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视野中的香港悖论-AStudyofHongKongParadoxinLuXun'sWritings.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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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视野中的香港悖论AStudyofHongKongParadoxinLuXun,SWritings作者：朱崇科作者简介：朱崇科，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519082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8年第20183期第38-44页内容提要：虽然鲁迅只到过香港三次，但关于香港的论述却丰富而集中，表面上看恶评居多。香港之于鲁迅颇有悖论性：一方面，他借助香港观照中国，并在香港场域发声，呈现出中华高度；另一方面，由于他对香港了解不多，又有中原心态。鲁迅之于香港至关重要：一方面，他巧妙把脉其问题并升华了香港的地位，包含文学史/文化史地位，尽管不无深刻的片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香港曾经阻碍

2、或伤害过鲁迅。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8年08期关键词：鲁迅/香港/中华/悖论/迷思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14ZDB080）DOI:10.13471ki.jsysusse.2018.03.005鲁迅与1927年香港的遭遇既是一种偶然，也是必然：如果不是他从厦门到广州而是直接到上海，又或者他从广州不是去了上海而是重回北京终老，可能就与香港擦肩而过，但实际上这都是假设。毕竟1927年，鲁迅三次涉足香港，而且事后都有文字记录：1月17日他由厦门大学转赴中山大学途中驻足香港，18日晨离港，有关经历描述收入而已集略谈香港中；2月1

3、8-20日，鲁迅由许广平等陪同前往香港作了两场演讲，分别是18日无声的中国（收入三闲集）、19日老调子已经唱完（收入集外集拾遗）；9月28日，许、鲁二人离粤赴沪，又一次途经香港，有关感想收入再谈香港（收入而已集）。除此以外，鲁迅还有多篇杂文涉及香港，如谈激烈（收入而已集）,述香港恭祝圣诞匪笔三篇（收入三闲集），“抄靶子”（收入准风月谈）等。从此角度看，香港承载了鲁迅先生过于丰富的联想、判断，甚至可能迷思。尤其是结合后来香港在各个层面的强势崛起与慢慢由盛而衰，鲁迅的论述变成了让（港）人爱恨交加的文化遗产。相较而言,有关鲁迅与香港的关系研究亦相对丰富，但主要议题如下：第一，到底是谁邀请鲁迅赴港？一

4、般以为，根据鲁迅日记，邀请人当为香港青年会，但后面的说法有所不同。主要探讨者包括记录者刘随的鲁迅赴港演讲琐记，认为是当时香港大学的黄新彦博士邀请；而刘蜀永的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港经过，提出是赵今声邀请的；中山大学教授李伟江则在鲁迅赴港演讲始末考持类似观点等。相对晚近的论述则见于张钊贻谁邀请鲁迅赴港演讲？。他认为赵今声之说虽有漏洞，但更符合可能的历史状况；而林曼叔则在鲁迅赴香港演讲经过的几点质疑中，认为赵今声之说漏洞百出，刘随之说更可靠;而后张钊贻又撰文赵今声邀请瞥迅访港一说的若干佐证一回应林曼叔先生的质疑并分析黄之栋的辩解进行回应、反质疑与辩解。第二，讨论鲁迅杂文中香港作为“中介空间”的意义，可

5、参看陈欣瑶船舱、街道、客厅一鲁迅杂文中的“中介空间。当然还有其他散见于书中的论述，包括鲁迅之于香港形象建构的负面性等，以下会论及，此处不赘。上述研究增益我们的认知，但也可以继续开拓思考，为何香港之于鲁迅如此重要？鲁迅对香港的认知到底有着怎样的洞见与不见？在鲁迅对香港的迷思中，又有着怎样的悖论？而耐人寻味的是，鲁迅的香港遭遇两次都和广州有关,具体关涉为何？一、鲁迅的香港中介如前所述，鲁迅对香港的认知算不上是经过长期调查或居住得来的丰富/准确的实践经验，却偏偏多次提及且振振有词，颇有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感；同时，恰恰是因为涉之未深，鲁迅对香港的论述中既有超越性洞见也有一些不见/盲点。由于对香港缺

6、乏充分的历史现场感悟与现实体验，因此想当然地产生中原心态。他们将在国内适用的思想原封不动地搬到香港来，视之为天经地义，这其实也是中原心态的不自觉反映,值得我们仔细探勘。（一）中华高度：以香港观照中国毫无疑问，被尊称/谥号为“民族魂”的鲁迅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现实存在、未来发展等都有着相当浓烈的关怀和大爱倾注，关于香港的发言及书写，因此也首先是他这种精神意志的体现。当然，如果拓展开去，鲁迅思想的关注范围不只所谓的“中华高度，而实际上具有更强的超越性和开放性。他对中国传统、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思潮都有反思、批判和部分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一言以蔽之，鲁迅的思想是属于世界的。但限于篇幅，此点并非本文焦点

7、，我们还是先立足于其中华高度的角色和意义。1 .名实的辩证。从鲁迅对中国关注的角度看，香港首先是此视野中的对象和组成部分。如人所论：鲁迅在香港的两场演讲，内容很严肃，也不单讲给香港人听，反正能人场的香港人并不多，他要借这个英国殖民地南方小岛，作为他对自己国家的关注与提醒一香港历来都能给人提供许多发言空间。QD可以理解的是，在1927年2月18日的无声的中国中，他首先批判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对当时中国人个体及群体发展的滞碍：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12）不难看出在

8、新的民族主义视角把脉下的中国痼疾。为此，他也想在香港烧一把火，鼓励青年们奋勇前行：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一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从这样鼓励中不难发现鲁迅的世界眼光。正是要让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才有期待，有焦虑，有批判，也有鼓励。19日的老调子已经唱完继续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糟粕

