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韩国犯罪片对好莱坞犯罪电影的借鉴与改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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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世纪韩国犯罪片对好莱坞犯罪电影的借鉴与改造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电影产业发展可谓是逐日追风，令人感到诧异的同时，也感叹其在泛亚文化圈内翻转腾挪的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韩国电影的发展盛况进行总结、归纳，以飨中国电影。其中佼佼者当属犯罪片，如我要复仇杀人回忆追击者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黄海恐怖直播等。它们以类型策略包装自身，在现实主义式微的时代，表现出浓郁的现实情怀，不仅达到现实主义的理想高度，也为“犯罪片”这一类型的繁荣起到巨大作用。韩国“犯罪片”的成功，离不开好莱坞“犯罪电影”的滋养。1984年韩国第五次修改电影法，从“符合国策的电影到“具备艺术性并能给予观众感触的电影”，新的电影法为韩国电

2、影创作松绑的同时，也为外国电影在本土发行开辟途径，好莱坞电影由此长驱宜入，“导致了韩国电影很大的生存危机”。2对朴赞郁、奉俊昊等“386世代”（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并成长于80年代的30岁人士）导演而言，好莱坞的“闯入”，犹如春雨，滋润求知若渴的心。由此，两国电影就像两根绳子相互扭结、羁绊、牵扯，既是危机，亦是机遇。一、好莱坞犯罪电影与韩国犯罪片的类型经验差异：“造梦机”与“问题意识”“新好莱坞”后出现一批注重犯罪心理活动的电影，如雌雄大盗教父唐人街出租车司机沉默的羔羊低俗小说盗火线洛城机密。张晓凌与詹姆斯季南将这类电影称为“现代经典犯罪片”，3笔者将其称为“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一）两种

3、气质：营造梦幻与书写现实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的特征有三。首先，它是一种成熟的商业类型，与黑色电影不同，它对“黑色”世界的描绘，多是修辞性与高度风格化的，其目的是筑造“黑色”奇观景象，以牟取商业利益。其次，它以极致的动作场景、奇观化的试听风格满足商业诉求。再次，存在泛类型化倾向，“这种类型突变已经从固定规制演变为动态流变但类型元素实际上存在于影片中，并构成观众欣赏影片的一种默契4,就像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实际涵盖警匪片、动作片、悬疑片等类型元素，而泛类型化倾向正逐渐消解犯罪片本就不泾渭分明的界限。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犯罪片，与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的差异甚小，极具戏剧张力的冲突设置、拳拳到肉的动作设计与“去

4、明星的明星策略，5都遵循好莱坞“连续性”美学规则，尽可能不让观众出戏。但好莱坞终究是“梦工厂”的代名词，无论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以何种叙事手法展现人性的多个侧面，终究无法跳脱“梦幻”本质，其内核依旧是呈现当代“美国神话”，或修复观众对“美国梦”的美好期待。而韩国犯罪片则致力于书写韩国社会的现实图景，并非“神话”，社会的阴暗角落；龌龊的政治勾当；人性的普遍堕落是它希望表达的银幕情景，它更为严肃，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就像韩国学者JinheeChoi所言，韩国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韩国历史感，这可能是区别于好莱坞和其他国家影院的一种产品。”6因此，二者的关系可以大致概括为，韩国犯罪片为在

5、商业环境下求得生存，不得已披上与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近似的炫目“外衣”，但本质却大相径庭，一个为营造“梦幻”，另一个为书写现实。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对社会黑暗面以及“下流社会”的偏好，看似拥有粗糙的现实主义底色，实则不然。有学者指出：“与黄海那种典型的韩国犯罪片深入骨髓、能闻得到血腥味的人性相比，好莱坞犯罪电影无一例外都是高度风格化的。简而言之，它们的“黑色”只具备修辞学上的意义，终究与人性的幽微底色关系不大。”7正因为“高度风格化”的原因，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更倾向于在银幕上凭空制造一个“噩梦”，并通过圆满的结局修复问题，回到幻想，使观众在影院中宣泄情绪。对好莱坞犯罪电影而言，是什么导致“噩梦”，

