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萧统颂赞观对话的可能性-OnthePossibilityofDialoguebetweenLiuXieandXiaoTong'sConceptofPraise.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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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刘勰、萧统颂赞观对话的可能性OnthePossibilityofDialoguebetweenLiuXieandXiaoTong,sConceptofPraise作者：申慈萍/张志勇作者简介：申慧萍（1972-）,女，安徽阜阳人，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安徽阜阳236015；张志勇（1971-）,男，安徽界首人，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保定071002原文出处：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0196期第63-70页内容提要：刘勰，萧统的颂赞观具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即二人对颂赞文的态度具有对话的可能性，其现实基础就是“永明文学”。萧统文选中的颂赞观虽然渗透了刘勰

2、文心雕龙的观点，但这种接受又不是轨辙前辈。对于颂体，刘勰和萧统都对其“美盛德而述形容”的用途予以强调，但刘勰固守诗经“容告神明”的传统，萧统则将所谓的“野颂”“杂颂”和颂之“讹体”纳入“颂文”的范围之内。于赞体而言，刘勰认为赞有正变两体，正体是作为礼仪活动或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起着说明、辅助的作用，变体则含有褒贬、劝诫之意，而萧统的赞体现更倾向于赞乃褒美之辞。同时，对于颂赞二体的关系，文选也明显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期刊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6期关键词:文心雕龙/文选/颂赞观/对话性/异同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前颂赞文体研究”（19FZBO66）。中图

3、分类号：1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310（2019）06-0063-08作为文体属类，颂、赞虽称谓不同而似为一类，大体说来，赞、颂都是称美之辞，赞即同颂，东汉桓范赞象日：“夫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清代独编古文辞类纂序日：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2今天我们一般将颂、赞并提，就是从表现功能上考虑到颂、赞主要是褒美之辞。但是这二者在历史上曾被明确地划分为两种文体，并不因其表现功能的相同而归为一体，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文章体式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和变化，作为文体形式的颂、赞，其具体含义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南朝的

4、刘勰著文心雕龙和萧统所编文选，虽然都将颂、赞作为两种独立的文体，但是两者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为什么同处一个时代，成书相距20余年的光景，竟会产生如此的差异？这个现象（或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问题，现在仍然被不少学者所关注。此问题最早应为清季孙梅提出：“其时昭明太子篡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IX二书宜相辅而行。3之后，对此问题的研究，成为近现代“选学和“龙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出现了相对较多的论文。主要有：孙耀斌的刘勰论颂、赞之流变一兼论画赞和题画诗4,韩晖的从（文选分类看萧统对赋体的体认5,高明峰的试论文选与文心雕龙对颂赞二体评录之异同6,

5、许红英的文选颂体文初探7,柳传堆的颂诗的流变与诗学意义新解8、郭洪涛的刘勰颂体观及其颂作批评之得失9、李小兰的文心雕龙）批评文体三品10等。由于研究只涉及颂、赞这两种文体，所以，对于文选与文心雕龙关系的探讨，也仅放在颂和赞这两种文体上，对其它方面不多涉及。通过对各自书中颂、赞的探究，辨明二者的颂、赞观念，辨析它们在颂、赞观上的异同，籍此考察作为文体的颂、赞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具体含义和演变。对于刘勰、萧统颂赞观之差异的问题，似可以对话”为角度，从创作者、接受者、理论与接受的大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结合上加以深入考察。至于前代的颂赞文学，恐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过去已经死亡了的遗产。实际上，两个人对于前代的文

6、学艺术的判断，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与不同的标准灵活地加以运用的，文心雕龙之后，文学还在不断地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前期，刘勰在和文坛地位显赫的沈约对话中，文心雕龙是一个中介，促进了为表明自己文学才华的刘勰与沈约的文学交流；同时，在和当时文学圈的对话中，文心雕龙是青年后生刘勰灵感的一个来源，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满足听众的心理预期；而对萧统本人来说，刘勰却是一位长他30岁的可以作为谈话对象的前辈。而到后来萧统主编文选时，已成传统”的文心雕龙，仅是作为资源和对话参与者，萧统自己的文学主张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刘勰的身影则逐渐淡出。一、文心雕龙与文选之颂体观于颂体而言，文心雕龙和文选都对其“美盛德而述形容的用途予以

7、承认，但是前者固守诗经之“颂诗以传的容告神明的传统，将颂体拘囿在一隅，所以刘勰虽然在颂赞篇里梳理了各个时代的颂体的代表，提到了左丘明将晋人的“原田和鲁人的裘IF当作颂体，以及屈原的橘颂等，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颂；文选则突破了文心雕龙的局限，所选颂体5篇，虽然在称美这一点上并未改变，但是或发议论，或近乎雅，或诙谐荒诞，等等，并不似容告神明”的周颂时迈之类，这反映出文选逐渐接纳了文心雕龙中所谓的野颂杂颂和颂之讹体，将其纳入“颂体文学”这一概念范围之内了。颂之源起，一般都追溯到诗经。诗序中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1在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之前，李充翰林论和任昉的文章缘起选录

8、文章时已标有颂或赞之体，而挚虞、陆机都对颂体有所论及，并且对颂源于诗”这一观点有所申明和继承：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道：”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l1905陆机文赋日：颂优游以彬蔚。12优游彬蔚是指颂要写得从容不迫，盛美而不纵恣，这与美盛德而述形容的要求是一致的，可见陆机与曹丕、挚虞在颂体观上直接继承了诗序的观点。故而有论者指出：作为文体意义的颂，尽管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某些变化，然而其核心却没有脱离诗序的概念。换言之，后世颂体创作的主流，其内容不夕呼美盛德；其行文则以铺叙为主，叙说成功之形容

