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的社会形态想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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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的社会形态想象【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焕生机的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在主流文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边缘地带逡巡徘徊，以刘慈欣、王晋康等人为代表的科幻作家，在作品中运用多种叙述策略，以丰富的想象力，推演出多种社会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文学在社会形态建构上的失语。【关键词】科幻文学；社会形态；叙事策略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当代中国的科幻文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转型后，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科幻作家，集结在科幻世界，大量发表科幻作品，使科幻文学重焕生机。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幻文学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刘慈欣、郝景芳相继获得雨果奖，又在当代文

2、学读者中掀起一股“科幻热”。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的科幻小说，因其自由想象等特点，得以在作品中构建多种形态的社会景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据特殊地位。一、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社会形态想象的类型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社会形态想象有两个基本的大方向：一是在人类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基础上进行想象推演；二是更大胆地设置某种极端环境，或干脆借来一个时空，以完成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前者大多有着比较尖锐的现实指向，而后者则努力地扩展想象的边界。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的社会形态想象往往在上述两个方向之上形成四种类型。既有对未来科技发展所可能导致的畸变的忧虑，又有对社会机制体制持续恶化的推演；既有乌托邦式的想象，

3、又有对人类“进化”而至的“零道德”社会的书写。在科幻文学中，智能是一个讨论不竭的话题，智能算法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成为科幻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中国科幻中经常出现智能作为社会内在主宰的形态。在江波的洪荒世界中，一款叫作“洪荒世界”的游戏几乎占据了人们的全部生活，社会的运行依靠“超脑”直接执行民意，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物质躯体也失去存在的意义，成为“居住”在“洪荒世界”中新人类。一部分科幻作家认为人类终将成为虚拟世界中的居民，而另一些科幻作家则认为人类将与智能结合，进化为智能人类。在王晋康的亚当回归中，人类通过将一种被命名为“第二智能”的生物电脑元件植入人脑，使得除情感程序外的各项机能提升

4、上千倍，最终成为“新智人”。此外，韩松的老年时代、迟卉的归者无路也都构建了由智能算法主宰世界的社会形态。这些作品在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进行文学性展望的同时，也表现出科幻作家们对人与智能关系的深刻忧虑，这种忧虑不仅来自对科技迅速发展、社会形态变化所导致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发生，更来自科技导致的人类存在的根本形式变化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的必然缺失。这既是对未来的一种忧虑，同时也是对当下经济、科技发展，人类愈加依靠技术，消费与娱乐盛行的现代性的寓言。“科幻小说就是人类科学、文化的实验室，是创新思考的实验室。”1当代中国科幻作品不仅对某项科技及其影响进行思想实验，更有对现有制度的极端推演，以宏观的视野来推演

5、和反思世界上不同形态的文明。刘慈欣在赡养人类中虚构了一个地球文明的“哥哥文明”，并在“哥哥文明”中推演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终极形态。在“哥哥文明”中，“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写入法律并由社会机器系统维持和执行，当教育终于可以依靠在人脑中植入超级计算机来完成时，富人和穷人就俨然成为两个物种，并最终出现掌握整个星球99%的财富的“终产者”。而在另一篇更具现实感的小说北京折叠中，郝景芳则将城市改造为“空间与阶级的魔方”2,将城市划分为三个空间，每个空间居住不同的阶级，分配着不同质量和体量的生活资源。在小说中，作者以惊奇和陌生的笔触描写空间折叠时的场景，尽显这一技术的“科技感”。然而在科技进步并没有带来

6、生产力的解放，反而用在了改造城市的建筑格局上，而这种格局也正在进一步加深等级的分化与固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文学想象之中，社会形态的建构和展现并不是通过一种宏大的叙事话语实现的，而是通过滑膛、老刀这样的普通“下层人”的眼睛观察实现的。自柏拉图以来，人类对乌托邦的设想从未间断，而在科学幻想基础上建构乌托邦社会，被称为“科幻乌托邦”。当代中国的“科幻乌托邦”不再单纯设想美好的未来，而是对乌托邦社会持理性审视态度。这些被建构起来的理想的“大同社会”，不再是乐观主义者畅想的美好未来，而是带有更多的反乌托邦色彩。刘维佳在高塔下的小镇中，建构了一个受高塔保护的封闭小镇。小镇内男耕女织、鸡犬相闻，所有居民

