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早期电影“教化”思潮-OntheTrendofEducationinEarlyChineseMovies.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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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早期电影“教化”思潮OntheTrendofEducationinEarlyChineseMovies作者：江明作者简介：江萌，江苏开放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19年第20196期第224-231页内容提要：以明星影片公司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电影“教化”思潮，希望通过电影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不足，注重“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以教化人生、教化社会为主旨；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电影“艺术幼稚的时代，实在不敢太新”，因而提出“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主张“在戏里面把感化人心的善意穿插进去”，探索”影戏的意味及摄成影戏的可能性”。“教

2、化”思潮注重电影的社会使命感和教育功能，强调“主义”的表达要与较好的电影叙事相结合，努力探索电影的审美特性，是中国早期重要的电影思想观念，对于中国现代民族电影的观念建构和创作实践具有重要作用。期刊名称：影视艺术复印期号：2020年03期关键词：中国早期电影/明星影片公司/现代民族电影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早期电影与外来影响(16YJC760017)阶段性成果。中国早期教化电影思潮以明星影片公司为代表。1922年郑正秋、张石川等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之初，便在公司宣言中强调，他们希望通过电影补家庭教育暨学校教育之不及，可以凭着良心上的主张，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

3、影片里。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包天笑、郑鹏鸽、任矜苹等明星公司主将，其影片大都是遵循这种思想观念创作的，并且其观念和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在影坛酿成一股思潮。中国早期电影教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民族电影观念的初步建构有着重要关联。以明星公司为代表的电影家为什么要强调电影的教化？他们注重电影教化”什么？他们主张电影如何教化？透过中国早期电影“教化”思潮，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电影家及影评人、观众，对于电影与现实的关系，和对于电影的审美本质、艺术表现、美学价值等问题的探讨，体现出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人们对于电影的认知与理解。一、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郑正秋、张石川等组建明星公司拍摄电影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

4、为当时外国影片大量译介到中国，受到民众极大欢迎，使得中国电影人感受到了威胁。他们认为假使中国人自己不办，恐怕外国影戏要蓬蓬勃勃地漫延到全中国。所以为了与外片抗衡，为了在世界影坛让中国电影占据一席之地，明星公司决定开通风气，适应潮流，呼吁大家从艺术上竞争，替中国挽回些体面和权利。另一方面，则是要中国电影承担起教化”的艺术使命，以拨开云雾，启发群氓使夫超魅粥胭，无所隐藏，从而开启一条电影教化社会的光明之路。郑正秋早年从事话剧运动、编演剧本大都倾向于社会教育。他认为，剧场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也。他还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讨论艺术还为时过早，戏剧应该更多地注重社会教化功能。

5、郑正秋坦承，我之作剧，什九为社会教育，以言乎艺术，则不敢自夸，实如尚在襁褓之小儿焉。这种观念也体现在他编剧、导演的影片里。郑正秋强调，电影家应该在每一个片子里面，每插得进一分良心上的主张，就插一分。正因为如此，郑正秋坚持电影必须教化社会的主张，强调明星公司应该拍摄长片正剧。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伊始，郑正秋便提出：明星作品，初与国人相见于银幕上，自以正剧为宜，盖破题儿第一遭事，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受郑正秋影响，明星公司其他成员也认识到，电影不只是一种娱乐，它更有辅助教育和文化的力量，电影事业与“国民道德等有绝大关系。明星公司的这种思想观念，与当8三兴国片、抗衡外片的热潮相互激荡，在电影

6、以“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这一点上，逐渐形成中国早期影坛的共识：凡确有宣扬国光、辅助教育之价值者，政府应给予特别之奖章奖凭，以引起影片公司之竞争心，俾谋艺术之精进。但是另一方面，郑正秋、张石川等又看到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观众来说，当时的中国电影都还处在艺术幼稚的时代，实在不敢太新，认为照中国现在的时代，实在不宜太深、不宜太高，应当替大多数人打算，不能单为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打算的；唯有循循善诱，使观众先养成辨别戏剧高下之眼光，渐渐相互增加艺术之观念，而期达纯粹艺术之戏剧，得告成功之目的焉（11）。至于如何培养观众欣赏艺术电影的能力，郑正秋认为不可操之过急，需要抱定一个分三步走的宗旨，第一步不妨迎

