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再生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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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郭沫若在再生缘研究中再三对陈寅恪致敬，共享“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是对当时针对陈寅恪的过“左”行为的有意拨正。郭沫若再生缘研究在方法上融合了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法和胡适的小说考证法，变相肯定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打压的胡适、顾颉刚等人的治学方法，在非常时代坚守了学术研究的纯正品格。郭沫若；陈寅恪；胡适；顽颉刚；再生缘1954年，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完成论再生缘的写作，并油印数本。不久，油印本传至港台及海外。旅居美国的余英时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了该书油印本，写成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发表于香港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称陈著“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不久，余英时将陈著交香港友联出版社

2、刊行，引起读书界的震动。I960年8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荣国来京，跟中华书局负责人金灿然谈起陈寅恪的情况。8月22日，金灿然致信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陈研究再生缘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的书稿，在大陆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1960年12月初旬，金灿然将陈寅恪的论再生缘送给郭沐若看。郭沫若惊讶于“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于是，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从1961年1月至1962年1月，郭沫若在百忙之中抽

3、出时间搜集到再生缘3种版本，阅读4遍，发表学术论文9篇。郭沫若研究再生缘，虽不排除出于高层的安排，肩负着一定的政治使命，不能说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但他在研究中所体现的治学方法，在特定的时代却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因郭沫若再生缘研究缘自陈寅恪的相关研究，故本文首论陈、郭二位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相似处及意义，并回应学界关于此一公案的部分观点。陈寅恪论再生缘，着力点在于考订前十七卷作者陈端生的生平与再生缘创作的年月地点。陈端生这位闺阁作家，尽管其生活年代离陈寅恪写作论再生缘时间不到两百年，但由于弹词这种文体历来不登大雅之堂，陈端生事迹早已隐没不彰；又由于陈端生夫婿因科考案发配伊犁，时人为避讳该事，在

4、相关文献中往往闪烁其词；加上陈寅恪视力不清，其考证再生缘的难度相当大。但他凭借博闻强识和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为再生缘研究开辟蒙荒。不仅他的大多数论断都成为定论，且在研究方法上实事求是，步步推演，论证绵密，令人叫绝，在文学史研究上有极大价值。陈寅恪从再生缘第20卷第80回的叙述和第17卷第65回、第68回陈端生的自述。得出“陈端生之夫有谪戍边塞，及夫得归，而端生已死之事也，并由此推断陈文述（陈端生族人）绘影阁咏家口口中之“口口”即为陈端生。从陈诗中，乂推出陈端生祖父是陈句山，夫瘠是1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或”的范某。陈寅恪考订了再生缘自述、续者叙述，陈文述绘影阁咏家口口题从姊秋毂（长生）绘声阁集七律

5、四首这些基本资料的“写成年月，并推求其依据之来源，“更参以清实录、清会典、清代地方志及王昶春融堂集、戴佩荃苹南遗草、陆熠切问斋集等，推论端生之死及范某赦归之年”，范某生平等，基本得出了再生缘的作者情况及写作年月。郭沫若承认陈寅恪的大部分结论，但又发现了一些新材料，补充或修改了陈寅恪的部分结论。范某遇赦，未到家而端生死，所以考订出范某遇赦的年份，也就考订出了端生的卒年。陈寅恪认为范某遇赦与陈端生的去世年份，最有可能是乾隆55年或56年，当年陈端生40岁或41岁；也有可能是嘉庆元年，当年陈端生46岁。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陈寅恪首先考订出陈端生乾隆54年尚在人世。戴佩荃于乾隆54年秋天逝世。她逝

