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与攫取：清代盐商获利方式的多样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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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贴与攫取:清代盐商掰妨式的多样化摘要：“官督商销”是清代食盐运销的主要形式，在官督商销的运销体制中，盐商通过食盐专卖，获取有别于一般商人的利润而积累巨额财富。但是，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特定的背景下，盐商也有可能无利可图甚至亏折。另一方面,盐政官员、地方文武官员“视商家为可啖之物，强索硬要，不厌不休”，盐商利润受到肆意盘剥。为了维护盐商的正常运营，保证盐商一定的利润空间，借以保障食盐的正常运销和盐课的交纳，清廷曾采取补贴加价与加斤、加耗的措施，对盐商进行补助。同时，盐商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也会采取一些类似于私盐的“浮舂盐斤”、“夹带盐斤等非法盈利手段，而“借官行私工关键词：盐商;食盐运销

2、;补贴;额外利润;清代清代的食盐运销有官督商销、官运官销、官运商销等多种运销体制，在诸种运销体制中，官督商销是食盐运销的主要形式。在官督商销的运销体制中，承担食盐运销的盐商有“专卖”和“垄断”的特征，也有其成本核算和正常运营的获利方式与利润空间。本文论述盐商的另外两种获利方式：一是补贴加价与加斤、加耗，此为清廷对盐商的政策性补贴;二是“浮舂盐斤与“夹带盐斤”，此为盐商在食盐运销过程中的非法获利。一、补贴加价与加斤、加耗盐商通过食盐运销获得相应利润，是没有疑问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特定的背景下，盐商也有可能无利可图甚至亏折。为了维持盐商的正常营运，清廷通过补贴加价以及加斤、加耗等措施，来保障其

3、有利可图或获取更大的利润。清代的盐斤加价事实上有两种形式：一是对盐商进行补贴，确保盐商获得利润和正常营运，是为“补贴加价”;一是在“用项迭增，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以加价的方式获取新的财政收入或某一项目的经费来源，是为“因公加价”或“充公加价”。（一）补贴加价补贴加价，除了对盐商报效的“特旨加恩”加价外，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于“银贵钱贱”，商人卖盐得钱，纳课交银，导致亏折而加价。雍正六年，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称：“长芦商人向多疲乏，实因盐价日减，运本日亏之故。筑盐告运，完课交帑，俱系用银，民间买盐用钱。今每两合钱二千文，以钱易银，不敷原数，商运消乏，欠课之源实由于此”。因此要求每斤加制钱

4、一文，以此弥补盐商的欠课。由于是首次要求加价，虽经户部反复讨论却没有结果。直到雍正十年，“经直隶总督唐执玉题请，每斤酌增大制钱一文，经部覆准在案”。此后，因银钱比价的变动，加价时有。嘉庆四年，长芦盐政董椿曾经回顾说：“长芦盐价自康熙二十七年计道路之远近、脚费之多寡,酌定售卖，原属平价，迨后雍正六年，前盐政郑禅宝以商运消乏，奏请详议，至雍正十年，总督唐执玉覆奏，应以康熙二十七年原定之数作为标准，照部议每斤酌增制钱一文。乾隆三十五年，前盐政李质颖以从前纹银一两换制钱八百文,近年换九百八九十文至一千一二十文不等，卖盐钱文易银亏本，请增制钱二文。五十三年，前盐政穆腾额以易银一两需钱一千一百余文，钱贱赔

5、折，加制钱二文。自雍正十年起，至乾隆五十三年，统计六十年内，先后五次，共加增制钱八文。现在近处有卖制钱十一文者，极远之处有卖钱二十三四文者不等”。乾隆五十三年因银贵钱贱加价后，到嘉庆十七年再次每斤加价二文，但由于盐商欠课的严重，“各商未完积欠帑课银六百五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两”，这时的加价，己经不是全部补贴商人，而是“加盐价制钱二文，将一文交官，以完积欠，一文归商，俾资成本”。此后的这类加价，均是沿袭嘉庆十七年定例。如道光四年“钱价松贱过甚，纹银一两易大制钱一千二百数十文至三百数十文不等。商人销盐一引，酌中核算，得钱六千文，易银不及五两。计长芦正余引一百万余道，每年亏银在六七十万两以外，亏折过重”

6、。是时，“积欠已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余两”，每斤加价二文，“准复嘉庆十四年加价之旧，以一文归公，清完积欠，一文给商，俾补钱价之亏折。仍照案以一千一百文核银一两，照数交官，约每年可完积欠几及三十万两，报部候拨，计至道光三十八年积欠可以全清。俟清完之后，加价归公之一文即解交内务府充公。其给商之一文，不拘何时，但钱价平至一千文以内，或奏请裁减，或一体充公，届时再行酌办”。这份奏折值得特别注意，即使将每斤加价的一文“归公”，弥补拖欠，也要到三十多年后的“道光三十八年”。如果那时清完积欠，也仍旧将“归公”的银两由户部改交内务府。说明这种盐斤加价，虽然初衷是补贴商人，但注重课额的“归公”依旧是清廷考虑的重点。