7、过着轻松而幸福的生活，三百年不曾变过。而与之相对的是小镇外的世界，则处于动态的进化之中，同时充满着掠夺、倾轧与杀戮。在这里作家建构了两个社会，一个是进化的但却冷酷的“非人”的社会，一个是封闭的代表着梦想家园的“人”的社会。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甘于永远生活在被保护的小镇之中，这里没有进化，也没有希望，作者让水晶最终选择走出小镇，事实上是对凝固的乌托邦世界的反思一一既是精神上的没有希望的痛苦，也是技术上不思进取的忧虑。如果说高塔下的小镇依靠空间的封闭性构建起“小国寡民”的框架，那么陈揪帆的美丽新世界的孤儿则通过时间上的延伸性，依靠科技进步构建乌托邦社会。在美丽新世界的孤儿中，作者构建起一个由与人类建立

8、契约的数据中枢管理的社会，这个数据中枢甚至可以预知未来。“降水概率、就业率、一款新面孔的受欢迎程度、下季服饰流行趋势、人口比例、个体或群体在特定境遇下的行为模式”3数据中枢就用这些来“引导”人类，使人沉溺其中不得反抗。科幻小说家们创建的科技世界常常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徘徊，试图构建乌托邦试验场，让人们来思考诸多问题，尤其是在物质与精神相背而行的困境中，如何让人文精神与科技理性结合。在当代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科技进步带来的是文明的扩张，是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的侵略和吞并。人类现有道德在未来叙事中逐渐失效，社会进入“零道德”的后人类时代。在当代中国科幻作品中，对“零道德”社会表达的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刘

9、慈欣在三体中表述的“黑暗森林”理论。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三体文明”“歌者文明”都果断开展对其他文明的倾轧和打击。这一理论从文明之间迁移到文明内部，也同样适用。在受到“水滴”攻击之时，离开舰队的“终极规律”号、“蓝色空间”号、“万有引力”号面临了以往未曾遭遇的新的道德难题，为了获取足够的生存资源，他们违背传统道德，对同行的战舰发起攻击，形成了全新的道德原则。在众多科幻作家看来，“零道德”的社会似乎是人类继续发展的必然，然而科幻作家们并不单纯提倡技术理性，尽管刘慈欣在书中多次重申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求，甚至将之视为文明中每个个体的最高责任，但依然让收到人类信息的三体检测员发出“不要回答”的善意警告，

10、更是在“威慑时代”中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了事实上无法启动引力波的程心，程心正是人类的真实代表，为“道德”而死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作者也以此表达对“零道德”社会的反对。二、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社会形态想象的叙述策略尽管当代中国科幻作家所呈现的社会形态各不相同，但在其形成方式和叙述策略上却有着极大的共通性。作家们总是借助外来的“闯入者”，在科幻现实主义的原则指导下来建构未来的社会形态。在科幻作品中，“闯入者”模式是最为作家青睐的叙事策略。一些科幻作家会以选择性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这时，“闯入者”通常是时间旅行或星际远航归来的人类，他们异于作家所构建的社会，但却与读者有着相似的理解方式。在王晋康的亚当

11、回归中，作者让王亚当这个远航归来之人充当了“闯入者”这一角色，钱人杰教授向王亚当讲述人类几百年的变化，就是作者向读者展示自己对社会的想象。同样的，在韩松的老年时代中，“我”以子女的身份到老龄城市一一“天堂”去看望父母，从我的视角寻找“天堂”的真相，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社会形态。而在更多的作品中，“闯入者”大多是打算进行殖民、掠夺资源的“他者”文明，他们往往给人类带来危机，让人类面临极端情境，使人类社会被迫做出改变，这种情况下的人类社会形态往往转变为国家的消失与人类整体的联合。在刘慈欣的三体中，三体人即将到来的进攻使人类抹去了国家与种族界限，成立联合政府以对抗三体的进攻。在流浪地球和微纪元中，“闯