6、世前不久绘成织素图，并写有织素图次的。戴佩荃死后，陈端生的妹妹陈长生著有挽戴革南。陈寅恪根据两诗诗意及相关文献，认为织素图中的“织素人”就是陈端生，且尚在人世，这说明陈端生至少在乾隆54年秋天还活着。从王昶为紫竹山房诗文集作序的两个不同版本及相关文献推测，陈家避讳之事在嘉庆元年已经得到解决。陈家避讳之事即为范某案，也就是说，范某至迟在嘉庆元年已经遇赦。而乾隆54年至嘉庆元年有两次赦免充军人员，即乾隆55年乾隆八十寿辰和嘉庆元年内禅授受庆典，范某都符合赦免条件。至于为什么说范某最有可能在乾隆55年遇赦呢？陈寅恪没有详论。郭沫若认可陈寅恪关于陈端生逝世年份的两种可能性的推断。在1961年5月1日写

7、作的谈再生缘和它的作者陈端生中，郭沫若在端生逝世年份上跟陈寅恪的看法完全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将陈寅恪的观点用通俗的文字表述了一遍。但随着新资料的发现，郭沫若将陈寅恪的观点往前推进了一步。5月10日，郭沫若写信告诉冯其庸，“关于范英遇赦之年恐怕还要推迟。在1790年乾隆八十岁大赦后，在1795年乾隆禅位给嘉庆时又有过一次大赦。范英遇赦当在后一次。陈端生则活到四十五六岁了。不久郭沫若就将这一观点形成文章。他依据的材料为陈端生妹妹陈长生的绘声阁初稿。这本诗集中有与序堂弟泛舟西湖一诗，可以断定为乾隆56或57年写成，紧挨着这首诗的是将返吴兴呈春田家姊并留赠汪嗣徽夫人，“春田家姊”即为陈端生。由于绘声阁初

8、稿是按年代顺序编辑的，将返吴兴呈春田家姊并留赠汪嗣徽夫人当作于乾隆56或57年之后，因此可以断定至少在乾隆56或57年时陈端生还活着。也就是说“陈端生的年龄不是活到四十岁左右，而是活到四十五岁。她的丈夫范某遇救之年是在嘉庆元年（1796年），即乾隆内禅的那次大赦。陈寅恪认为，陈端生的丈夫范某应为范英，有可能是范璨之子。在得出这一推断前，陈寅恪先认定范某科考案只能发生在乾隆39年至47年之间。陈端生因为要服母亲丧，接着父亲乂要服祖父的丧，服丧解除最晚在乾隆38年，其生子可能得乾隆39年。因此案件发生时间上限在乾隆39年。又因为乾隆47年，陈玉敦（陈端生的父亲）不肯给王昶看他父亲的诗文集，这只能因

9、其诗文集中有所避讳。陈家的避讳只能是范某案。这说明乾隆47年前案件已经发生。而在乾隆39年至47年间只有一次科考案，案中只有一人姓范，此人即范英。因为陈寅恪断定“范英即端生之IW范某也”。陈寅恪翻检史料，发现秀水进士范璨有子名范英，他认为陈端生的丈夫有可能就是这个范薨。但陈寅恪随即发现很多疑点，比如范璨在端生出嫁时已经死去很多年，范英又先于范璨而死。但他随即乂怀疑，认为碑文有意讳改范英去世年月。“总而言之，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堵问题实一悬案，不能满意解决也。”郭沫若在陈寅恪的基础上，同意范某就是范英一说。但他根据阿英送来的妆楼摘艳（道光13年（1833）会稽钱三锡编选）这一为陈寅恪所未

10、见的新资料，认为范英不是秀水人范璨的儿子，而是会稽人。阿英说：妆楼摘艳卷四有陈云贞六首寄外.内容很像陈端生，连系着卷七陈莲姐八首寄外附注，更加近似。郭沫若推测，陈云贞就是陈端生，而妆楼摘艳中的寄外诗题下附注说：“云贞会稽范秋塘室”，据此，郭沫若认为范英是会稽人：“范秋塘就是范英，我看是毫无疑问的。这位范英是会稽人，而不是秀水人的那个范英。1郭沫若还进步认为，范荚可能是乾隆19年进士范家相的侄孙。关于再生缘的写作时间地点，陈寅恪认为：1-8卷为乾隆33年9月至34年5月写于北京外廊营旧宅；9-16卷为乾隆34年8月中秋至35年3月暮春写于登州同知官舍内：第17卷为乾隆49年2月至12月写于杭州。