7、道光四年以后，银贵钱贱更为凸显。道光二十三年，长芦盐政德顺在奏折中谈到了相关情况：银价与盐价两相交涉，实为长芦全纲成本所关。溯查历年卷案，自道光八年,钦差大臣来津查办调剂，彼时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三百文。道光十年，钦差大臣二次来津，彼时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四五百文。十八年加价案内，每银一两增至一千六百数十文，核计以钱易银，较之八年，每年亏折成本九十余万两，幸蒙恩旨加价二文贴补钱价，并蒙赏给充公加价一文贴补成本。二十二年下半年钱价又复增至一千八百数十文。按年比较，钱价逐渐加增，约计商人卖进盐价钱文,易银交课，较比八年钱价，每年赔贴亏折成本至一百万余两，商本亏折殆尽，纲局危在须臾。扣至本年三月，贴补之

8、加价二文，二年限满，其赏给之充公加价一文，原限五年，现已限满。众商历年受此银价亏折，已无生路。若必拘泥原定年限，竟将贴补之加价二文停止，并将赏给之充公加价一文收回，窃恐纲局涣散，众商束手，与国计民生在在堪虞。正是由于银贵钱贱的普遍化和严重化，一方面将历年的加价不断“展限”，并将“展限”的时间由二年、三年改为五年，加价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行为。道光十八年首次议定五年展限，道光二十三年五年期满，依旧“奏准展限五年，扣至二十八年三月均届限满”，又议准“再展限五年”。另一方面，也将原来的“充公加价”改为补贴加价。这种“充公加价”改为补贴加价的情况，除长芦盐区外，在山东盐区也得以实行：“道光二十三年四月间

9、，前抚臣梁宝常奏东商疲乏情形，推展引课各款案内，经部覆准，堰工加价二文，先经奏准一并给商贴补帑利，至二十三年为始，再将一文弥补新旧欠款”11。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商人运盐所需物品的成本增高以及采买场盐价格的增高而加价。这种现象在乾隆中期已经显现，据乾隆三十五年长芦盐政李质颖奏称，“乾隆二十九年，长芦商众因绳索、席片、车船、饭食等费无不加昂，而盐价仍然如旧，是以商力渐困，仰蒙天恩饬议每斤增钱一文，以敷商本”12。乾隆四十七年，长芦盐政征瑞又称：“行办禹州等十万余引之范宗文向为长芦大商，仅据领引不及十分之一,其他一二万引地之商至有全未领运者，似此领运不前,则商人等行运之艰难己可概见。其所以不能转运之故

10、，实缘盛世繁昌，百物昂贵，商人行销需费，其盐穰每包向止二三钱者，今则给银四五钱，船车脚价每包向止四五钱者，今则需费八九钱，以及绳斤、席片、捆载人工，无不较前加倍。自三十五年定价以后，迄今十有余年，每引计多耗银七八钱，引地卖盐，价有一定，而此项多耗之费，即在卖盐定价之内，以商人昔日之余息尽核归今日之成本,是以日渐疲乏，几至不能转运工因此，要求“准于现行盐价之外，每斤酌增制钱二文，以资行运”13。道光七年，长芦盐政阿扬阿在谈到山东盐商奏称：“东运商盐，自永阜场舂筑，运至雒口，复分运至各引地行销，自数百里至一千八百里不等。长途盘运，亏折实多。在从前物价平贱，成本较轻，虽斤重有亏，而余息尚可抵补。迨后

11、百物逐渐加昂，运脚人工递增数倍，以致累益加累，殷商渐疲，疲商益困”，虽然奏准“一文加价调剂”，但仍属“车薪杯水”14。因为场盐价格的增高以及时局的变动，长芦盐区也直接采取加价的方式。同治十三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称：“军兴十余年，地方多故，商累已深，近年连遭水患，盐失收成，运本加重，兼以新晒嫩盐伤耗赔折，累益增累，课运不能及时，皆有岌岌自危之势，迭据通纲商人沥诉苦情，恳请拯救。查引盐卖价，向有一定钱数，原按课本核计，既便民间买食，而商人得价完课亦有余利。嗣虽纲情日累，尚未至十分亏赔。近则盐收短细，不敷配运，须赴沿海设法收买，盐价既重，其车船运脚绳席等项，亦多耗费，计筑运熟盐一包，须从前两三包之价