9、；而其表现形式，则是要在宗庙的祭祀中进行诵唱。13需要指出的是，曹丕诸人论颂体，围绕着诗序而进行，既无专篇，也乏详论，对颂体之特点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和细化，直到刘勰那里，他设立专篇，方始对其做了详致的论述和归纳。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所论之颂体，有其特定的体式和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其功能用途来看，颂用来表现形貌仪容，赞美、歌颂功德，即美盛德而述形容”容体底颂。第二，从其适用对象和场合来看，颂主告神乃宗庙之正歌，也就是说，刘勰认为颂不仅仅只是赞美之辞而已，它还有特定的适用对象和场合，即颂用于向神明禀告功德的祭祀活动，而“非宴飨之常咏”，不是随便什么场合和对象能适用的。第三，从内容层面

10、和风格来看，义必纯美，颂必须纯正美善，这是由其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正因为颂是用于向神明禀告功德的，它的内容就必须典懿，虽然有描述铺叙，但是又不能“入华侈之区”，要得体庄重。如此看来，刘勰文心雕龙从颂的实用性特点出发，对颂体做了较系统的分析，探讨不可谓不详细，但是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局限也是很明显的，郭洪涛刘勰颂体观及其颂作批评之得失一文指出：刘勰对文体的分析和认识还是比较全面的。他不仅着眼于文体的形式，而且更强调了文体的内容和功能，从而建构起比较全面科学的文体理论框架。这对于古代文体学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刘勰的文体论是建立在原道征圣宗经尊儒的主观预设基础上的，因此在对具体文体的

11、认识上，刘勰不顾客观事实，将不合于自己所定标准的颂作都排除在外，认为它们是变体、谬体、讹体，使得他的颂体观脱离了实际。9刘勰的颂体观拘守于诗经的传统，而不敢与世推移，根据文体自身的发展来总结颂体的特点和规律，不能不说是他论颂体的局限。他看到了颂体自诗经发展而来,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所谓的野诵之变体如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耀，杂颂”如曹植的皇太子生颂、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等，但是对它们的态度是批评多于肯定，认为这些颂是谬体讹体”，渐渐失却了诗经颂的传统而走上了歧路。所以，文心雕龙颂赞篇举出了那么多颂体文的例子一咸墨为颂、商颂周颂清庙、原田裘震、屈原的橘颂、秦始皇的刻石文、汉代惠、景二帝时的乐

12、舞颂歌、扬雄的赵充国颂、班固的安丰戴侯颂和年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的显宗颂和西征颂、史岑的和熹邓后颂、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崔谖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曹植的皇太子生颂、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一实际上在这些例子中，三颂以降，刘勰的批评和不满是很明显的：原田裘Ir因变神明之告而为人事之讽；橘颂情思文采都很好，却将颂的对象由盛德变为芳草之类的细物；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和傅毅的西征颂序文反倒多于作为正文的颂文，变为序引以致“谬体”；崔媛的南阳文学颂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也有“喧宾夺主主客颠倒”的问题，序文写得很华美，颂文却太过简约；曹植的皇太子生颂和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虽日“颂，却褒贬杂居，是末

13、代之讹体.相较于文心雕龙颂赞篇所论，文选所体现的颂体观显得更为圆融通达一些。与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专著不同，文选是一部诗文总集，这就决定了它的关注点不是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的阐发，而是注重对文学作品的取舍编选，也正是由于这样一部总集标立文体，分门别类地编排各个作品，从其体例、标目和具体篇目的选取归类上，很能反映出主要编选者萧统的文学眼光和思想。与文心雕龙所论颂体乃美盛德之形容”一样，文选所选五篇作品也都是侧重于褒赞之辞,如第一篇是西汉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对圣主和贤臣的关系作了论说,赞颂了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第二篇是西汉扬雄的赵充国颂，赞颂了汉代大将赵充国的

14、功绩；第三篇是东汉史岑的出师颂，其本事如范晔后汉书所载凉部叛羌，摇荡西州，诏鹭将兵击之。出师颂就是对邓鹭出师平定西凉部叛乱进行赞颂；第四篇是魏晋时人刘伶的酒德颂,刘伶以嗜酒名诸于世，世说新语和晋书都载有刘伶醉酒的故事，文中所赞颂的那位唯酒是务的大人先生，俨然是作者自身的写照；第五篇是西晋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对有功于汉室天下社稷的31位功臣进行了赞颂。除此之外，文选体现出的颂体观，则与文心雕龙提出的“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颂惟典懿辞必清卷完全不同，而是呈现出对文心雕龙本于宗经、彳正圣”思想而标立文体的突破。将文选与文心雕龙所录颂体文对比来看,二者都选取了扬雄的赵充国颂和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文选将其录于

15、颂体名下，当是以其皆为颂体文无疑，而文心雕龙虽提及此二者，却并不完全将其视作真正的颂体。文心雕龙对赵充国颂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其日：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瓢1、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荣，典章一也。认为赵充国颂等文是继承了鲁颂商颂之传统。对于汉高祖功臣颂，文心雕龙则颇有不满和批评：”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汉高祖功臣颂以赞颂汉之功臣为主，其间的确杂有贬抑批评之辞，如写英布日：烈烈聪布，眈眈其眄。名冠疆楚，锋犹骇电。睹几蝉蜕，悟主革面。肇彼枭风，翻为我扇。天命方辑，王在东夏。矫矫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宠禄来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谋之不臧，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