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官中之真学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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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达官中之真学者”清代学术发展至乾嘉时期，形成以文献考据为特色的朴学,其中最具代表性地域派别先后有吴派、皖派与扬州学派。作为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阮元，位优学优，不仅影响扬州一地，而且成为乾嘉学术后期风气的引领者。阮元（17641849）字伯元，一字芸台，号雷塘庵主。历任山东、浙江、江西、河南、湖广、两广、云贵多地，为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可谓三朝元老，九省疆臣”。梁启超曾称赞他为“达官中之真学者二阮元曾在诗作中总结自己辑刊文献的功绩：“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他热爱学术，以僖播文化为己任，一生致力于文献的整理编纂和汇辑刊刻，成绩斐然。一、辑刊经书，嘉惠学林阮元在经学上具有卓越的成就。道光

2、三年（1823年），他将个人文集命名为挈经室集，表明他十分推崇经学；同时创立“诂经精舍”“学海堂”培养经学人才，倡导汉宋兼采，成为继吴派、皖派之后的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梁启超称之为“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他编纂的皇清经解可谓是清代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整理刊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篡诂成为治经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自汉代以来，我国学术就形成了尊经的传统，历经唐宋，儒家经典定型为十三经。元代十三经注疏标志着较大规模经书刊刻开始。清中叶经学昌明，著述日盛。阮元编纂皇清经解则是汇聚清朝经解之书，震续十三经注疏，不仅完成了经学传承的链接，而且彰显了清代经学的实力。该书历时四载，于道光九年（1829年）完成，

3、共1400卷，收书183种，基本囊括了清初至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皇清经解以人为次，因人隶书，依次收录了顾炎武、阎若臻、胡渭、万斯大、陈启源、毛奇龄、江永、戴震等73位学者的解经著作。因编刊于广州越秀山麓学海堂，故又称学海堂经解。该书成为清代经学著述的总集，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具有传播与保存价值。阮元深感十三经诸本辗转翻刻，讹谬百出，而通行的汲古阁毛氏本字迹漫滤，不可识读，且近人修补，更多讹舛，所以有重刻、校勘宋版十三经注疏之举。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始于嘉庆四年（1799年）阮元抚浙。主其事者段玉裁（1735-1815）,分任诸经者，有李锐（分校周易毂梁传孟子）、徐养原（分校尚

4、书仪礼）、顾广圻（分校毛诗）、臧庸（分校周礼公羊传尔雅）、洪震煌（分校礼记）、严杰（分校左传孝经）、孙同元（分校论语）。阮元校书，十分注意搜罗众本，寻访善本。他校勘十三经所据版本，少则八九种，多至十数种，总计版本达126种之多。所用底本，乃家藏宋十行本，有十一经，孝经以翻宋本为据，仪礼尔雅以苏州北宋所刻之单疏版本。经过七年多时间，嘉庆十一年（1806年）刊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243卷。中国古代训诂学虽然起始较早，但古儒传注散见于群书，检阅不便；同时因不明音训，注释错误的也不在少数。鉴于以上原因，阮元决心编一部大型的训诂工具书。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阮元在浙江任上开始组织诸生通经者如臧铺堂、

5、臧礼堂、何元锡、朱元弼、周中孚、洪颐燧、洪震燧严杰等43人开始编辑，至第二年八月编成经籍篡诂106卷。总纂为臧氏兄弟，资料分纂33人，阮元根据个人特长，各有分工，比如让何兰汀担任纂辑周易的王弼注、李鼎祚集解、老子河上公章句以及列子张湛注、殷敬顺释文的工作。阮元亲拟“凡例”24条，这部书依照佩文韵府分类体例，分106个韵部，依次排列，每韵一卷。佩文韵府未载之字，据广韵集韵补录。每字一条，先列本义，次列引申义，辗转相训，再列名物象数。该书汇集了十三经及唐以前史、子、集部中的主要著作的旧注,引述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为次序;并且加上汉晋以来一百余种字书的注释，引书出处明确，俭省扼要，是一部集大成的经