7、合社会心理，第二步就是适应社会心理，第三步方才走到提高的路上去，也就是改良社会心理啊!总之，取材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主张。这样的“三步走策略，强调对于观众艺术观赏力的引导需要逐步提高，不可操之过急，否则离开现社会太远，非但大多数的普通看客莫名其妙，不能得到精神上的快感，而且于营业上也难得美满的结果（12）。由此，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也就成为明星公司的核心观念，决定着明星公司电影摄制的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所谓加一点良心，就是他们所提倡的正当之主义，或谓凭着良心上的主张，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所谓营业主义，就是郑正秋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所强调的在戏里面把感化人心的善意穿

8、插进去。为什么明星公司电影家会形成这种电影思想观念呢？对于郑正秋、张石川等人来说，这是他们从观众出发、从社会审美需求出发的电影追求。他们看到，注重艺术的知识阶层观众在当时中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观众喜爱的是家庭伦理剧式影片一“试观一二国制影片之研求艺术者，营业皆不振，而其他注重剧情、劝惩色彩极浓厚者，则甚受普通社会之欢迎，由此可知中国观众之程度，犹在初步，而制片公司为培养根基起见，亦只能察其需要，逐渐提高为知识阶级、普通观众两皆满意，实为不可能之事。为推广营业计，乃不得不降格以从俗（13）。可见着重教化”的电影家，对于劝惩和剧情之重视。事实证明，这也是他们的影片受到观众欢迎的缘由所在。从社会审美

9、需求着眼，他们看到当时国民混沌、世风日下，而呼吁电影摄制必须注重伦理。美国影片慈母在中国公映大受欢迎，就是人们感到在素重伦理、教孝为先的中国，近数年间，邪说横行，世道日坏，慈孝之风，亦稍稍衰矣，而此片注重伦理，教人慈孝，与我国数千年来之旧道德，暗标吻合（14）。与之相同，明星公司摄制的注重伦理、教人慈孝的孤儿救祖记，也是“开演以来，评无虚日，影片竞承江苏省教育会特予表扬，又承各报奖誉有加（15）。这些，都大大强化了明星公司的“教化”电影观念，也使得其他赞同这种思想观念的电影家、影评人和观众，认识到电影与伦理道德有着密切关联：”影戏对于一般人的影响，道德方面较之知识方面似乎更多影戏所昭示于人们的

10、，在知识方面只是零碎的片段，而在道德方面，却很可以彰明是非善恶的公共标准。（16）他们认为教化”电影有助于提高电影内容的道德标准，对于促进社会伦理道德水准的提升非常重要。就观众欣赏需求来说，当时中国观众不但喜欢教化题材，并且偏爱矛盾冲突激烈的故事，善恶有报等情节。正因为如此，郑正秋、张石川他们一方面强调戏剧必须有主义，另一方面又强调缘观众心理，欢迎火爆，不喜冷隽，于是作剧者亦偏重剧烈之事实善者极善，恶者极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又为千篇一律之剧规（17）。面对观众如此欣赏需求，他们认为一味追求艺术显然不是当时中国电影发展的出路，而应该适当地迎合观众、循循善诱，从而达到逐渐教化、改造和提高的目

11、的。这是中国电影发展初期，明星公司电影家根据中国社会、中国观众的实际情形，而提倡的一种实践性极强的电影观念。而1923年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则不仅促使明星公司在中国影坛崛起，也促使电影教化”观念在中国影坛产生广泛影响。这部宣扬劝善惩恶、富含教化意味的影片，无论是剧情设置、演员表演，还是镜头构图、胶片剪接等都达到空前成功，受到社会与观众的一致好评。如论者所言：孤救祖记出,国入耳目一新。电影事业，初基确定。制片公司，接踵而起。Q8）其巨大的影响力，使得教化观念酿成一股颇有声势的电影思潮。二、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明星公司的影片大都有主义。当时就有评论者认为看影戏,要看有主义的影戏这

