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docx

《论唐宋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唐宋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docx（7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唐宋喜雨翻J主题内容与言喜雨赋是以“喜雨”为题材的赋体文学，产生于晋宋时期，多用于干旱时节祈雨成功后向上天以及参与祈雨的皇帝或地方官员表达感谢与歌颂。这类作品最明显的标志是在赋题中直接标示“喜雨赋字样。唐宋喜雨赋共存9篇，与同时期喜雨诗、喜雨文以及祈雨文相比，有着独特的文体特征、主题内容和书写方式。唐宋两代，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也存在较大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究。相对于同时代喜雨诗而言，学界对唐宋喜雨赋关注不够。目前所见论著，或将喜雨赋简单归为祈雨文进行整体考察，或将喜雨赋作为写“雨”题材的赋体文学进行意象的探析，或以喜雨赋为史料进行祈雨礼制、祈雨风俗以及祈雨文化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虽

2、然对唐宋喜雨赋有了初步的观照，但大都只是整体提及，未加深析，专题、系统的研究成果尚付之阙如。本文拟以唐宋喜雨赋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系统地考察其文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探究其主题内容、言说策略与文化意蕴。一、“有志乎民”与唐宋喜雨赋主题生成现存完整的喜雨赋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傅咸喜雨赋及南朝宋傅亮的喜雨赋。这两篇喜雨赋与后来的盛唐开元时期玄宗皇帝李隆基、张说、韩休、贾登、徐安贞与李宙等6人创作的6篇喜雨赋一样，都是宫廷应制之作。这些作品都以中央（皇帝）为中心，且以大型祈雨仪式为背景，其主题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在具体言说过程中也往往会提及统治者对黎民百姓的关心与体恤，即“有志乎民工降及南宋，王炎、张

3、侃、王柏等3人创作的3篇喜雨蹴标志着喜雨赋的书写发生了变化：创作中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创作主体主要是地方官僚、土人，歌功颂德的主题有所淡化，“有志乎民”的主题内容则更加鲜明突出。喜雨赋虽有唐宋之变，但主题内容依然是歌功颂德与“有志乎民”，只是侧重点与书写方式有所不同。唐宋喜雨赋这两个主题是怎么形成的呢？显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值得探索。“喜雨一词最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僖公三年，是传者对经文“六月，雨”的解释：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春秋经文未见“喜雨”“有志乎民”之意，传者却为何对僖公三年六月的这场雨作如此解读呢？众所周知，春秋谷梁传主要是用来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的，显然这

4、是传者对孔子“微言大义”的阐释与发挥。关于降雨情况，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年至三年记载有以下几处：（二年）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郑。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熨，四月，不雨。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1由此可知，从鲁僖公二年十月至三年五月都没有降雨，春秋谷梁传传文或臼“不雨者，勤雨也，或日“不雨者，闵雨也勤雨，杨士勋疏日：“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1可见国君盼雨之心，恤民之意：闵雨，杨士勋疏云：经一时辄言不雨，忧民之至。闵，忧也可见国君忧民之心。到僖公三年四月依然不雨，春秋谷梁传传

5、文日：“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1连续不雨，国君忧民之心愈发深切。传者此处进一步回答了国君之所以闵雨，是因为心中有百姓。同年六月降雨，春秋谷梁传也作出了“有志乎民”的解读。一“喜雨，一闵雨，皆日”有志乎民者也，可见在春秋谷梁传作者眼里，鲁僖公是与民同忧喜的。这是对鲁僖公的赞扬。结合左传僖公三年的传文：三年春，不雨。熨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早，不为灾也。2我们可知，从十月到次年五月这段时间，虽然没有降雨，但是没有形成干旱灾害，所以经文只说不雨，并未云“旱另据春秋所用历法周历，这段时间正是农作物播种与生长的季节（笔者按，周历以十二月为岁首正月，因此这段时间相当于夏

6、历三年正月至四月），天不降雨就会对作物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干旱灾害，因此言国君“闵雨”是害怕成灾；而僖公三年六月（即夏历四月）正值小麦即将成熟的季节，这场“及时雨”满足了农作物的需要，消除了灾害发生的隐患，因此言国君喜雨工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对此有详细解释：闵雨与民同其忧，喜雨与民同其乐，此君国子民之道也。观此义则知春秋有惧天灾恤民隐之意。遇天灾而不惧，视民隐而不恤，自乐其乐，而不与民同也，国之亡无日矣。”3另左传孔疏日：文二年传曰：历时而言不雨，文不忧雨也。不忧雨者，无志乎民也。言僖有忧民之志，故每时书：文无忧民之志，是以历时总书。2两处“有志乎民”的解释都反映了国君体恤人民、与民同喜同忧的情怀。

