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身体美学：唐代文身艺术刍议.docx

《实践的身体美学：唐代文身艺术刍议.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实践的身体美学：唐代文身艺术刍议.docx（7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实践的身体美学：唐代文身艺术刍议身体不仅是具有感知和鉴赏能力的审美主体，还是被观看、被装饰、被塑造的审美对象。从原始人类打磨贝壳兽骨，并穿孔串连作为颈饰以增添身体魅力，到现代人类通过化妆美容，甚至整形变性以实现身体蜕变：从社会大众广泛参与体育运动以强身健体，到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身瑜伽、太极等修行之术以修身养性，自远古而当下，由外表而内在，人们对自我身体的审美塑造从未停歇过。在人类观看身体、塑造身体、记录身体的各种可能途径中，自旧石器时代至今而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文身，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现象，经历了从图腾符号到刑罚标记再到时尚象征的演变过程，终而为当今社会的部分青年所青睐。事实上，作为种审

2、美风尚，文身在唐代社会的风行程度远非今日所能想象。唐朝社会以其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和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促使文身实现了由独刑之罚向身体艺术的转变。唐代文身技术之纯熟高超，文身阶层之广泛多样，文饰图样之丰富多彩，文身内容之包罗万象，不仅造就了唐代社会蔚为大观的文身之风，还承托和引领宋代文身举攀上了中国古代文身之巅峰。一、文身意涵之历史变迁文身作为一种古俗，由源发之初的图腾符号，到上古时代的刑罚标记，再到唐代的身体艺术表现形式，经历了个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依身体美学首倡者舒斯特熨关于身体美学之不同维度的划分之法，不同于分析的身体美学专于制造理论或生产文本，有别于实用主义身体美学重在提供身体关怀的实用

3、方法，实践的身体美学旨在通过规范化的身体操作实践，提升人对其身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便推进“更加肉身化的审美147.立足于身体美学的观照视域，在人体之上绘刺各式着色图案或花纹，以刻骨切肤的附丽之美展示身体之别样魅力的文身，可谓是实践的身体美学之独特的案例范式。当然，文身并非自发端之时便具有身体审美之意涵，及至唐代才成为一种身体审美实践的。从出土的甲骨文看，“文”字至迟在殷商时期便已出现，而关于“文”之原初语义，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文。”所谓“错画”，即交错杂合之文字笔画。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的解释则为：“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之J、乂即刻画之文饰也。文训错画，引伸之义也。

4、”267依朱芳圃之看法，从文字的象形来看，其本意便指文身，即刺画花纹，“错画”之解，恐为后起之义。故此，有学者直接认为：“不论人类的文化，还是人类的文明，最初都不是起源于仓颉老爷子造出来的象形文字，而是发端于有巢氏在自己身上挥洒颜料的准时尚冲动。也就是说，不是文字之文成就了最早的人类文化，而是文身之文成就了最早的人类文化。”网24可见，文身作为“人猿相揖别”的自觉化行为，是人类由动物化趋向人化的一种见证。作为一种起源极早的民俗事象，文身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中国古代先民的文身现象也颇为普遍.尽管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在探究艺术起源时指出，原始部族的画身、蒯痕、刺纹等身体装饰有的是作为部落

5、的符号标记，有的起到有宗教象征作用，还有的则具有纯粹的装饰意义，但即便是具有审美意义的身体装饰依然具有吸引异性和恐吓敌人的实用功能。“原始的装演就大体而且全然不是作为装饰之用，而是当作实用的象征和标记”4234,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文身习俗，也颇具代表图腾记号和宗教魔术的用意”537,中国古代的文身起初便是作为图腾象征和巫术符号，而在趋利避害、拜神庇佑的意义上得以流传的。中国古代文身部族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西南丛林地区，以及荆楚一带的长江流域的湖泊区。如礼记王制中说：“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也。”庄子逍遥游中也说：“越人断发文身。”生活于沿海和丛林，或傍水而生的部族，被华

