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秦汉文学研究中的惯例方法及其相关问题-OnStudyofLiteraturefromWarringStatestoQin-HanDynastyItsConventionalMet.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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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战国秦汉文学研究中的惯例方法及其相关问题OnStudyofLiteraturefromWarringStatestoQin-HanDynastyiItsConventionalMethodsandRelatedIssues作者：徐建委作者简介：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8年第20185期第130T36页内容提要：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存在一些习惯性的做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惯例方法”，这些习惯做法渗透在很多论著之中，而不为研究者所自觉，对其适用性和有效性更是缺少清醒的反思。尤其是在战国秦汉文学研究领域，这些“惯例方法”极易造成许多整体性

2、问题，甚至让整个研究领域陷入底层垮塌的泥潭。这些“惯例方法”主要有：清晰年代的预设、进化和线性思维、文本内在统一性的假设、文本是作者自我表达的载体和作者全知的假定。这些方法最终使得许多战国秦汉文学的研究变成了一种虚幻的镜像学术。TherearemethodsthatareunconsciouslyandhabituallyappliedinChineseliteraturestudieswhichwemightcal1conventionalmethods”.Thesemethodspermeatethroughmostofthestudieswithoutscholarsnecessaril

3、ybeingawareofthem,letaloneseriouslyreflectingontheirapplicabilityandvalidity.Conventionalmethods,especiallyinthefieldofWarringStatestoQin-HanLiterature,readilyaffectintegralissuesandunderminethefoundationoftheentirefieldofstudy.Thesemethods,includingthepresumptionofaccurate-datedetermination,evoluti

4、onaryandlinearthinking,presumptionoftextualintegrity,presumptionoftextasrepresentativeoftheauthor5sideasand,presumptionofomniscientauthors,ultimatelyturnsmostoftheWarringStatestoQin-HanLiteratureStudyintothestudyofillusoryimages.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9年04期关键词：战国秦汉/惯例方法/文本/作者/成书年代/WarringStateStoQi

5、n-HanDynaSty/conventionalmethod/text/author/COnIPIetiOndateOfbook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比较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文本研究”(17XNL016)o如何想象或描述战国秦汉文学，或者如何以可理解”的形式在当代语境中再现战国秦汉文学？这样的问题并不好回答。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借助某种类型的叙事架构，因为只有确定了描述或想象的逻辑，建立了一种事物的秩序，才会有故事”的讲述。而史的架构几乎是目前战国秦汉文学研究能够采用的唯一选择，本文所使用的“战国秦汉一词，就是史学的用语。那么，它

6、是战国秦汉文学研究唯一有效的架构吗？恐未必然。但至少在目前，我们还很难摆脱对史学逻辑的依赖。如何讲述历史，也会有不同的叙事模型，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有精彩的表述，笔者无须赘述。历史的描述或想象需要清晰的时间线作为基础，在时间线基础上，选择哪些内容、如何讲述它们，则需要一些基本的共识。没有这些共识，研究者之间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这些共识并不是研究中处理文献或思考问题的方法，而是研究者在开始研究工作之前，就已经按照某种研究的传统而选定的“做法”，或者可以称之为惯例方法。比如在作品研究中，研究者会很自然地从修辞、技巧、思想以及文学史意义等方面去思考，而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从这些

7、方面来切入，这就是“惯例方法”的意思。它们是文学研究中的方法的方法（元方法），或者也可以叫“地下方法，因为它们并没有出现在研究的表层。文学研究的地上建筑是以这些地下方法为基础的。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惯例方法许多源自西方学术传统，甚至可以说主要来自欧洲19世纪文学史研究的传统，但对其适用性和有效性罕有清醒的反思。战国秦汉文学研究因其材料特点，那些成为研究默认程序的惯例方法很多都不适用或适用性存疑，兹略举五条，以供讨论：一、清晰年代的预设近一百年来，战国秦汉文学文献研究往往纠缠于作者、真伪与成书年代这三个问题，遗憾的是，这些问题似乎永远纠缠不清。它们在被提出之前，研究者默认了这样

8、一个假定：战国秦汉古书的主体部分有一个精确的成书年代，但我们几乎找不出一部这样的战国秦汉文献。春秋三传、特别是左传成书问题的研究大概可以算这个问题最有名的例子了。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日：春秋一经，今附于公羊、毅梁、左氏三传以行。经文大同而房，三本孰得其真，学者不能无疑。传文引史释经，更复彼此离殊，孰得春秋著者笔法之真谛，孰得隐、哀间二百四十余年实事之真相，又成千古疑案。二千年来，学者抑扬异致，取舍不同，驳辩既烈，转益纷挛矣20世纪以来，关于左传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尤其热烈，预言、岁星纪年、冬至日误差均成为判断左传年代的坚实证据，但三者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据预言判断，左传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

9、某个时刻，卫聚贤的结论是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03年之间，梁启超判断在公元前381年之前，刘汝霖则认为应该在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40年之间，赵光贤判断是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52年之间，杨伯峻的看法则是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还有许多学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过推断，兹不赘述。新城新藏根据左传中岁星纪年问题，判断左传成书在公元前365年至公元前329年之间，陈久金甚至更加精确的定为公元前365年，这与预言得出的结论比较接近。但是，左传中历日的记载却直接将此书成书年代下推到了西汉晚期。左传中的历日往往与鲁历不合，多数先天一二日，因此王韬判断这些历日是后人追改，而张培瑜更为准确的推算了左