11、郭沫若的陈端生年谱很大部分都是根据陈寅恪考证结论所作。郭沫若之所以能在具体论点上认同陈寅恪的观点，并将之向前推进一步，是因其在治学方法上认同陈寅恪的“以诗证史”。关于“以诗证史”，我同意学者张耕华的理解：“以诗证史是现代史家颇为推祟的种治史方法，它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以诗证史就是以诗人史，就是用诗为史料来证史说史；广义的以诗证史可泛指以文学作品用作史料来研究历史，举凡中国古代的诗词、文论、小说、寓言，乃至政论文章，都可包括在内。陈寅恪晚年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经典著作中熟练高超地运用了以诗证史的方法。陈寅恪对此十分自觉：“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

12、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对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在再生缘研究中，陈寅恪通过勾稽陈文述绘影阁咏家口口题从姊秋毂(长生)绘声阁集七律四首，陈长生绘声阁初稿，戴佩筌苹南遗草等诗涉及的相关史事，并考察这些诗歌写作的时间地点，来考证陈端生的生平事迹和再生缘的写作情况，这是“以诗证史”研究方法的典范。郭沫若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并不陌生。早在20年代，郭沫若就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大量运用“以诗证史，将诗经作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材料。但此后，这一研究方

13、法在郭沫若那里长期没有得到应用。陈寅恪的再生缘研究唤醒了郭沫若的“以诗证史”的意识。他认同陈寅恪通过“以诗证史所得出的大部分结论，并根据陈寅恪提到的线索进步搜集资料。他将新发现的陈长生绘声阁续稿、焦循云贞行、陈文述云贞曲等诗词作品用于研究之中，以此考订陈端生的事迹。陈寅恪在1964年写作的论再生缘校补记虽然跟郭沫若的观点有所不同，但郭沫若研窕文章中所引用的新发现材料无疑给了他灵感，让他对先前的观点或补充修正，或进一步确认。这说明两人共享了“以诗证史”这一-研究方法。陈郭二人在研究再生缘时不仅方法上一致，对作品及作者的赞赏也是一致的。两人都极力称赞陈端生。陈寅恪高度赞美陈端生的自由、自尊与独立，

14、并对其遭遇抱着深深的同情。他认为，陈端生有“骄傲自尊之观念”，“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惧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埋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陈寅恪说，他这样大力赞扬陈端生及再生缘是“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的。但郭沫若却接过了这个话题：“我不仅不讪笑他，反而要为他的敢于说话拍掌”，“陈端生的确是一位杰出作家虽然，郭沫若认为陈端生反封建还不彻底，但跟陈寅恪一样，他十分欣赏陈端生的叛逆性：她使她的主要人物发展到了目无丈夫

15、，目无兄长，目无父母，目无君上的地步。”郭陈二人都将这部为传统学者所不屑的弹词作品推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陈寅恪认为再生缘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在吾国文学史中，亦不多见，其成就甚或在杜甫作品之上，可与印度、希腊有名的大史诗相比。郭沫若则认为：这的确是部值得重视的文学遗产”，“我每读遍都感觉到津津有味，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他把它比之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那是从作品的形式来说的。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我觉得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SeOt31771-1832).法国的斯汤达(StendhaL1783-1842)和巴尔塞克(Balzac,1799-1850),实际上也未遑多让。有学者指出，郭陈二人“在对成书年代、成书过程、作者陈端生究竟是何人以及对作者生平事迹的考证、辨析等问题上，他们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稍微有些夸大，郭陈二人在再生缘研究上有分歧，但只是个别观点上有所不同，分歧并不严重。反倒是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是一致的：他们却都极力推崇再生缘这部在文学史上长期埋没的作品；都赞扬陈端生对三纲五常1的大胆叛逆：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1以诗证史”的方式考订陈端生的生平和再生缘的写作情况。所以我认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