9、（所谓软刀子）的大力破除和庄严宣判，同时也警惕外国人对此类中华文化的褒扬，并犀利指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Q4）甚至在述香港恭祝圣诞一文中，同样也以文言文吊诡地对香港尊孔以及弘扬国粹”进行嘲讽。这符合新文化运动前后，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持猛烈批判的态度及原则。2 .香港个案。如人所论：”鲁迅终竟是鲁迅，无时无地不关注着中国人，特别是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和坎坷命运。（15）毕竟鲁迅笔下的香港，作为当时的英国殖民地自有其变异和特殊性，即使单纯从华人及其境遇的视角也可见一斑。其中相当经典的论

10、述则是来自于再谈香港：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依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16）鲁迅先生担忧和呈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沦陷后的惨况。这是宏观视角，揭露的是殖民地政治运行机制和土人的悲惨境地。如果从相对微观的视角，也可以看出鲁迅敏锐的后殖民8。5丘。1。生1）视角。统治者貌似文化大一统或多元文化主义的强调，实则等级森严，主次区分，内外有别。我们不妨以“搜身为例加以说明。略谈香港中，鲁迅提及英警搜身讲英语的西装男，鲁迅评价道：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

11、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17）将之与更早时期的中国历史事件相比，显示出殖民统治中的等级森严和特权意识，相当辛辣。抄靶子”一文中，香港成了与上海对比性的存在：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竟谓之抄靶子。（18）表面上看，鲁迅对香港的批判程度轻些，实际上大前提就是大力批判殖民地/租界的不平等/歧视恶习。易言之，鲁迅对香港殖民地身份/景观的批判有一种片面的深刻：它既有自己的问题，同时又可能成为大中国的典型未来。（二）中原心态：以中国诠释香港有论者指出：通过与上海进行参照，鲁迅杂文以类似移情的方式辅助其香港经验的匮乏,试图探入香港深处别获洞天

12、。借此而发的曝露与讥刺往往立足于报章奇闻，显示出情非得已抑或有意为之的隔靴搔痒。而恰是隔靴搔痒的尴尬位置，方才使鲁迅杂文跳出香港场域的干扰，在诸多层面上一语中的，而身处多重中间位置、肩负多重中心/边缘身份的香港空间，也在鲁迅的杂文书写中成为一方醒目的异托邦。（19）平心而论，鲁迅对香港的不少认知可谓隔靴搔痒，甚至也有误读，简单而言，可以称之为“中原心态。1.畏途香港。整体而言,根据鲁迅的自我描述，其后两次香港之行颇多不快：比如演讲前的干涉，发言稿刊登时候的审查，还包括遭受刁难（据说没有给小费贿赂），再加上鲁迅心中原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爰国心炽热,导致他很多时候因为敏感和愤怒，而对香港的描述戴

13、上了有色眼镜，往往显得缺乏平常心。比如匪笔三篇从香港循环时报择录三则消息。他自己写道：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无任欢迎。但此后拟不限有韵无韵，并且廓大范围，并收土匪，骗子，犯人，疯子等等的创作。（20）易言之，他的摘录更多是负面材料,实际上这三则消息分别涉及了：撕票绑票、以吕洞宾名义讹诈钱财、流氓威胁群殴女招待。毫无疑问，这都是相当恶劣的行径：杀人放火、坑蒙拐骗、（性别）暴力抢劫。但不必多说，这也是以偏概全。2.繁复香港。某种意义上，将对传统文化猛烈批判、新旧文化高度对抗的大陆新文化运动模式搬到香港语境中来自有其限制，毕竟彼时的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已近30年。从更宏阔的语境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14、发生、发展在大中华区其实有各自的特点与模式，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在当时的马来亚，推动新文化运动最得力的人士恰恰是操持文言文、视野开阔的旧派文人，香港的状况也有点类似。如赵稀方所言：“在香港，旧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微乎其微，何来革命？如果说，在大陆文言白话之争乃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那么同为中国文化的文言白话在香港乃是同盟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对立是英文与中文一味讨伐中国旧文化，不但是自断文化根源，而且可能会造成旧文学灭亡、新文化又不能建立的局面。（21）考察略谈香港中引述香港总督金文泰的有关粤语文字，其第二条讲述的其实是如何把相对繁难的中国国故变成有利于后学学习的轻便学问，第三条则是将中华传统发扬光

15、大，推广到世界范围中去。这其实和鲁迅一贯主张的“取今复古理念惺惺相惜。易言之，剔除传统糟粕的韧性实践，在新文化立足未稳时高扬批判大窿是对的，但去芜存菁地处理传统也可以同步共振，只是不要沉入故纸堆、迷恋旧鲁迅误读香港的另一原因在于，他缺乏对殖民地国人/华人的更为深切的“理解之同情”。殖民者推广中华传统文化，固然有借助有关糟粕奴化华人的险恶用心，值得警惕。如他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所言，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22）。但现实往往是更复杂的存在。相较而言，无论是彼时的香港还是马来亚（含新加坡），大多数殖民地华人本身往往地位低下（如苦力等），他们必须在主流/官方文化以及异族多元文化的挤压中找寻并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不该忘记，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本身也必须是溯源自中华文化传统的，而同时中华文化传统也往往成为当地华人反抗奴化、葆有中华性（ChineSeneSS）（23）的重要凭借。清末怪杰辜鸿铭（1857-1928）青年时已拥有很深的西方文化造诣，后来确认自己的华族文化身份后疯狂迷恋中华文化传统，乃至矫枉过正到令人瞠目的病态个案，可以部分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