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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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内容摘要】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

2、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二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悬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二【关键词】结构现实主义结构起点中美关系新冷战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其走向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但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悲观者不少,特别是从美苏冷战的历史案例出发，一些学者提出了中美正处于或正走向“新冷战”“中美必有一战”“中美难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等观点。这些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渊源大都可以从结构现实主义中找到。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中美在安全、权力和经济利益上的竞

3、争决定了两国难以避免冲突甚至战争。观察中美关系发展，结构视角毫无疑问是重要的，结构现实主义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即使从结构视角出发，也需要认真思考结构的原初状态和具体特征。如果在结构起点处就存在较大不同，那么很难完全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来理解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旨在探讨中美所处结构的起点状态，阐释其特征，并分析中、美当前的政策取向，以便更为全面地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从结构出发，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在冲突和战争之外，还存在着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可能。正如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2023年在旧金山会晤时所言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J一、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由于国家是在特定的结构

4、内互动，结构确实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结构有不同的形式和特征，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结构状态也并非一成不变，也非千篇一律。这就需要考察一定时空背景下国家互动的结构起点问题。所谓结构起点，是指构成特定国际关系结构的初始状态。体系的初始状态不同，体系特征不同，国家间互动的演化逻辑也不相同。结构起点塑造结构演化的进程，并作为给定的条件，影响结构内不同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当前中美关系所处的总体结构仍是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结构。关于这种结构，美国更多地是以所谓“新自由主义秩序”来概括；但中国认为，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管对于结构的秩序有何不同称谓，二战后所确定的基本结构并未发

5、生根本改变，然而在总体结构保持大致稳定的背景下，阶段性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事实上，二战之后的全球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结构，即从1947年冷战爆发到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个结构中，美苏两极对抗，军事上对立，经济上基本隔绝。在20世纪50年，中国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美国。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也尚未正常化，中国保持相对独立并置身美苏对抗之外。为了赢得对苏联的冷战优势，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迅速改善。1979年中美建交，这标志着中美对抗苏联的态势正式形成。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进入“准蜜月期”，两国在战略上协同，经济联系快速增加。由此

6、，苏联在冷战中逐渐处于被动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战之后的总体结构进入了第二阶段。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从大国力量的角度看，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一超多强”的时代，也有学者将其称为“一超独霸”的时代。在这一阶段，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因此大力发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二与此同时，中国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标志性事件。同年，“911”事件爆发，美国随即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中国总体上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由此，美国把战略重心

7、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上。随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国力受到极大冲击，为了应对危机，中美携手合作，取得显著成效。2010年以来，国际体系结构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逐渐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对中国实施遏制、打压政策。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领域对华征收高关税，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华为公司及中国其他高科技企业，并在涉港、涉疆、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拜登政府执政后，开始将“合作、竞争、对抗”作为对华政策指导原则，延续对华高关税措施，同时通过提升盟友关系持续对华施压。此外，拜登政府还强化出口管制、投资限制，试图赢得对华竞争优势。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确定结构起点，其中

8、最重要的标准是在时间坐标上，起点前后的国际结构存在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不同。具体而言，判断阶段性结构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结构内原有的关键行为体发生重大燮化。在冷战阶段,美苏两国成为结构内最强大的国家，而之前结构内关键的塑造者（如英国和德国）不再具有原有的地位。在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结构中，俄罗斯的实力急剧下降，美国“一超独霸”，其他国家的实力都无法与美国匹敌。在当前国际结构调整的第三阶段，美国继续作为结构主导国家存在，同时中国国力快速上升，影响不断增强，成为结构的关键塑造方之一。二是推动结构演化的国家间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冷战期间，国际结构内最主要的国家间关系是美苏关系。美苏

9、两国在全球争霸，互有攻防。在第一阶段，美国和苏联分别建立了以本国为中心的军事联盟，争夺势力范围，打造以本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同时，美苏关系也塑造和影响着其他的国家间关系，并决定着国际结构的走向。在第二阶段，美国以维护、巩固和拓展其领导地位为目标，美国与多极化进程中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结构中的主要关系。美国试图打造霸权体系，这与结构中其他行为体希望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诉求产生了冲突。在第三阶段，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认为中国可能挑战其国际地位，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地缘竞争对手”。因此，美国进行战略调整，聚焦“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而中国坚决捍卫自身发展权利，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为。