6、并不是叙事的重点，如何运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过程、结尾解决“噩梦”才是关键。“犯罪片叙事的核心是犯罪是如何产生的8这也是“好莱坞犯罪电影”不能称为“犯罪片”的原因。简言之，类型电影的特质与“梦境”存在无限接近的关系，这必然有意模糊“犯罪是如何产生的现实命题，多数犯罪题材电影讲述的只是如何修复犯罪对社会的创伤，缺少对犯罪根源刨根究底的问题意识。相较之下，韩国犯罪片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在满足观众“入戏”的前提下，普遍揭露人性堕落、权力本质与社会阴暗面，成为韩国犯罪片不断引发观众思考“犯罪是如何产生的”思想源流。值得讨论的是，新世纪前的韩国犯罪题材电影，似乎并不具备“问题意识”；当我们仔细翻阅新世纪

7、前为数不多的韩国警匪片、黑帮片，如两个刑警心跳日出城市，无一例外都是对香港电影商业套路的沿袭与套用一对“情义”的讴歌与赞扬。“20世纪90年代，香港动作片的流行重新唤醒了韩国黑帮电影，香港动作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上映。二三十岁的观众更熟悉香港黑帮传奇，而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黑帮电影。”661可以说，上世纪末韩国电影产业逐渐成熟后，所希望效仿的对象，也是有着“梦幻”特质的东方荷里活一香港电影。90年代零星的韩国犯罪电影，还在“生搬硬套”香港电影的商业套路，却在新世纪初涌现大批如我要复仇杀人回忆老男孩等将历史与现实融入类型经验的优秀犯罪片，将反思政治、权力作为麾旗，书写民族经验与当代韩国困

8、境。不禁思考，是什么原因促成“零零星星”到“喷涌而出”的发生,以及从“仿造”俗套商业手段到雕琢自身现实问题的转变。“当代韩国电影的有趣之处在于，20世纪80年代共同的政治历史如何成为吸引观众的商业诱饵。”6这一论断“不准确”地揭示韩国犯罪片“问题意识”的来源；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共同的政治历史吸引观众，而是那一时期的“政治历史作为韩民族警惕权力、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吸引人。具体来说，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使韩国经济处于奔溃的边缘，韩国政府申请国家经济破产，并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550亿美元。韩国人从“汉江奇迹”的神话中幡然醒悟，其所经历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压缩的现代性”（COm

9、PreSSedModernity）“韩国人在可以想象的最短时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了大范围的生产、建设、交流和消费活动，同时也以同样大规模和快速的方式面临着与这些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风险；9而政府的不作为以及裙带资本的累积，正在扩大这种“压缩的现代性”的悲剧。简言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神话”破灭，多数民众发现辛苦经营的现代化，不过是“被压缩的现代性”，是官僚集团与权贵阶层夺取利益的一种“说辞”。于是警惕、怀疑，便与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政治运动相交织，成为调动观众情绪的重要手段。（二）“造梦机”的校正性功能与响题意识”的现实意义韩国犯罪片强烈的问题意识，必然导致对好莱坞“透明性”“连续性

10、”叙事的改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时代、政治背景的强调穿插游行、投票等与剧情无关的特定时代背景，意欲使观众脱离连贯叙事，思考时代伤痛下的权力、人性本质。开放式结局，游飞曾总结好莱坞的叙事美学为：“好莱坞的结局离不开圆满、封闭、确定和唯一性”，10圆满的结局抒怀观众的情绪，没有比罪犯得到惩治更加舒心的场景，当罪犯倒下，观众便获得一种虚拟的“力量”，口常积郁也得以发泄。韩国犯罪片恰恰相反，它不希望观众通过刻意“伪造”的圆满结局逃避现实，反而希望直面黑暗和惨淡的现实图景。“欲言又止”的叙事策略，好莱坞“连续性”叙事实为一种商业美学，它要求叙事简单明了，即使白丁亦能通过电影的调动和情节的铺垫、转折、释放

11、、延宕，转移注意力，保持观影热情。而韩国犯罪片的“问题意识”往往需要观众主动参与，需要“欲言又止”的叙事策略留足思考空间，激发观众的主动性思考。“校正性主题”是美国学者JA布朗对美国警匪片的总结，他认为：“警匪片的持续成功说明，它们不是随心所欲的胡乱之作，它们是神话如何在当今社会解决文化矛盾的反复例证。T1事实上，校正性主题不只存在于警匪片中，它更像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共性，“造梦机”的一颗螺丝，利用简单的缝合系统一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为“美国梦”服务，修复社会创伤。长期受儒学浸润的韩国社会看重传统价值观念，尤其重视人伦道德与家庭，但韩国犯罪片却常“撕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呈现韩国家庭、社会的