7、春秋谷梁传的解读就为“喜雨”附加“有志乎民”的政治评价意义，即对文公“无志乎民与僖公有志乎民的比较，而作出历史的价值评价。也可以说，在传者看来，“有志乎民”是僖公喜雨”的原因。综上，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即体现统治者体恤人民、与民同忧乐的情怀。朴素的“喜甫”情感经过儒家经典（春秋谷梁传等）的解读与阐释而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意义，成了儒家学者对统治者进行价值评判的依据，也成为唐宋喜雨赋歌功颂德与有志乎民之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的深刻文化渊源。与喜雨赋几乎同时，直接以“喜雨”名篇的文学作品是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喜雨诗。目前可见最早的喜雨诗是曹植的喜雨诗，而后有南朝宋谢庄喜雨诗、谢惠连喜雨诗、鲍照喜雨诗

8、、南朝齐谢跳赛敬亭山庙喜雨诗、南朝梁庾肩吾从驾喜雨诗、北朝齐魏收喜雨诗以及北周庾信奉和赵王喜雨诗和和李司录喜雨诗等。全唐诗有三十多首喜雨诗，与魏晋南北朝一样，这些喜雨诗的主题内容大多表达的是诗人对天降甘霖的喜悦之情，也蕴含着对天下丰收的期待心理。喜雨赋与喜雨诗相比有独特的主题内容与书写策略。喜雨诗偏重抒情，主题比较多元，或抒一时之趣，或描一处之景，或用于唱和交游，或用作独抒性灵。而喜雨赋更注重宏大叙事，主题内容主要集中于歌功颂德，润色鸿业，大多具有政治功能与礼制内涵。全唐诗收录的三十多首喜雨诗，其主题主要是表达个人情感，即便在朝堂创作的喜雨诗也多是君臣之间的唱和娱乐而已，并没有喜雨赋所具有的政

9、治意义。二、唐宋喜雨赋主题内容与书写方式的承与变唐宋喜雨赋继承了晋宋时期傅咸、傅亮赋作的基本体制，并且有所发展，也更加趋向成熟。因历史文化语境不同，唐宋喜雨赋主题内容呈现出不同的书写特色。唐代喜雨赋以歌功颂德为主要主题，也在客观上体现着有志乎民；而南宋喜雨赋歌功颂德色彩有所淡化，“有志乎民”主题更加明确与直接。目前流传下来的6篇唐代喜雨赋，是唐玄宗李隆基与五位大臣在次大型祈雨仪式结束后同场集体唱和之作。据玉海唐玄宗喜雨赋条载张说等和者五人.贾登赋十有六年4,可知这次集体创作发生于开元十六年（728）。在内容上，这些声雨赋主要书写祈雨成功后的喜悦之情，并表达对上天降雨的感谢以及对皇帝德行配天、恩

10、泽万民之精神的歌颂，也在客观上展现了国家的盛世气象，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与礼制文化内涵。按照创作主体，还可以将唐代喜雨赋细分为两类，其一是帝王所作，这里指的是玄宗皇帝：其二是统治集团高层核心人员所作，主要是指应制作赋的五位大臣。唐玄宗李隆基的喜雨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第一篇由帝王创作的完整的喜雨赋作品。皇帝作为祈雨仪式的参与者，同大臣一起向上天祈雨。祈雨有应后，又与诸位大臣集体作赋进行庆祝。赋开头仰重华于齐政，步文命之韩伦。何天道之云远？亦明征之在人恐岁凶之及人，宁天谴于我身”5,表现了玄宗皇帝担忧旱灾殃及百姓、宁愿天谴己身的责任担当。接下来该赋简单回顾祈雨过程，又用骈俪化的语言详细刻画了雨的形状、

11、声音、节奏、意境之美，俨然一幅有声有色的喜雨图，字里行间也能够使人感受到被甘霖滋润的盛世大地的美好。前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玄宗皇帝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仿佛感受到了上天对其政绩的肯定，自然十分喜悦。他在赞美这场雨泽披天下的美德的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愿望：希望迎来丰年，希望百姓知礼节，国家消除边患与内乱，安定富强，从而实现垂拱而治的美政。他也可以像鲁僖公一样，被历史学家列为有志乎民”的贤圣君主之列。参与奉和圣制的五位大臣是张说（667-731）、韩休（672-740）、贾登（？-?）、徐安贞（？-743）与李宙（751-815）这五位大臣当时都是朝廷重臣，从事的工作也大都与国家礼制有关。根据资治

