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奴婢制度源流考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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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做懒麻原充考略奴婢之制，非草创于清，而风靡于清，考诸史乘，可见其渊深流远。满奉主奴之别，汉重尊卑之辨，彼此合流，主奴尊卑所以生。清代奴婢源于战俘、罪囚、民人投充以及丁口买卖等四途，律比畜产，劳役繁苛，豁贱维艰，且即便还民，亦遗戾深重。清代；奴婢；良贱康德哲学体系所强调的“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在古代中国亦不过镜花水月而已。一若常惯，清律并未严密界分人身与财产，人身沦为财产法之标的者屡屡有之。建州女真的善奴传统，兼糅汉文化的尊卑之辨，联袂助推清代奴婢制度呈显愈演愈烈、有加无已之势。一、渊源稽考清代奴婢制度的风靡，既为建州女真蓄奴风习等因素的承维与流演，亦为中原王朝良贱之辨等积疾流弊的外显。清兵

2、入关前，即见建州女真蓄奴之滥觞。明宣德八年（1433）,朝鲜官方詈斥女真越边掳人，“尔等掳掠中国人口及我边民为奴婢使唤”。时值明亡清兴，建州女真兴师犯明，滋扰边关，“剽掠上国（明朝）边氓，做奴使唤2。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胃举事，合并诸部，创后金汗国，后乃“兴师犯明，宣布告天下七大恨，取抚顺”网814,辽东汉民，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参见清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随着战事扩大，烽火延装，俘获人畜更多，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4于中原王朝，关于奴隶制的史载更早。尚书甘誓言：“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5甘誓为夏

3、启征讨有扈氏的誓师词，所谓“孥”，同“奴”，有罚做奴隶之意，即将息于攻战者罚没为奴。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云：孥戮者，或以为奴，或加刑戮，无有所赦耳6,引兹佐证。奴婢制度作为奴隶制之遗裔，洞贯中国古代史之始终。其根源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封建制生产方式均为土地经济的同质性，以土地为纽带筑就了农奴于地主的人身牵附。秦汉以降，历代王侯将相、缙绅豪强均有蓄奴之习，（吕）不韦家僮万人“矮奇家使数千人73041,这固然是趣在夸张的写意之笔，但可推断其基数绝非等闲。俄及两汉“诸官奴婢十万余人工三国时期，“奴执耕稼，婢典炊爨”8。南北朝时，素有“耕当问田奴，绢则问织婢9之俗谚。晚唐蓄奴之风尚盛，岭南、黔中、福建等道

4、百姓多被公私掠卖为奴婢，越王贞家僮多至千余人。参见清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2页。北宋时期，金军破辽，将所获1契丹儿妇，令做奴婢”10,嗣后临南伐宋，“掠拐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者自食之，富戚子弟降为奴隶”11。既而蒙元逐鹿中原，汉人、南人素常沦作“驱口家奴。明初，朱元璋遏制蓄奴，以肃纲纪，“诏书到日，即放为良，毋得羁留强令为奴，亦不得收养。违者依律论罪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限”12,对民间蓄奴之习重典惩禁。但由于税赋苛重、旱涝日繁等因素，黔首流离，百姓破产，唯有质妻留子以谋生，以至成化、弘治年间，“蓄养奴婢、家人之类，比之I口制，或多逾十倍，

5、蓄奴之习强势反弹，臻于极盛，*参见明孝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典藏，1961年版，第194页。朱元璋的重拳铁腕终究流于具文。万历时期苏州府苏定县更甚，大家童仆，多至万指3,于中盛况，可疑椅隅。可见，清代奴婢制度并非前无端绪的骤然草创，在定程度亦为中土旧制的衣钵传承。二、来源探微清入关后，圈地京畿，养奴蓄姬，一时间人烟凑集、骈肩辐犊。据载，乾隆年间“仕宦之家，童仆成林4“满汉贵族多以蓄奴为乐，竞相攀比，彼此炫耀，和珅府第极盛之时，“供厮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15卜朱门酒肉、金粉楼台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顷刻东西、妻离子散。闻者凄心，见者怵目。清代蓄奴风习之炽烈，与奴婢的广泛来源息息相关

