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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状元僦选.名选与地选我国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总共产生过900多个状元。尽管历朝历代的考试科目和内容多有变化,选拔方式也不尽相同,但经过自下而上的层层考选,能在几十万考生中脱颖而出,状元的文才学问以至书法大都堪称一流。在一般人看来,状元都是凭借学问渊博与文才出众而金榜夺魁的,其实在皇权至上和避忌重重的封建时代,状元的选拔往往存在各种变数。其中唐代因制度不完善,状元的产生弊端最多,有主司私下许诺的(牛锡庶),有考生当面强索的(裴思谦),还有举子自放的(尹枢)。宋代以后相关制度逐渐完善,主要以考试成绩来取土,但仍然有匪夷所思的情况出现。宋太祖开宝八年,王嗣宗的状元是靠打架打来的,被讥为“手搏状元
2、”;明末崇祯元年,刘若宰的状元是由皇帝抓阉而定的。在宋、明、清三代,还经常出现因相貌、姓名或籍贯而选拔状元的现象,且大多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好恶。这可称之为状元的貌选、名选与地选。一、貌选虽然老祖宗早就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和“人不可貌相”的古训格言,但从古至今,一个人的“颜值”高低对生活工作还是有所影响的。比如说择妻,古代的官方标准是德、言、容、功,而民间标准则是郎才女貌工在选官方面,唐代标准是身、言、书、判,“体貌丰伟”排在第一,清代的举人大挑也主要看身材相貌。状元在古代被看作是土子楷模,朝廷体面,传胪唱名时文武观瞻,跨马游街时万众瞩目,挑选状元就不能忽视其相貌。唐代录取的状元最多,但唐人并
3、不特别看重状元,貌选的现象未见记载;宋代的状元荣宠优渥,状元貌选始见于北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真宗好文,虽以文词取土,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词有理趣者。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范镇东斋记事卷一记载:蔡齐状元及第,真宗见他形貌秀伟,举止安重,就对寇准说:“得人矣。”并特命金吾卫派人护送状元,以示荣耀。从这两条记载来看,宋真宗选拔状元是器识、形貌与文章三者兼顾,而尤其看重状元的形貌。虽然这并非单纯的以貌取人,但毕竟开了状元貌选的先例。明代皇帝起初就注重状元的貌选。查继佐罪惟录科举
4、志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明代首次开科,殿试后初拟郭狮为第一,因其貌丑,另选吴伯宗为状元。明史王艮传载,建文二年(1400年),吉水人王艮“对策第一,貌寝,易以胡靖,即胡广也,艮次之。”后来明成祖攻进南京,状元胡广贪生怕死,归降朱棣,而王艮则殉难尽忠,义不苟活。建文帝以貌取人,结果却看走了眼。虽然自北宋以来,状元貌选被不少皇帝所认同,但一些颜值较低,甚至身有残疾的士子,依旧能凭借才华与器识高中榜首。例如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取方逢辰为状元,其人是个右足跛、左目瞽的残疾人。二、名选姓氏源于祖先,名字得自父母。一个人姓甚名谁,不过是个称谓符号,对生活、学习和工作一般不会造成什么麻烦。
5、但在相信命运和讲究避讳的古代,姓名往往会给科考士子带来意料不到的影响,科举史上就不乏因姓名吉利而登科及第,或因姓名犯讳而降甲落榜的例子。宋代皇帝选拔状元时,已经兼顾到姓名因素了。北宋仁宗朝的王拱辰,南宋高宗朝的汪应辰,宁宗朝的曾从龙,理宗朝的方逢辰,度宗朝的陈文龙,他们的名字都是中状元后由皇帝所赐。“辰”“龙”均代指皇帝,赐名的目的在于提醒与激励,你们是遭逢朕才得以大魁天下的,作为天子门生,一定要“拱辰”“从龙”,做个辅弼皇上的忠臣。状元的名选在明清两代渐多。据双槐岁钞等明人笔记,永乐甲辰(1424年)科殿试后,读卷大臣原拟孙曰恭为状元,邢宽第二,梁座第三。朱棣见后很不高兴,认为“日”“恭”二
6、字合起来像个“暴”字(古代竖写),遂曰:“孙暴不如邢宽。”于是取邢宽为状元,梁槿第二,孙曰恭降到第三名。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曾为夺取皇位而大开杀戒,在建文帝朝臣眼中就是个暴君,因此他特别忌讳这个“暴”字,正好邢宽之名寓意“刑罚宽大”,排名又在第二,选他为状元自然是顺理成章。清代皇帝避忌更多,状元名选不乏其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胡长龄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殿试以后,胡的试卷排在进呈的第十名,一般情况下与状元无缘。但七十九岁的乾隆帝一看到胡长龄的名字,便龙颜大悦道:“胡乃长龄耶?”汉人视满人为胡人,可我这个胡人竟长寿啊!乾隆认为胡长龄给自己的八十大寿讨了个好口彩,便把他由第十名超拔为头名