6、典训诂工具书。时人称之为“经典之统宗，训诂之渊薮“（臧庸：经籍筹诂后序）。此后治训诂学者，多取资于此，比如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在长期的仕宦经历中，阮元每到一处都留心当地金石碑版,并尽力保护当地文化遗存。从山左到两浙，再由两广至云贵，他主持编撰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汉延熙西岳华山碑考以及指导阮福编纂滇南古金石录，在当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以史经世，探源溯流阮元大力倡导“以史经世”的实学思想，在浙江编纂的畴人传，在京城编辑的国史儒林传，另外编有方志多部。明清之际，西学东来，如何看待西学，便成为有识之士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阮元早年就对历算颇有心得，对三统四分术

7、以及小轮椭圆之法都曾有研究，考虑到“二千年来，术经七十改，作者非一人各有特识，法数具存，皆足以为将来典要”，由此萌发了编纂畴人传的想法。该书创始于乾嘉乙卯（1795年），完成于嘉庆己未（1799年）。畴人传初编共46卷，前42卷233篇，从上古的羲和至清嘉庆年间的厉之铐，记载了我国天文、数学、历法等方面的专门学者275人。比如汉代的王充、张衡，魏晋的刘徽、祖冲之，唐代的李淳风、僧一行，宋代的沈括、苏颂，元代的李冶、郭守敬，明代的李之藻，徐光启，清代的王锡阐、梅文鼎等，都有详传以及科技成就。书中后四卷从古希腊默冬起,至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止，收录了41位西洋学者，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作为

8、中国首部自然科学家传记，畴人传在编纂体例上的主要特点是，既反映出传记体的发展，又吸收了学案体的长处，因而具有学术史的性质。畴人传中的各传有传有论。传多先记传主的姓名、字号、籍贯、科举出身和主要官职之后，主要介绍传主在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议论行事”，有著作的，则不论存佚，都列出名目、序言、凡例等，并作摘要或提要。事迹丰富的，则不厌其详。如唐代僧人一行，叙述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竟达三卷之多。“论”或对人物的思想和工作进行评述，或对学术的源流进行分析，皆言简意赅，不尚空谈。如梅文鼎传之后的论说：“自征君以来，通数学者后先辈出，而师师相传，要皆本于梅氏。钱少詹目为国朝算学第一，夫何愧焉。”论及戴震

9、时说：“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这些说法都是客观公正的。乾隆三十年（1765年）曾诏修前朝史，满汉大臣传陆续完成，惟儒林文苑二传未成。因为儒林传主往往没有仕宦经历，也就没有现成的履历，故而不易成稿。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阮元被贬职在京期间，兼任国史馆总纂，开始着手编纂儒林传稿。他以各家传记、墓志铭、地方志、本人著述及叙例等为材料依据，集句成篇。他改变宋儒单列“道学”的做法，将“道学”与“儒林”二传合一，首录乾隆谕旨，以顾栋高为传首。嘉庆十七年（1812年）八月阮元署漕运总督，将稿本交馆。儒林传稿采用传记体，共四卷，每卷分正传和附传二部分,正传部分详述传主生平、学

10、行，附传载录与正传有师承关系或血缘关系的后学弟子，记录了清代中叶以前的学者约110位。儒林传稿延续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编纂的传统，在清代事属首创，不免有疏漏失当之处，例如在人物排列的次序及某些人物的归类等方面曾受到学者的批评。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八月，阮元由河南巡抚补调两广总督。次年，他响应朝廷诏修大清一统志而鼓励地方督抚编修地方省志的政策，写就奏为纂修广东省通志折，认为雍正九年所修广东通志“体例本未尽善”，“冗蔓舛驳”，加上时间过去了90年，“其间沿革损益甚多”，应乘此查取事宜之时，以粤省史志久已失修为由，奏请皇帝续修广东通志。得到嘉庆帝的“朱批”后，阮元便开始着手筹备通志的编修工作，于道

11、光二年（1822年）成书。因其体例谨严、史料翔实、规模宏富而成为有清一代省志纂修之范式。阮元亲自确定通志的体例结构和底本，在广西通志体例框架上进行增损，以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黄佐所编的黄志70卷为底本。同时，阮元选用了当时具有声望的修志专家和对粤文化精英来组成了一支32人的编纂队伍。“从1760年开始，广州是唯一允许外国商人居住并做买卖的中国港口。”1因此，当时有很多外国人旅居广州。阮元也全面考虑到了这一特殊情况，他悉心查问了当时在广州地区活动的外国商人，以此来了解当时的世界局势，最终收辑了美国、墨西哥、比利时等十七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殖民地范围等方面的情况，特别置立外藩传。与此