12、一类剧本，在中国要推明星公司制得最多（19）。当然，强调处在艺术幼稚的时代，实在不敢太新”的明星公司，其电影的主义”有其特定的内涵。这就是前引郑正秋所谓每一个片子里面，每插得进一分良心上的主张，就插一分，亦即前引明星公司宣言所谓“凭着良心上的主张，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那么郑正秋等人着重强调电影教化”什么呢？明星公司虽然也拍摄过滑稽大王游沪记等滑稽片,张欣生等侦探片，好哥哥等反战片，但是，他们大多数影片是从迎合社会心理、适应社会心理出发,面向普通市民观众，强调写家庭故事、善恶报应、伦理道德等教化题材和主题。大致有以下四类：其一，描写亲子之爱，揭示家庭遗产、儿童教育等问题，灌输

13、教孝教节等伦理道德。如孤儿救祖记苦儿弱女等影片。明星公司强调中国电影要多写“亲子之爱，认为是人都有情感的，但是西人多偏重的是男女之爱，中国一向注重的是亲子之爱，所以中国影戏（应该）注重母子之爱和父女之爱的作品（20）。而描写家庭亲子之爱，自然会涉及遗产问题和教育问题。孤儿救祖记中就有遗产制度的害处和“如何处置遗产的问题,同时带出教育问题：多数贫民子弟，因贫失学，任其游荡，实是社会之大患、未来之殷忧。故不提倡普及教育则已，否则，必先多办义务学校；而家庭中以儿童为本位，而儿童感染最深的便是母亲。若母教不良，则儿童的前途必很危险（21）。进一步，该片又在亲子之爱、家庭遗产、儿童教育等描写中，灌输了教

14、孝教节等伦理道德。时评孤儿救祖记宣扬善恶报应,不涉迷信，而惩劝之意，能令观者一目了然；富翁之捐资助学，孀媳之茹苦抚孤，均足促人兴起（22）,即是创作者所注重之教化。其二，描写旧式婚姻，批判封建的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如最后之良心空谷兰小情人等影片。明星公司摄制小情人空谷兰，就是要攻击传统的门当户对之见，批判男女两性之不平等，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封建婚姻制度与家庭制度的不满。明星公司抨击封建婚姻制度与家庭制度最尖锐者，是郑正秋编导的最后之良心“把儿女当货币，由着媒妁去伸卖，不良的婚制，活埋了多少男女的终身!养媳妇和招女婿底陋习，至今没有废尽；抱牌位做亲，尤其残忍得狠。这部最后之良心就是对不良的婚

15、姻的攻击（23）。故当时舆论界评价，明星公司的影片，可以“使观众目击这种腐败而无人道的恶习，起而纠正改革之，是他真正的价值。不仅乎艺术上的贡献，亦是有功于世道人心的杰作（24）。其三，描写家庭生活，批判旧伦理，提倡新伦理。如影片一个小工人血泪碑。两部影片都是讲述旧家庭不容新生活，耽误儿女终身的故事。一个小工人使观众目睹了子女在父母操纵下的痛苦生活,教化人们旧习不可拘，不义之财不可图。血泪碑则使观众看到父母任意干涉孩子的人生，或是造成阻碍正当的自由恋爱，由误会而发生意外；或是造成不正当的秘密恋爱，由嫉妒而发生祸患。这些影片描写了新进与保守思想的冲突，描写了男女间之真情、社会间之黑暗，以及旧道德葬人身心、旧社会里父母害尽子女”，由此提倡可以得到男女真情”的新伦理、新道德，批判葬人身心的旧伦理、旧道德（25）。其四，描写女性悲惨命运，批判现实黑暗。如上海一妇人可怜的闺女等影片。这些影片,或者写女性由于生活困顿而人格堕落，或者写女性遭受旧社会制度的欺压而生存艰难等情形。郑正秋等电影家同情这些底层女性并为她们大声呐喊，如上海一妇人提出了“娼岂生而为娼者，社会造成之也”的抗议；可怜的闺女表达了拆白不除，有碍妇女解放的吁求（26）。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