12、入者”模式也同样存在，但他们不以人的形态而是以事件的形态出现。在这两篇短篇小说中，使人类陷入极端情境的都是太阳的变化将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彻底恶化，在流浪地球中，人类联合起来，举地球之力进行星际移民；而在微纪元中，人类则利用科技进化出可以躲过劫难的“微人”。结构主义理论家托多洛夫认为，叙述性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与陈述句句法大致相似，叙事是由一种平衡开始，突然出现不平衡，经过诸多周折再到平衡的过程。科幻叙事中的“闯入者”模式便是托多洛夫叙事句法中打破平衡的关键因素。科幻垣实主义这一命题在中国是1981年郑文光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时首次提出的，但并未引起重视。2012年，陈揪帆在星云奖科幻高峰论坛上的

13、发言中提到：“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4后被韩松重新概括为科幻现实主义并产生广泛影响。科幻作家们可以以科技发展、借用时空等方法来表现现实问题，产生与现实的间离效果。赡养人类就在“哥哥文明”内部对贫富差距问题进行提炼和夸张，推演出新的社会形态，并揭示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同质性，从科幻视角重新进行思考。当西方科幻全面放眼未来与宇宙之时，中国科幻则在未来叙事中加入历史视角，建立起历史一现实一未来之间的紧密联系，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连续性。王晋康在蚁生中将故事地点设定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某个农场，用“蚁素”构建了一个利他主

14、义的“乌托邦”社会；三体也从“文革”中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的遭遇讲起。这种对历史故事的再书写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是同质的。在科幻作品中，现实大多是通过将被提炼、放大的某一现实元素放置到另一时空形成寓言的形式以陌生化的语言和形象隐晦地表达出来，给予读者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科幻现实主义原则指导下建构社会形态，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虚构的现实，使之具有真实感。如在想象贫富分化社会时对贫穷的精细描写、韩松地铁系列对人物感官功能的放大等，都符合现实主义的美学要求。三、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社会形态想象的问题尽管当代中国的科幻文学在社会形态想象上有着丰富的类型来填补20

15、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形态建构上的空白，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首先，在小说中，人物往往是最重要的要素，但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在典型性和丰满性上远远不及主流文学，许多科幻作家甚至将某些人物直接作为自己的传声筒，而并不赋予其“人”的性格特征。对于这一问题，刘慈欣从作家角度给出了解决方案:以整个种族形象取代个人形象、一个世界作为一个形象出现。5其次，当代中国科幻作品中常常出现科技与社会形态错位的问题。三体中的“歌者文明”与“三体文明”都掌握着极为先进的科技，但社会结构却是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虽然在“黑暗森林”法则下，这种社会结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简单地用为人类所淘汰的专制制度嫁接到高技术水平高的文

16、明上，破坏了社会形态的整体性，没有涉及科技水平的发展对人类思维方式产生的影响。诚然人类对社会形态的想象无法摆脱现有经验的制约，但这并不是想象终结的理由，成熟的科幻不应该是未来的“拼图”，而应是一个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的合理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科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在科幻现实主义的指导下，部分科幻作品弱化了“科学”的因素，成为现实主义元素的聚集性隐喻。但科幻的本质是建立在科学上的幻想，脱离了科学，科幻就不成其为科幻，科幻作品作为类型文学，在提升自身文学性的同时，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同时在文学批评领域，也应该建构一套主流文学之外的适用于科幻文学的话语。而如果我们要建构起科幻文学的批评话语体系，就必须厘清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社会形态想象的合法性问题。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使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艺界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创作了一大批建构社会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