6、。(一)战俘清初，战俘是奴婢的主要来源。明清鼎革之际，烽火频仍，满洲兵摧枯拉朽，军行所至，均按功分俘，“玉帛载马后，子女罗马前工史载，努尔哈赤极端排汉，“得汉人，分赐满人为奴隶，按满官员阶级分与；得侑生，则杀”网830,颇值寻味。建州女真前身为耕狩于图们江流域的裴尔小邦，自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以十三遗胄举事，到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不过尔尔一甲子。个中缘由，固与明室承平日久，文武废弛难脱干系，但更与后金军所奉行的分俘政策休戚相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所俘获的人口和资财犒赏座下，一者意在淬励将卒上下心无旁瞥，矢志戎马，是军队战力与士气的保证；二者后金兵无

7、俸无饷，所俘均分旨在以战养战，酬庸赏功，以缓兵饷之急，因此即便定鼎中原后仍悉数遵行。顺治元年(1644),在平定山东满家洞抗清势力后，将所俘获妇女牛马，分赏行间士卒.*参见清实录世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一二。康熙年间，清廷酝酿撤藩，吴三桂等“三藩不自安”，不久为八旗所破，期间所俘人口，均散给士卒。参见清实录圣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四七。乾隆年间平定准喝尔叛乱，准喝尔部败北之余，除了折师损将，还要“妇搞充赏T6.“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二)罪囚然，天下分久必合，戎马住德并非世之常态。奴仆为刚需而战俘者不常有，因此在和平年代其来源名色繁多，不一

8、而足。说文云：奴、婢，皆古之阜人也阜，犯法也OTI7又有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春藁工可见，将罪犯贬黜为奴，古已有之。清代，因犯科而没入奴籍者，其要有三。其一，谓以人身抵充债务而判罚为奴，如康熙二十年(1681),阿毕大等五人盗马，按律应立决，家产妻子给失马之人。康熙圣裁，以“疑罪惟轻，本犯免死，给与为奴，则失马者得人役使，于法未为不当”为因由，减死为奴，嗣后著为定例。*参见清实录圣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九八。其二，将罪犯发遣边瘴为奴。发道为清代流刑之，将罪犯发往黑龙江吉林、滇黔回疆等关隘烟瘴之地。被发遣之人，或到改造地务农，或供人差使，或给披甲人为奴。如乾隆五十二年

9、(1787),曾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以邪教滋事的人犯，分发回城，如乌什、叶尔羌、阿克苏等地处回子为奴；参见清实录高宗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一。八。其三，受重罪家属牵连而没官为奴者。清律广事株连，一人犯科，罪及妻孥，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均凌迟，“祖父、子孙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君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TI8。康熙四十六年(1707),周铿声呈控澄海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经查勘实为周诬告以图报旦，按诬告者反坐其罪论，“将周铿声依谋叛律反坐拟斩立决，”“犯妻周郑氏给功臣之家为奴Tl9。即便是八旗后裔，亦不得游离法外，恣

10、意逍遥，功臣之后，往有不肖子孙，或谋私结党，欺君误国：或贪赃坏法，亏空国帑陷身刑辟；或发遣边远：或妻子入辛者库”20。所谓辛者库，是为整饬满族贵胄中为非作歹者的法外机构，辛者库人戴罪服役，或充当庄屯苦差，或补替兵丁坐街看更，或给予官员为奴，自此自由沦丧，非遇恩赦，无以还民。(三)民人投充投充，是清初奴仆的又一来源。所谓投充，指汉民只身或携带土地一同投靠旗人，风靡于清入关之初。投充者多为.上地被圈占的农民，因食口无资，不得不委身牛马。畿辅之地，斯风尤烈，“地多围种，人效投充”21。亦有被威迫而投充者，因八旗贵青热衷于掳掠人畜以肥私，所及之处，逼勒投充，或言语恫吓，或威势相逼，以至民心不靖。参见清

11、实录世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一五。即便是身家、田土俱在的汉民也心怀忐忑，“或恐圈地，而宁以地投”22。即基于四产可能被圈占的预期，与其被圈后一无所有，不如主动投献，或许尚能讨价番。又因东来旗人本事猎狩，惯于渔牧，不善躬耕，因此对劳动力需求量很大，除了以战俘为奴，勒力同心田作，地之所出也输其主外，还因势利导，鼓励民人投充。顺治年间，“凡贫民因无以资生，欲入满洲家下为奴者，由本主禀告户部，即准投充21,大开方便之门。民人投先与旗人圈地亦步亦趋，双向互促，于顺治到康熙年间三次大规模圈地，带地或无地投充者统计合共四万九千九百四十三人”23卜投充后身份何如？所谓投充者，即奴隶也。参见清世祖章