10、传历日，特别是据两条日南至的记载，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西汉太初历施行期间，汉书五行志所记其时日食绝大多数发生于历法的晦日。可知是时历法后天约为1日。汉书律历志世经中刘歆用三统历推得，僖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襄二十七年九月乙亥朔（因再失闰，传书十一月）、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昭二十年正月乙丑朔（失一闰，传言二月），等等，都与左传说法完全相同。三统四分之法，300年朔差1日。公元前1世纪时三统历后天1日，那么用三统历推算600年前（前7世纪）的历日，一定会先天1日，这与左传所增历日先天情况基本相符。也就是说，左传历日的先天情况与汉志世经用三统历推得的大致相同。说明左传历日与周历、三统历有着某种

11、关系。张先生其实已经判断出今本左传中的历日记载很可能是刘歆或其后学据三统历增入，但却没有明说。因为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这二条日南至资料与以三统历等历法推算相合，因而可认为是刘歆或者其他人篡入。但也可以作相反的解释，即三统历等历法在制定时是把这二条资料当作实测资料考虑在内的，所以它们应与此等历法符合。但据春秋日食记录，日食大都发生在朔，而此资料朔日差误一日以上，是难以解释的。左传新增历朔有18条，多数先天（包括这两条日南至之朔日）。若三统历仅依据左传新增历朔来制定，而不考虑春秋日食记录及其他历朔资料的话，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左传新增历日应为后来增入，增入的时间当是西汉中后期，极有可能就是刘歆。

12、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结论虽然不能成立，但刘歆确曾染指于左传，恐也是事实。另外，高本汉据语法判断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洪业发现今本左传有避讳邦、盈的现象，故此书似写定于汉惠帝时代。总之，依据不同的材料类型,对左传成书年代的判断也会有不同。学者们对每一类材料的考证，尤其是对预言、历法的考证又坚实无比，似无法否定。但这两种途径的考证得出的结论却相差很大。因此，只能说左传是一部累积成书的著作，没有固定的或单一的成书年代。于是，左传也就无所谓作者、真伪了。可以说，作者、真伪和成书年代三个问题，在战国秦汉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都是伪命题。战国秦汉典籍多数都属于长时段文献，它们之间排不出

13、一个先后次序清楚的年代序列，任何有这种构想的做法，都将是徒劳的。但为什么我们又热衷于探索成书年代问题呢？也许还是老套的研究模式在作祟。文学的思想、情感、风格、技巧、历史位置等问题都需要一个时间的坐标，需要作品背后的作者，也就是需要任何作品都有一个清晰的年代。二、进化假设和线性的历史构造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形成于20世纪初，那是进化论盛行年代。1928年8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发行，卷首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云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似乎这是无须特别说明的一个认识，足见当时进化论之风行。那时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的叙事中都有进化论的影子。绵延至今，进化论

14、的幽灵一直在文学史研究中徘徊。从老子、论语到庄子、孟子，是说理散文的进化；从诗经到楚辞，是诗歌语言的进化；从永明体到近体诗是诗歌格律的进化；从魏晋志怪到唐传奇是古小说的进化等等，这样的想法或叙述几乎就是文学研究者的常识。另外，许多著作还会提到文体的衰落，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生物体的生长与衰老。这种简单的进化论模式，甚至会自动地创建进化链，我们每一个受过文学史教育的人，似乎都能摸着树状进化图谱，把诗歌、文章、小说、戏曲的生长轨迹给复述出来，这么清晰的图谱，其有效性自然值得怀疑。首先，我们是否相对全面地看到了古代的材料？就战国秦汉时代的材料而言，今天即便是能够看到当时1%的材料也是奢望。以汉书艺文志为

15、例，其所录图书多数散佚。兵书略录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数术略录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这三略二百七十九家，近四千卷（篇）文献中，除吴孙子兵法、魏缭、山海经、黄帝内经等四部流传下来，齐孙子出土于银雀山汉墓外，其他尽数失传。相对而言，“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中，流传于后世的略多，但在整个汉志当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不会很高。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汉志所录仅仅是未央宫藏书，这些书虽然大体可以反映当时精英知识的主要文献类型，却不可能是当时的所有文献的表征，毕竟这批藏书只有一万多卷，而汉代及其以前的文献自然远不止这些。尽管我们不能确知具体数目，但从世界其他文明的同时期文献流传量来看，汉代的文献恐怕绝不止一万多卷，如亚历山大时期的图书整理就有近七十万卷。因此，依据这么少的材料所看到的进依口线性的历史，是不是一种被制造的进化？战国秦汉时代那些流传下来的文献与当时的文献总体相比较，大约也就是一些零星的碎片，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文献总体想象成一只50厘米高的瓷瓶，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数量不多的几毫米大的碎片。依靠这么点碎片，是很难复原那个瓶子的形状的。各种战国秦汉文学史的讲述，恐怕会是我们利用零星文献臆想出来的一只没有意义的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