12、真实景观破碎的家庭与堕落的人性。相比起用“泡沫”堆积充满积极意义的调和性叙事内容，韩国犯罪片更愿意通过“人有悲欢离合”的叙事内容，传递“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现实情感。与其让观众在“梦”中被“校正”，充满幻想地回归现实，不如在银幕中体会“现实”，发现问题，进而在生活中校正现实，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的意识形态调和功能，“强调单枪匹马的个人只有学会搭伴工作，才能战胜邪恶；因此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极端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感等最基本的美国意识形态问题。好莱坞在这些影片中兜售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信念：在美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1通过23小时的“梦幻”体验，将银幕

13、前来自各个种族、阶层的人汇聚于“美国梦”的光环下，并认同自己作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毫无怨言地回归现实，是好莱坞犯罪电影调节意识形态的“唯一象征性方法:基于“压缩的现代性”及“问题意识”的考量，韩国犯罪片将个体与国家、个人与集体的尖锐矛盾毫不掩饰地呈现在银幕中。譬如影片恐怖宜播表达的是公民权利与国家利益的较量，并通过一场恐怖袭击剑拔弩张地对立着，主角尹英华并没有肩担好莱坞式责任尝试调和两种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同归于尽”这一无奈之举暂时缓解问题，观众会不自觉地意识到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进而思考矛盾的起因、经过。或许，好莱坞犯罪电影与韩国犯罪片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后者只需

14、要发现问题，始于问题，并终于问题，至于如何解决则留给现实。二、经验性差异下的范式、惯例改写“现实主义被相当负面地定义为一种与好莱坞主流电影相反的讲故事模式，6这种文化、类型的经验性差异，导致韩国犯罪片虽然有意模仿、复刻好莱坞犯罪电影的商业模式，但在粗粉现实的外力下，会不自觉地对犯罪类型的范式做出更符合现实图景的改写与超越。（一）两种男性英雄：“白马英雄”与“反叛英雄”好莱坞犯罪电影是白马英雄”式的神话，即“主人公白马银枪，经磨历险，去执行除暴安良的使命。他走遍山山水水，到过各种地方，无私无畏，勇猛顽强。白马英雄”已经成为“美国神话”的一种表征，他凭借自由主义所赋予的强烈正义感，无所不能，锄强扶

15、弱；但“白马英雄”也有缺陷酗酒、缺钱、甚至不善社交，像怒火救援中的黑人保镖，或伸冤人中不堪忍受压力而隐退的特工。当危机到来，这些世俗化、平凡化的一面会立即隐蔽，带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神性”光辉一展无余，畏惧死亡却不会苟且偷生，不善言辞却踏实稳重，崇尚暴力但敬畏生命。平凡且伟大的统一，成为新世纪以来好莱坞犯罪电影“白马英雄”的主流形象，“其平凡，是因为与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接近；而伟大，则来源于英雄本色Tl2。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成功，基于明朗的叙事风格，人物形象忠奸善恶、黑白分明。“白马英雄”的形象，无疑使人物形象间的沟壑更加清晰，反派愈加可憎，正派愈发可爱，以便观众代入其中，认同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为类

16、型电影的一种，韩国犯罪片也需要英雄形象，以满足观众期待，如恐怖直播中以个体对抗国家强权的尹英华；局内人协商中对抗权力腐败的检察官与匪徒：王者中挑战政治黑幕的检察官。然而，在韩国犯罪片“问题意识”的语境下，英雄仍然是英雄，“白马”却发生内涵的转变，从顺应主流到反叛体制，从英雄想象到引发思考，呈现的是一种“反叛”精神。如影片协商所塑造的绑匪形象，一方面生性残暴，夺人性命于弹指间，另一方面却对弱小有怜悯之心，勇于对抗腐败的国家权力。反叛英雄的两极形象已经超越平凡与伟大的衡量范畴，善恶共存一身，有意消解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设定，在这样语境下孰是孰非已然不重要，观众从英雄的自我投射中脱离，转而寻找造成英雄困境的原因。在好莱坞犯罪电影中，“白马英雄”带着“政治任务”打击罪犯或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