6、夏人称作夷、越、蛮、糠。不同于中原地区相对安稳的农耕作业，“蛮夷之人”的渔猎生活需要从深水中取食，同猛兽争夺生存空间。当中原农耕者跪拜祖先和社稷之神，以求风调雨顺之时，“蛮夷之人”则刺刻猛落图案于肌体，扮成兽类之模样，潜入大海、深入山林，为生计而与大自然搏斗。汉书地理志中所说：“文身断发，以避蛟龙。”淮南子原道训也曾提到：“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文身者纹上龙形或鳞片状文身，便可获得强大的心理暗示，仿佛化身蛟龙，悍勇无畏。因文身并非源由于传统的华夏之地，故常被汉人视之为伤风败俗之蛮夷陋俗，加之其雕刻时需经受难耐的肌肤之苦，文身作为“果刑被中原人用作惩戒罪犯的刑罚

7、手段也便不难理解。据尚书目刑记载，鲸堪之刑首创于轩辕黄帝。轩辕氏击败蚩尤之后，为彻底收服蚩尤残部，故创立了包括墨刑以示威慑。周礼司刑中也有提及“墨罪五百”，郑玄注也说：“墨，独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者刻额为疮，以墨室疮孔，令变色也。”作为五刑之一的踪刑或刺刑，便是在犯人面部或额头刺字或图案，再染黑形成永久印记而以示惩戒。据载，五代晋天福年间始有剌配之刑，意指在犯人面部刺字以示罪责，并发配流放边疆荒原。宋之后广为应用流传，并将其列入法志，后于水浒传中亦可窥得一斑。“伴随着人类文化在整体上从野蛮进展到文明，时尚文化也在善于提炼升华的精神心灵的改造下，同步地从野蛮跨越到文明，在感性形象方面炫得越来

8、越优美，越来越雅致厂网30在唐代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包容，广泛接纳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等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文身这种古老而乂时尚的感性炫象活动，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浪漫自信的唐人之青睐，渐成审美风尚而广为流行。事实上，文身艺术在唐代社会的流行也并非一蹴而就。据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持诸军张拳强劫。”776唐代社会最初的文身者多以刺头、武人为主。“下层人也为社会提供时尚的候选，既是文化民主化的结果，也是文化民主化的心得标志和阶段。它标志着下层人已经不是只靠模仿上层来追求特殊性和特任的关注，还通过风格上的叛逆，通过标新立异。6正因并非由上层阶层所发起，文身仍被鄙之以陋

9、俗，严禁打压之：今京兆薛公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馀人，悉杖杀，尸于市。”776凡有点青文刺者，皆杖杀，可见官衙手段之狠厉、打压之猛烈。尽管如此，仍有不畏法而“顶风作案”者：“时大宁坊力者张千，札左膊W生不怕京兆尹，右膊臼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札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776正是在屡遭禁止，却屡禁而不绝，甚至愈禁愈烈的过程中，文身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传播范围越来越广，由市井无赖扩展到文人雅士，最终纵而不禁，放任自流，终成风尚，蔚为大观。“身体作为自我的代表，成为个人的彰显，体现了一种外表伦理与审美。网228文身在唐代发展成为一种以带墨之

10、针在肉身肌肤上进行手工刺绣，以求彰显生命活力，表现独特自我，炫耀自由个性的身体装饰艺术，这不能不说是唐人基于肉身感性之释放但又夹杂着精神心灵之满足的种另类的身体审美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代文身艺术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古代身体美学与中国世俗审美文化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二、文身在唐代成为审美风尚之缘由在秉持“以德润身、以心控身”之身心观的中国传统主流思想文化中，身体因被视为践礼达仁的场域和工具，而长期处于被束缚、被放逐的边缘境地。“人的精神价值过度高涨，人的真实肉身太被忽略，即使是信仰，即使是道德，也容易变成空洞教条。9120不过，尽管身体不得不接受王权政治和伦理纲常之规训，但它还是会以或隐

11、或显的方式进行反抗，以彰显自己的在场。唐代文身之举便是身体造反”的典型表现。由起初的严加管控、令行禁止到之后的俯而就之、放任自流，文身之所以能在唐代成为崛地而起、风行时的审美风尚，其背后有着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深层原因。1 .儒、道、佛三教合流为文身奠定思想基础始于魏晋南北朝的儒、道、佛三教合流之势，及至唐代则更显突出。偏、道、佛不同的身体审美观与修身养性策略，以及唐代社会三教并重，竞相发展，融会合流的趋势，对文身在长安城的兴起与盛行，提供了方法论倾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以道，修身以仁.（孟子尚娄上）等修身思想，以