10、国际结构也由此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成为国际结构中的主要国家关系。中美两国均认为当前的国际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美国认为“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中国则认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二虽然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总体上仍然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塑造，但具体而言，结构中的主要行为体和主要国家关系已经出现了三次重大调整。因此，将当前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定位到二战结束、冷战时期或者是冷战结束之初，都不够精确。准确地讲，在二战结束后的近80年间，中国和美国作为体系结构中的两个关键大国应该始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也一直保持上升态势。一方面，中国

11、持续扩大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断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例如，2019年中国GDP总量占美国GDP总量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二，但是在2021年，这一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三。就力量而言，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一超独霸”的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要将某一具体事件作为中美关系成为结构中主要关系的标志，那么特朗普政府2018年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具有这种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破坏力强，深刻改变了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也极大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后续变化。二、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特征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结构的关键行为体，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也决定着国际结构的未来发展。关于这

12、一点，争议不大。核心的问题在于中美所处的国际结构和美苏所处的国际结构是否一致，美苏冷战的结构是否能够自动移植到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或者更为直接的是中美是否难逃结构带来的悲剧。这需要从结构的起点特征加以理解和阐释。泛泛地认为中美所处的结构与美苏所处的结构都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两国对抗，而忽视结构起点的差异和后续进程的不同，不利于更为精准地分析中美关系。当前中美作为体系内的关键行为体所处的结构起点的特征和冷战爆发时期美苏所处的结构特征有显著差异。第一，在全球经济结构上，全球经济具有连接性和互嵌性，中美两国之间也保持着高度的相互依存。作为当前结构下的经济体系，全球经济高度连接和互嵌。在2010年前后超级全

13、球化”大行其道，各国经济开放度、国家间经济联系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数量达到空前的水平。从数据来看，从1870年到一战前，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从1870年的9%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4%o从1914年一战爆发到二战结束，全球经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大为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大逆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球贸易占世界GDP的比例跌至5.5%o二战结束后，美国在1947年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将西欧等盟友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苏联也推出了“莫洛托夫计划”，将东欧经济与苏联经济紧密捆绑。此后，世界经济被划分为两大平行且对立的经济

14、体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际贸易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到1980年，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在苏联对外贸易中只占四分之一。冷战结束后,“超级全球化”进程开启，国际贸易快速增长，其平均增速大大超过全球GDP增速，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5%上升至2012年的26%,2012年商品和服务出口约占全球GDP的33%o中美关系所处的结构起点，不仅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而且中美之间也深度相互依存。而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经济基本是相互隔绝的，以美、苏为代表的两个经济体系之间的经贸联系也较少。从1950年到1959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年均不到100万美元，同期

15、苏联对美国的出口年均为2100万美元。1960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升至3960万美元，并在随后的十年中迅速提高，在1968年达到5770万美元。1969年美国出口管理法通过，其当年对苏联的出口额达到1.055亿美元，1971年达到1.62亿美元。与此同时，苏联对美国的出口额一直保持在2000万美元左右，直到1965年才跃升至4260万美元，1970年达到7230万美元。但是双方的贸易额与它们各自的贸易总额相比，显得微不足道。1965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不到美国出口总额的0.2%,1970年这一比例也不到0.5%。苏联对美国的出口在1965年和1970年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0.5%和0.6吼19

16、71年，美国与苏联的贸易总额为2.19亿美元，但是远低于美国与加拿大、日本以及主要欧洲盟国的双边贸易总额。1980年，苏联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0.2%,苏联自美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2.l%o但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贸易联系却极为密切，供应链高度整合，互补性强，具有体系性对接、彼此间依赖的特征。以2016年为例，这一年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9%,美国自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0.9%。同年，中国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8.4%,中国自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为8.5%o由此可见，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远远高于美苏在冷战初期和后续的经济相互依存度。2016年，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6%,中国自欧洲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8.1%。如果再把日、韩等美国盟友包括在内，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第二，在安全结构上，国际安全形势大幅度缓和。中美两国所处安全结构的起点，全球安全形势整体好转，和美苏冷战形成鲜明对比。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