12、皇帝圣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6页。照旗下圈地家奴典买例，悉由本主自便”24,即投充人与典买家奴同，为家主私产，需仆从服役，听候唤使，律比畜产。（四）丁口买卖四海既平，兵戈之灾，褫掠之事，日渐尘封，人口买卖渐为奴婢来源的主流。人口买卖，建州女真时即见端倪，“野人（指女真）必掳汉人相互买卖使唤”1,“一人之价，不过十余两银耳”25290和平年代，人口买卖多因小农破产，生计无恃，衣衾无着，贫民唯可典妻甥子以求苟活。顺治年间西安地区饥荒，百姓临冻受饿，道殛相望，饿殍千里，“逃亡及卖入满洲者十六七卖入富商及满洲者亦不下十余万21康熙二十年（1681）,大同、宣府等处，连岁败荒，黔首辘辘

13、饥肠，卖鬻男女者，幼稚不过数百文钱，丁壮不过银一二两大车小车，络绎而来，辗转贩卖”2661。多口之家，顷刻东西,父难顾子，夫难保妻，骨肉分离，劳燕分飞。小农经济先天羸弱，格局分散，偶有天灾人祸，或青黄不接，因食口无资而典卖妻子者不胜胪列。此外，在纸醉金迷粉饰下的盛世太平，缙绅豪强专注于纵情声色，贪图糜乐，对蓄奴风习趋之若督，如蚁附膻。“仆从多寡，不以所司繁简而论，均以职分尊卑为定，以示等威。”27外任官员，除了携带家眷，往往还有奴婢多至数百，参见清贺长龄、张鹏飞皇朝经世文编，河南学识斋馆藏，1868年版，第436页。因此在客观上制造了庞大的人口需求。其时，广州百货琳琅，光怪陆离，1大至骡马牛羊

14、奴婢，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2661。北京地区更甚：“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从焉，牙人或引至其家选阅。28清代，围绕奴婢买卖的市场已饶具规模，有稳定的人口供应，以及相对固定的“牙人”等居间服务者，其分布之广、分工之精，可窥斑络。买来人口，一般用于劳役生产，如“徽州之吴氏、汪氏，桐城之姚氏、张氏、马氏，皆大姓也，恒买仆，或使耕凿，或使营远29。这些经辗转贩卖而来的底层劳动者，食就食，衣敝衣，“朝刈薪刍夜喂马，在夜忙碌无时休”。无论祁寒号雨，均披星戴月，日夜劳作，成为支撑康乾盛世的砥柱和中坚。三、地位与际遇奴婢的来源不一，然一旦沦落贱籍，则际遇相仿。满汉贵族不稼不稽

15、，不织不裁，手不沾雨露，足不踏泥淖，但依旧世风浮华，锦衣玉食、饮甘蹙肥。因此社会基本的生产和劳役均由奴婢等贱民阶层独力而支。世族大家的内勤外务等，所有巨细，均由奴仆张罗筹措，从田间劳作、洒扫厅堂，到盥漱衣靴，浣濯缝纫等，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甚有唆使奴仆犯科违律以助己营私者，或往外省索债，或随官赴任，或以情面干求外官，甚多借端营私，顺治帝亦由衷慨叹小民最为苦累。*参见清实录圣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九二。家主完全支配奴婢的人格与身体，而且一贯役使过度，不恤饥寒。后者偶有违忤或稍显稽迟，家主即以违反教令为由，褫夺衣食，詈骂鞭责，笞挞趣楚，视若畜产。关于奴婢的法律地位，雍正一言以蔽：“夫主仆之分，所以辨别上下而定尊卑，天经地义，不容宽纵。30首者，主奴之间，尊卑藜重，纲纪森严，并在律法规条中化意为用，对干犯家长等行为重典窕问，据大清律例刑律斗殴良贱相殴，凡奴婢殴家长者，不论有伤无伤，既遂未遂、主犯从犯，皆斩。故杀、殴杀家长者，不分首从，皆凌迟。过失杀者绞监候。过失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且不得收赎。但反之则判若霄壤，家长殴杀、故杀无罪之奴婢，课罚不过“杖六十，徒一年如若奴婢本有罪过而被家长私自殴杀，后者也仅课“杖一百”,而且1不言折伤笃疾者，非至死勿论，参见清阿桂等清史资料丛编大清律例（四），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5-57页。因之，奴主可肆无忌惮地仗法骄纵，滥设私刑，稍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