7、状元。胡长龄是江苏南通人,乾隆本来对江苏人当状元是有所遏制的,早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他出于政治考量,将江苏赵翼的状元换给了陕西王杰(参见下文),但这次点胡长龄为状元,则全凭感情用事,只看名字不顾籍贯了。胡长龄虽然因名而大魁,但他为官正直不阿,从不讨好权臣和珅,没有辜负乾隆对他的特意拔擢。既有因名高中的,也有因名降甲的。据世载堂杂忆和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的范鸣琼和同治七年(1868年)的王国钧,二人的殿试卷均已列入前十名,本来都是有希望被点为状元的,结果却都栽在了倒霉的姓名上。在小传胪时,范鸣琼被误呼为“万民穷”,咸丰(原书误作道光)皇帝皱着眉头说:“四海困穷,天禄
8、允终。”口谕将范鸣琼降为第三甲,他因此只做了内阁中书。知情者都说范某功名被一“琼”字所误,他无奈只得改名范鸣稣。三、地选科举取土中的地域因素也不容忽视,为了笼络全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注意地区间的平衡。明代录取进士采取南、北、中分卷制度,清代取进土则按省规定多少不等的名额。至于状元,每科只有一个,也不可能轮流坐庄,但多少兼顾到地区平衡还是有必要的。清代共选拔了114名状元,其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两省就占去了百分之六十,其他省份的考生必然会羡慕嫉妒恨。从乾隆即位到乾隆二十五年,在十一科殿试中,有十科状元被江浙人获得,乾隆决意从二十六年的恩科开始改变。该科确定三鼎甲的过程,赵翼簪曝杂记卷二记载说
9、,历来进呈的都是弥封试卷,要到钦定之后才拆封,因为前几科的鼎甲都被军机中书所占,考前就有御史弹奏,所以这次破例先拆弥封。乾隆见状元赵翼是江苏阳湖(今武进)人,第二名胡高望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两人又来自江浙,并且还都是内阁中书,而第三名王杰则是陕西韩城人。乾隆遂问读卷大臣道:“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答日:“前朝有康海,本朝则未有。”乾隆听罢,朱笔一挥,便将王杰点为状元,而赵翼降为第三。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甲辰恩科,这是我国科举史上的收官之科。该科状元的选拔,据传也是地选兼名选的著名事例。关于末代状元的挑选过程,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当时由慈禧太后亲自决定前三名的人选,读卷官拟定的第一
10、名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一看便十分不快,因为“朱”是明朝国姓,“珍”字又让她联想起几年前被处死的珍妃,而广东人更是慈禧的克星,大清朝的死敌洪秀全、孙中山以及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都出自广东,朱汝珍岂能当状元。第二名是直隶肃宁人刘春霖,一笔娟秀的小楷且不说,他的籍贯和名字更是让慈禧眼前一亮。当时京畿一带经历义和拳动乱不久,社会急需恢复安定。“肃宁”不正象征着肃静安宁吗?那年河北的旱情也很严重,“春霖”二字又含有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刘春霖的籍贯与名字都是吉兆,慈禧便将其升为头名状元,而朱汝珍只能屈居榜眼了。虽然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禁瀛台,但经历庚子西狩,两宫关系表面上有所缓和。自西安返京之后,内政外交自然归慈禧掌控,但朝典仪式仍由光绪出面,直到1908年病情危重,光绪才中止听政,不再临朝。据王清平、王德彰第一人中最后人末科状元刘春霖轶事所说,光绪亲临了甲辰科的传胪大典,之前还在养心殿接见了前十名,也即小传胪。这都佐证慈禧亲定末代状元之事纯属虚构,但是传闻依然不胫而走,成为科场掌故。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将状元的地选与名选合二为一,而刘春霖与朱汝珍两人的籍贯和姓名又偏偏那么巧合,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联想,增添了有趣的谈资。至于其本来真相如何,反倒不必穷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