12、,且银价逐年增涨，商人卖盐得钱，必须易银交课，赔累更多，而卖价仍照原定钱数，不特无利可图，实已大亏课本。凡商贾贸易，总以成本重轻为长落，盐商成本愈重，利息愈微”。因此要求“直隶各岸引盐每斤酌加卖价制钱二文”15。河东盐区“百物之价，莫不较昔加增”，其中盐商采买食盐的场价“较之定价之际，每斤尚多二厘有余。再加以脚价、口袋、辛工火食所长之价，通盘合计，每斤实增成本银三厘有余”。河东盐政李质颖要求每斤加价二厘，得到清廷批准16。而两淮盐区，在“灶盐欠产，蒲草价增，兼因物力昂贵，各商成本较重，办运维艰。盐价、草价、人工、饭食，无不加倍腾贵”的情况下，也“查看情形，酌为调剂”17。其调剂之法，一般是采用

13、“加斤”的方式，后面将有论述。每次补贴加价的额度，或每斤一文，或每斤二文，盐政官员与地方官员认为,每次加价一二文，集腋成裘，对商人大有补益，而对食盐民众影响不大。如乾隆四十七年长芦盐政征瑞称：“量加二文，在民间每人每日不过食盐三钱，数口之家月食盐二三斤，以一家计之，每月不过用钱五六文，以一口计之，每月仍不及一文，尚不为累”18。同治十三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也说：“直隶各岸引盐每斤酌加卖价制钱二文。计民间每人日食盐三钱，以月计之，每人仅多费制钱一文零,尚不致病民”19。但连续不断的加价，导致各地食盐价格的不断增高，必然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二）加斤与加耗加斤与加耗是在原有额定“引斤”的基础上加载

14、重量，加载的盐斤不缴纳课税，也是清廷补贴商人的重要措施。长芦盐区的加斤始于雍正元年20,该年，因“引壅商困，积欠课银至一百数十万两”，为了弥补积欠，“将长芦现行盐引每包加盐五十斤，以三百斤为一包,免其加课”21。此前，长芦每引盐的重量为250斤，加盐50斤，每引盐的重量达到300斤，这里所谓的“以三百斤为一包”亦即以300斤为一引。雍正元年的加斤案是因为盐课的积欠，按照当时的估算，每引加盐50斤，因不纳课税而免除的课银为“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二两九钱八分有奇工以此银数交纳积欠，“于雍正元年为始，应扣至雍正十三年为满”，至不带征完日，再将所加盐斤作何加赋，应否裁存之处再议”。也就是说，加盐50斤不纳

15、课税带来的收益，到雍正十三年可以完清之前的积欠。积欠完清后，此项加斤作何处理，再作讨论。乾隆元年，“御极之初，轸念芦商疾苦，复沛恩膏”。此后，历经讨论，到乾隆六年，户部先后驳议长芦盐政津泰、直隶总督李卫“加斤免课”、“以纾商力”的要求，“屡次部驳，俱令按数加赋”,并且“将二年至五年应完银两作何完纳，作速按照原限定议具题:长芦盐政三保极力诉说“各商节年带完灾缓课银，已属竭蹶”，始议准加斤“自壬戌年（七年）为始加征，所有前项银两应请一并免其追纳”22。至此，加盐50斤重新征课。乾隆十三年，皇上东巡，奉上谕：“此次朕躬顺幸天津，凡修建行宫，预备诸物，皆出众商之力，自宜酌加恩赍，朕虽未驻摩，伊等业经预

16、备，己属出力，所备之物若毫不收纳，而伊等亦难冀邀恩，着寄信与丽柱，将行宫陈设之物内，有旧佳者，拣选数种，送至尔处转奏。至山东预备之各商，朕曾加恩交于该抚加给盐斤。今丽柱已署长芦盐政，令伊将长芦加给盐斤之处，亦照东省所办，画一酌定”23。此次东巡，乾隆主要是“躬谒孔林，顺幸津郡”，虽然未驻蹲天津,但由于天津盐商对修建行宫、备办物品出力，也与山东盐商一样，得到加斤的特别恩赏。两淮盐区的加斤，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因为乾隆南巡对盐商“踊跃急公”的补贴。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十五年、十六年、二H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五次给两淮盐商“加赏”盐斤，每次每引加赏十斤、二十斤不等24。这些加斤，有的属于“永远沾受实惠”，有的则有限期，一般是以二年为限”。两淮除南巡加斤外，也有因盐商报效而加斤者，如乾隆十三年两淮盐政吉庆奉上谕：“近年淮商急公输课，颇为踊跃，两淮纲食引盐着加恩于引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