12、前郝玉麟志外藩传多记东南亚国家与地区不同，阮志以介绍西方为主，用较大篇幅介绍了英、美等国，可见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势有所察觉。阮志对西方国家政治教化、婚姻习俗以及政治制度有所介绍，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和实用性。三、编纂邑诗，刊刻丛书阮元考虑到诸多乡贤耆旧遗作飘零而集刻者少，便开始广求扬州十二邑诗篇，征刻淮海英灵集。在体例编排方面，“效中州十集之体，录为甲、乙、丙、丁、戊五集，又以壬集收闺秀，癸集收方外，虚己、庚、辛三集以待补录J（见阮元淮海英灵集序）在编纂队伍上，帮忙征诗的有焦循、李钟泗、江藩、王引之、宝应刘台拱、台斗等共37人，帮忙编辑的有焦循等6人。在内容安排上，淮海英灵集以扬州十二

13、邑为中心，收录了诗人的生平、著述、诗风以及诗作。“各家之诗，皆就其所擅长者录之，庶各体皆备，不敢存选家唐宋流派门户之见。”（见阮元淮海英灵集凡例）历时三年，淮海英灵集于嘉庆三年（1798年）在仪征阮氏小琅娘仙馆刊印，全书共二十二卷，分五集十册。该书编纂汇集多方才智，内容广博精深，补扬州地方诗史之缺。纂修淮海英灵集的过程中，阮元还有了“意外收获”，发掘出诸多乡贤耆旧之轶闻诗事，因而执笔疏记，随附产生广陵诗事。其主要内容包括忠孝节义之事迹、文人宴会之韵事、地方掌故、园庭废兴、彝言名句之流传、书画古器之赏鉴。（见阮元：淮海英灵集凡例）所e多文人逸事，为正史所无。广陵诗事与淮海英灵集相辅相成，淮海英灵

14、集所选之诗侧重表现诗人的思想情操及风格特长，而广陵诗事则以诗见事，有补充淮海英灵集的作用。巡学浙江之时，阮元便对两浙地区的诗歌发展高度关注两浙人文渊薮，百数十年来名人辈出。兹自嘉庆丙辰至戊午三年中，按试所到，或访诸耆宿，或询之多士，各出所藏，随收随录”2。两浙枯轩录的篡辑与淮海英灵集同时并行。两浙情轩录亦开编于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三年（1798年）初稿篡成。但随着阮元离浙回京，后续纂修进度被迫中止，直至阮元再任浙江巡抚后，重启编纂工作，嘉庆六年（1801年）两浙翰轩录才有了通行刻本。此本共40卷，记录诗人3133家，汇辑诗歌9241首。嘉庆八年（1803年），杨初、俞宝华等将各自所辑两

15、浙桃轩录未收诗人之遗作呈于阮元，阮元遂及主持续修两浙赣轩录补遗并付梓，刊成十卷，记录诗人1120人、诗作1981首。至此两浙赣轩录及其补遗全部付之梨枣，历时长达八年，汇集在浙多方专家才智参校编纂。两浙桃轩录涵盖的地域范围极广，囊括了的诗人诗事遍及全浙。其保存了大量知名度不高的诗人与稀见书稿中的诗作，高度重视诗人小传的编辑，因而所承载的价值已超过诗歌集本身，是我们认知清代浙江文学与文化的一大资料渊薮。阮元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未收之籍，得160余种，仿四库体例写成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随书奏进，得嘉庆皇帝亲自题名“宛委别藏二所收录之书多为罕见流传的珍贵古籍，如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未见于宋史艺文志及陈振孙、马端临之著录书目。见于唐志而未见诸私家目录的唐陆希声道德真经补，是唐人遗书，传世不多，由阮氏从道藏录出，卷帙完善。另有不少来自日本而中土流失的书籍，如两京新记五行大义群书治要乐书要录泰轩易传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阮元任命阮亨纂修文选楼丛书。文选楼丛书34种480卷，多收阮元本人并及焦循、孔广森、钱大昕等著述，且有稀见之书，如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及日本物观补遗，还有影宋刻列女传，皆富价值。作为一部大型的汇印性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