12、及“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碎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下）等身教之法，在韩愈、白居易、李翱、柳宗元等新儒家文以载道、济世为民的言说与诚意正心、立身成德的实践中得以承续。此外，儒家作为人伦之学、人伦之教，其核心旨趣是世间法和心性论。“不诉诸神而诉于人，不诉诸外在规约而诉之于内在情感，即把仁的最后根基归结为以亲子之爱为核心的人类学心理情感Ilo45的儒家俗世人伦之道，在李臼充满着浪漫想象和澎湃激情，以及杜甫饱含深沉蕴藉和人道情怀的诗歌中亦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儒学修身济国的现世关怀和以情为本的人性自觉，

13、为唐代文身的兴起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唐代统治者在奉行“以儒治国”的基本国策的同时，尤为推崇作为“南面之术”的道家学说，更是将脱胎于道家的道教奉为国教，垂拱而治、不与民争成为治国方略。由于道教在唐代盛极一时，诸如入道求仙、炼制丹药、服食养气等希求性命双修、形神永固的道教方术便颇为流行。“神不离形，形不离神。神形相守，长生仙行成矣，保生之道遂矣.119041唐代的太宗、宪宗、穆宗等皇帝，以及李白、韩愈、元稹等文士皆有过服食丹药以求长生延年的经历，李白、白居易、李贺等更是创作了不少与仙道有关的诗歌，类似仙传拾遗神仙感遇传十二真君传等神仙题材的小说更是数量激增。无论是重生保身的长生之术，还是美体塑身的文

14、身之风，皆可谓道家身心双修之法在唐人身上的不同展现。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至隋唐才真正进入鼎盛时期。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进行了本上化的改造，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等各佛教宗派都从自我领受和证得层面解读“佛性”，禅宗更是直接将“佛性”改造为1自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佛家法身这个抽象本体实现JZ肉身化，使佛教修身的出世间法转变为世间法。作为最为风行，最能体现汉化佛教之特点的佛教宗派，“禅宗没有否定感性世界和现实生活，而主张信仰与生活的统一，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12203。它主张通过心悟、禅修等身心修持工夫，或以无意识的突然释放和升华，或以循序渐进地开化了悟，在物我两忘、宇宙与心灵融合

15、一体的身心体验中明心见性，领悟生命之真谛和人生之意义。王维的诗与画之所以在闲静中见出深意，在冲淡中透着空灵，几近禅宗佛境之最高境界，便是其奉佛修心，有意参禅悟道的结果。佛教禅宗的世俗化、肉身化追求，及其作为“完全独特的个体感受和直观体会Fo168的悟道之法，无疑在唐代文身中都得以贯彻和体现。此外，佛教中广为流行的印鲸之法，即“破肉以孔雀胆、铜青等画身作字及鸟兽形，名为印.魄”779,亦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文身成风之势。2 .市民文化的繁荣推动文身之举唐长安城作为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城内百业俱兴，繁荣昌盛。除了是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外，长安城内还有着频繁的商业贸易活动。首先

16、，唐长安城首开先例将城区划分为宫城、皇城、“市”（商业区）以及市民居住区，彼此区划分明，功能明确。其次，长安城内特设“东市”“西市”，分别位于城东、西两处，专供市民和商贾商业贸易之用，作为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与商业贸易中心，亦是中外经济交流的重要场所。东市“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商品皆为上等，以满足达官显贵之需；西市云集了来自南亚、东南亚及高句丽、新罗、日本等各国商贾，邸店林立。这里有带有民俗风情的市井之物，也有来自西域的奇珍异宝，极度发达的商业贸易大大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市民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应，市民数量与日俱增，市民文化兴起，世俗社会逐渐成形，市民审美亦趋于多元化，市民阶层对身体的重视关注使得身体走向审美领域，诸如其服饰着装、舞乐杂技以及雕题文身等方面，都是身体在不同领域的新的延展。新的市民阶层主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