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中的悖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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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自成中的倒仑茅盾与姚雪垠同为“五四”以来第一、二两代的老作家。自1938年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起，两人即结下了长达40年之久的师生之谊。姚雪垠在贺茅公81岁生日的诗中有这样两句:少作虚邀贺监赏，暮琴幸获子期心。”“少作”是指姚雪垠青年时创作的差半车麦秸，“暮琴则是指他老年时写的李自成。从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稻到历史长篇小说李自成，茅盾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鼓励，不难看出，姚老对于茅公的赏识与推崇十分感激。茅盾对长篇小说的创作一直十分关注，生前特将自己毕生积蓄的25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设立茅盾长篇小说文学奖。而第届茅盾文学奖”颁发给李自成（第二卷），则与茅盾对姚雪垠创作的

2、长期关心与支持是分不开的。茅盾曾给予李自成高度的评价:“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人。”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李自成的研究日渐沉寂下去，当下，谈论李自成的声音更是稀薄。当年用阶级斗争历史观去解读农民起义，为李自成磔得鲜花与掌声，如今，阶级斗争历史观的运用又成了它的“罪状工从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问世，到1999年小说四、五卷最后付梓，李自成创作历时36年，在时代风云的不断变幻中，作家的观念也产生了复杂的变化。阶级斗争历史观并不能囊括李自成的整个创作过程，将五卷本李自成纳入研究视野，对其全部文本

3、集中梳理，从整体上把握李自成的创作流变，对于给予这部作品公正、客观的评价，很有必要。一、作者小说观念的悖论1,“现实主义”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消解姚雪垠在20世纪3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许多作家被动地“思想改造”所带来的痛苦和创作才能衰竭相比，姚雪垠则积极主动得多，可以说他终其一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在多篇创作回忆录中谈到李自成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原则，详细说来，就是哲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学创作方法上的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为了说明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姚雪垠“努力在李自成中把每个人物都放在一定的阶级地位，阶级关系中去处理”，在泾渭分明的阶级话语下，李自成全

4、书围绕崇祯和李自成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典型代表之间的殊死搏斗来展开，在他们背后，分别是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为基准划分的官军及农民军两大阵营。在阶级斗争理论的观照下，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色彩十分浓厚，对于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作家显然更为偏爱。农民军从大将到普通士卒，上下一心，为创造一个“清明的太平世界”而努力，官军打仗要么是被逼无奈，要么是贪图功名利禄，如同一盘散沙，一击即溃。义军将士被官军杀害谓之“牺牲，他们杀了官军则称为“消灭”。四川名将张令、秦良玉，本为抗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在阶级话语的宰制下，明朝官员不论是谁，在历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地位如何，只要他们曾参与镇压农民军，就会被贴上反动

5、阶级的标签。姚雪垠是一位悲天悯人、对下层劳苦大众饱含同情的作家，他始终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人民的立场下去书写历史。在小说开始，李自成部队打着“救民于水火”的旗号，攻州掠府，解民倒悬，老百姓十分拥戴他。但从小说第三卷开始，农民军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尽管此时阶级斗争的视点仍然顽强地存在若，但作者已不再一味歌颂农民战争了。开封攻城战中，作者在写出战场残酷景象的同时，将目光对准了城内居民，重点描写了张存仁家在恶劣战争条件下的生存状态。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去写城内张存仁一家的不幸，透过一个小家庭的遭遇，折射出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下的众生相。姚雪垠在第三卷中将叙述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战

6、争状态下的普通老百姓，表现了他创作观念的转向。如果在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中，作者还有意回避农民军的负面影响和对社会生产的破坏，那么在第三卷中，农民军的破坏性被铺陈开来写，最初农民军那种进步的正面形象逐渐遭到瓦解。因此不难理解那么拥戴李自成的老百姓，此刻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人家姓李的和姓朱的争天下，把咱们百姓也拖在里头，叫咱们怎么活?”姚雪垠一反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成规，直面农民军的种种弱点和错误，虽然意在总结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却不免使农民军在前两卷中被用心塑造起来的高大形象瞬间崩塌.现实主义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消解，使得农民军一开始表现出的“正义性、“进步性”受到挑战。不论是作家观念更迭，还是时代

7、环境使然，小说李自成表现出既存在图解历史，也追求历史真实性的矛盾状况。两方面共时性地存在于同一文本中。一方面，姚雪垠用饱蘸“同情之泪”的如椽大笔书写那支在巨大失败中不绝望、不气馁的农民起义军，塑造出形形色色的英雄群像，完成他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另一方面忠实于现实的艺术追求也使得他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无处遁逃。2.多元复合历史观的冲突作家姚雪垠把向来被忽略、或受到轻视的农民起义作为聿要的历史因素，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将它推向历史大舞台的风口浪尖。为了体现“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在史料较少的情况下，姚雪垠虚构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对李自成农民军在崇祯十三年前的作用“做了某些程度的

8、夸张”，赋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及其部下艰苦朴素、英勇作战、疾恶如仇、关心下层人民等众多高贵的品质。但不可避免的是，农民战争在他的笔下无论多么波澜壮阔、振奋人心，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如果对照李自成在北京登极后，农民军迅速败亡这事实来看前两卷，很容易产生这样个疑问，起初富有朝气、人心归附的农民军，为何在几个礼拜的安逸生活里就会立马腐朽变质，导致最终垮掉呢？作为一部创作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小说，李自成在文本间的过渡并不平滑，产生的诸多“裂缝”，留下给我们许多思考的空间。在李自成这部多卷本历史长篇小说中出现风格不统的情况，一方面，作家要借助唯物史观考察明末的这支农民军，为说明农民军巨大的历史作用，有意

