，皆把政治斗争作为内在驱动力。因而，同一派别内各阶层人民互相配合，注重集体团结，行为上表现为一致对抗其他派别。在艺术表现方面，三首诗歌塑造英雄形象时，具有两个相同的特征。其一，形式上对叙事性的偏重，因为“现代诗除了中心思想以外有时一个动人的故事也是必要的”。诗人表现出对故事性的兴趣，主要为了借助情节的张力，达到丰富英雄人物形象的目的。具体来说，诗歌在叙事时加入了英雄人物独白或者对话体台词。其二，语言粗犷，大多不加处理，以便贴近从普通民众中产生的英雄。诗人既亲历了具有迅猛特征的战斗，不免以“速记”的

16、方式创作，又秉持着现实主义精神关注生活，这样诗歌语言实现了“为大众服务”到“来自大众”的跨越。二、黄河诗歌“建设主题”新中国成立后，诗人在政治语境和内心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力图将“个人情感与集体的政治理念以及民族国家想象全面地结合起来”。因此，50年代至60年代的诗歌拒绝继续围绕个体抒情，它裹挟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呈现出被政治化的集体主义的面貌。这一时期兴起的钢铁、水利、黄河大桥等建设，成为诗人歌颂新时代的题材，而诗人取材又以水利建设为主。三门峡水利枢纽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在黄河上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被一众诗人选为放声唱颂歌的抒情对象。由于水利工程的建设，此时诗歌中的黄河不再承载着灾害和战争，它拥有了“利河“绿河的新身份，在这样的时代政治氛围影响下,诗人往往着眼于光明，尽情畅想美好的生活前景。“水利建设”诗歌的抒写热潮，从1953年一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