12、通鉴唐纪二十九记载：“（开元十六年）二月，壬巾，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说兼集贤殿学士J6张说在当时是集贤殿学士。根据旧唐书韩休传：（韩休）出为虢州刺史岁余，以母艰去职，固陈诚乞终礼，制许之。服阕，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诰，迁尚书右丞7韩休在当时担任知制诰，尚书右丞。据陶敏辑校集贤注记：“登，开元十五年预撰初学记，又预修开元礼十六年和玄宗喜雨赋。8贾登此时为起居舍人，当时正在参与修撰大唐开元礼。按照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徐安贞）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0上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我承恩顾。”9徐安贞是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常常参与皇帝起草诏书。又据陶敏辑校集贤注记：“张说、徐安贞、贾登、李宙、徐

13、浩均集贤院中学士、修撰，故此次唱和活动当为院中活动之8李宙在当时也是集贤院学士、修撰。五位喜雨赋作者当时身处朝廷要职，又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盛世，在天子身边，正是人生风光得意之时。这样的政治身份与处境，再加上他们言说对象是皇帝，这些就决定了他们创作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功能主要是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贾登奉和圣制喜雨赋（以下几篇赋作题目均为“奉和圣制喜雨赋、为叙述方便，仅列作者姓名）：“天昭厥诚，神降之吉：痛然为雨，不俟终日”“非圣德之兼济，何以臻于此焉？”“银皇篇兮熙帝谱，于胥德兮振万古。10张说：虽欲谈天而窥管，孰知尧德之为大。11韩休：乾道兮下济，湛恩兮汪藏，四三皇兮六五帝，于胥乐兮万千岁。”1

14、2李宙：“愿依稀兮其奚多，虽三五而可越。10徐安贞：仰宸仪之法度，闻天韵之宫征，大舜之庆云已发，武帝之秋风莫比，钦丰岁之余裕，限先天之至理。10五位大臣一致认为，之所以能够祈雨成功主要是皇帝的圣德动天。而且，他们也认为玄宗皇帝的德行堪与上古圣王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之所以值得歌颂，主要在于皇帝厚生爱民。因此，五位大臣的歌颂集中在一点，即有志乎民，贾登：恐二气之相迫，于兆人而不臧I=TI0张说：恐降灾兮此下民，罄虔祈兮我仁主。11这是君臣同时同场的一次集体言说与对话。虽然旨在歌颂“仁主，但关注点主要在于玄宗皇帝的仁圣爱民。值得一提的是，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开元）十六年，东都、河南、宋亳

15、等州旱。13而且到此时全国已经是连续三年亢旱。这场雨真可谓“久早逢甘霖”，焉能不令人喜悦，皇帝为民祈雨成功，焉能不歌功颂德。综上所述，唐代的6篇喜雨赋的体制与主题内容继承晋宋时期，并在此基础上走向成熟，书写更加充满恢弘气象，这是盛唐的气象。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这是前人对赋体文学特色与功能的概括，也正体现在唐代喜雨赋主题内容之中。如前言所述，喜雨诗重视抒情，在礼赞盛业方面相比喜雨赋不具有优势。且以张说奉和同刘晃喜雨应制诗为例试作比较。诗日：“青气合春雨，知从岱岳来。行云避师出，洒雨待军回。厌泡尘清道，空濠柳映台。最宜三五夜，晴月九重开。Tl1这首诗与上述张说(奉和)喜雨赋应制一样同是应制之作，但显然诗更加简洁，只描写了降雨的场面，主要是君臣声悦心情的诗意书写，更多是游宴的性质，充满闲情雅致，与其赋作详细铺陈和再现祈雨礼制活动过程的恢弘气象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说，喜雨诗侧重瞬间情感的摹写，注重抒情，注重诗情画意的雅致，因而淡化了仪式性，强化了文学形象性：而喜雨赋与之相反，目的是体国经野、歌功颂德，因此更加重视仪式性与政治性，其书写方式与祈雨礼制活动有一定的同构性。较之唐代，南宋的喜雨赋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一，创作主体由皇帝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