9、采取“仰视”的角度来刻画这支军队;另一方面，治学严谨的作家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都不愿“流俗”，不得不忠实于历史，写出历史进程中的多重合力。如何在文本中弥合两者间的缝隙，小说作者煞费苦心，他采取的切入点是毛泽东的“在先进的阶级出现以前，农民不能独自取得革命的胜利”的著名论断。因此，无论大顺军的起点有多高，总免不了失败的命运。问题在于把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势必忽视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代普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姚雪垠写李自成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反映农民战争的成败规律那么简单，他的雄心壮志还包括要“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广泛描写明清之际社会变动中各阶

10、级、阶层、政治集团、军事集团、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写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自小说第三卷始，越来越丰富的历史内容已经无法完全用阶级斗争理论统起来。随着小说主题的开掘，历史上的些重要人物被浓墨重彩地推向历史舞台，特别是关外皇太极、多尔衮等人，他们左右时局的作用被突显，成为作家肯定的对象。在民族政策上，他们重用汉族官僚，在文化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积极利用汉族文化为己所用。作家对清朝年轻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极为赞扬。多元的历史观在这里产生了冲突。姚雪垠站在民族融合的角度，对满洲部落这政治力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按照阶级斗争理论来看，满洲的上层人物同崇祯一样，是“吸民脂民膏统治阶级，关外铁骑经

11、常骚扰畿辅，造成边境地区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他们不仅杀人放火，每次进关还会劫掠普通百姓，破坏性极大。立足于开阔的民族观，作家没有将满洲方面纳入阶级斗争史，反而倾心于他们的生机与活力。“历史不再只是由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和圣君贤相共同创造的，后者的作用甚至被认为更显著。”有评论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民英雄不再成为历史小说的主角，在少年天子、曾国藩、张居正、康熙大帝等历史小说中，圣君贤臣在历史进程中展示出强大的推动力，李自成中体现的历史观念受时势的影响不得不说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是皇帝，对比内外交困的崇祯，皇太极更显出开国明君的雄才大略。“他不断招降和重用汉人协助他创建

12、国家的工作，积极吸收高度发达的汉族封建文化为他所用”，汉族官员在满洲贵族定鼎中原的过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家在谈到洪承畴这个人物时说:“我考虑到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从24岁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虽然前半生已经做了大官，但对中国历史并没有起重要作用，到降清后进入后半生，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在处理政治和军事问题上，表现得才华横溢，思路敏提。从历史进步性来看，洪承畴做过明朝的大臣，多次打败农民军，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从这一点上看，他确实“没有起重要作用，而在洪承畴的后半生，他凭借真才实学，促进清朝一统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中国历史上却“起了重要的作用”。观念支配着作家笔

13、下的人物，作家站在民族融合的角度，对皇太极、洪承畴等“圣君贤臣”的处理并没有失之简单化，而对其作出了中肯的价值判断，正体现了作家的深刻之处。在李自成后两卷中，姚雪垠很少作简单的阶级定性，道德的观念也更为开放，小说的艺术魅力也因此得以绽放。二、人物形象塑造中的悖论1 .创作意图与艺术效果之间的背反“历史小说应该深刻揭示主要人物性格的阶级本质，秉承这样的写作观念，在阶级的分野下，作者钟爱笔下的李自成和高夫人，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感情。正是因为带有感情倾向，姚雪垠才会认为，“郝摇旗、张献忠这样的人物好写，李自成、高夫人、刘宗敏等人物难写。作为“反动阶级”的杨嗣昌、卢象升、洪承畴因为作家

14、的着力刻画，人物形象反而不显单薄，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正如王先弗所说:“在中心人物形象塑造中，作者被固有的历史观控制太严，而在稍稍次要的人物那里，审美创造的直觉得以脱颖而出。”在小说后两卷中，姚雪垠很少对人物作简单的阶级定性，许多人物因为性格向纵深发展，反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个人情感的渗入和消退，产生的结果就是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的矛盾。受时代因素以及作家观念的制约，80年代以后，小说李自成的四、五卷的书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姚雪垠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的精神制约，但是在具体人物的塑造上呈现出转向的趋势。如作家着力塑造的封建帝王形象一崇祯，在漫长的岁月的淘洗中，逐渐流露出本色:封建

15、帝王人性的面得到舒张。再譬如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一李岩，由于主体意识的渗入，对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漂泊的命运的书写使人物形象增色不少。本应是遭到贬斥的对象却赢得了作者的同情，在开篇受到极力颂扬的农民军最后却在作家冷峻之笔的审视下如盘散沙，迅速溃败。由于创作意图与艺术效果之间的背反，小说李自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超越了作者的期待，却表现出更为丰富的意蕴。2 .李自成从“农民英雄”到“孤家寡人”众所周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他的大顺朝仅存四十二天,登基不到两天，就匆匆逃离北京。曾经大军过处闻者望风披靡、战功赫赫的他最后竟孤零零地惨死于乡民之手。如此巨大的

16、人生落差本可以为挖掘人性的深度提供多种可能，但是在李自成中，由于作者回避了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农民军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以及过分强调农民战争的历史正义性和合理性，尤其是过于突出了阶级性，导致人物形象缺乏历史文化心理深度，农民战争的复杂面并没有揭示出来。而且遗憾的姑，作为农民英雄，李自成的形象塑造和性格挖掘并没有向纵深发展，虽然在第四、五卷中，李自成被添加了一些个人化的描写，但已经无法整体挽回他整个人物形象支离破碎的局面。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作家只注意将前三卷中李自成的性格翻转过来，将他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放置到突出的地位并进行量上的积累与强化。”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描写是革命意志的动摇，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作家观念的变化。小说第三卷是一个转掇点，开封攻城战中，李自成已逐渐有脱离群众的表现。农民军占领北京后，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