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与佛教关系初探.docx

《蔡襄与佛教关系初探.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蔡襄与佛教关系初探.docx（8页珍藏版）》请在优知文库上搜索。

1、与佛教关三探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宋代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一方面，宋代佛教注重向下发展，世俗化与平民化的特征突出，对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都造成了重要影响，甚至“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TI；另一方面，佛教的中国化，或称“儒学化”，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儒学与佛、道二教在斗争中逐渐走向融通，“三教合一”的趋势愈演愈烈，并由此形成了两宋独特的思想文化氛围。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的士大夫们在修习儒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和僧人、佛学打交道。因此，如何处理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便成了他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关于宋代士大夫与佛教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哲学领域，其中尤以对欧阳修、王安

2、石、二程、朱熹等名宦大儒的关注为多。止匕外，亦有学者从整体上把握佛教对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影响。蒋义斌先生指出，宋儒与佛教之间“虽有鱼水相和的一面，也有紧张冲突的一面”2,儒释调和论与士大夫的排佛论在宋代是同时存在、共同发展的。崔文彬认为，宋代士大夫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具有功利性和多重性等特征，宋儒的理性精神亦体现于其中3。崔延平则重点考察了北宋士大夫与僧人之间的交游情况，认为“得道高僧以诗歌、茶道、琴棋书画等技艺吸引士大夫与之交游”4,进而对其生活方式和处世心态产生影响。上述研究都从不同层面给了笔者很多启发，但亦可看出，前人对于地方层面上宋代士大夫与佛教之间关系的探讨是有所欠缺的。而北宋中期的名臣蔡

3、襄在出知泉州、福州等地时，一方面常常出入于寺院，并与当地的僧人在地方事务上有所合作；另一方面，却又数次撰文批判崇佛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他的这种看似矛盾的对待佛教的态度，恰恰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和地方官群体中具有典型性。目前，学界对于蔡襄与佛教关系的研究仍属空白。本文希望以此为中心展开讨论，进一步推进对蔡襄思想的认识，同时为考察宋代佛教的发展状况，以及佛教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路径。一、佛教对蔡襄成长环境的影响自唐代以来，佛教便在福建地区迅速发展。唐末五代之际，“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5。统治者的佞佛行为也深刻影响了闽地的民众。例如在莆田地区便出现了“

4、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五百余区”6的现象。入宋以后，闽人的崇佛热情越发高涨，“富民翁妪，倾施优产，以立院宇者亡限”78147。因此，时人有“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8的说法。此外，由于归入僧籍便可摆脱徭役，且无衣食之忧，因此“中人以下之产，为子孙计，往往逃儒归释”9,这使得闽地僧人的数量亦居于全国前列。由此可见，宋史所说的“重浮屠之教TlO2210确为当时八闽地区的一大社会风俗。而蔡襄从出生起，直至18岁离乡参加科考之前，一直生活在闽地。可以推想，他在耳濡目染之下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当是不可避免的。蔡襄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诞生于兴化军仙游县

5、(今属福建省莆田市)的一户农家。天圣七年(1029),蔡襄赴开封府参加解试，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为节省时间备战来年春季的省试，蔡襄没有选择回乡，而是在好友凌景阳的安排下，寄居于江阴军悟空院。近半年的寺院生活使得蔡襄深受佛教的熏染，并与僧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天圣八年(1030)春，蔡襄从江阴军入京参加了省试和殿试，最终以甲科第十名登进士第，并被授予漳州军事判官之职。赴任之前，蔡襄决定先回乡看望父母。在途经江阴军时，他重返悟空院，并题诗于寺壁之上，诗云:“寂寂精庐切半空，古原高下稻花中。莲趺披素轻云梵，花萼雕红细雨宫。孤鹤唾迷千树月，断蝉吟绕五更风。心縻尺组遥相谢，归马南蹄疾似蓬。表达了对悟空院清幽

6、环境的赞美以及对院僧的感谢之意。35年后，当蔡襄得知这首诗被悟空院的僧人妥善保存时，又写下了“闻道故人时拂拭，此生无奈旧情何T11118的诗句，可见蔡襄对于自己在悟空院的寄寓经历是难以忘怀的。在经过南剑州剑浦县时，蔡襄在县中的黯淡院妙峰阁留下了题字12。之后，他又造访了位于莆田囊山的慈寿寺。嘉祐五年(1060),蔡襄重游此寺，写有过囊山寄宏师诗，诗云:“三十年前登第初，青衫嬴马叩禅居。鬓毛白尽犹奔走，惭愧高人得自如。慈寿寺俗称囊山寺，始建于唐中和元年(881)。该寺“岁收谷瑜万方”13,寺院经济十分发达，且被当地人视为“游息之所”。蔡襄于归乡途中造访此寺，应当主要是为了解决旅途中的食宿之需。但

7、从这首诗中也可看出，蔡襄与住持此寺的宏法师是有所交往的。在回乡见过父母后，蔡襄又到泉州惠安县拜见了舅父。在这里，他应邀为当地的一座寺院灵光院撰写了碑记14。可以看出，天圣八年蔡襄的归乡之途是与佛教紧密联系的。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佛教已经完全渗透进了福建路、两浙路等地民众的生活中，佛寺已经成为土人和平民寄宿、游玩甚至读书、学习的重要场所：另一方面，从蔡襄为寺院题诗、作记和“叩禅居”的举动，亦可看出此时尚处青年时期的蔡襄受到了佛教文化多方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当与前述宋代福建地区佛教兴盛的社会背景和他在悟空院近半年的寄寓经历之间有所关联。二、蔡襄与僧人的交往与合作如果说充斥着佛教因素的成长环境使得蔡

8、襄被动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那么从他的诗文中则可看到，在步入仕途后，蔡襄主动地出入于寺院，并与众多佛教人士进行交往与合作。下面先对他与宗要、惟政等6名禅友之间的交往状况进行考证与梳理。宗耍禅师居于漳州白莲院。蔡襄在任漳州军事判官时，常与友人宴游于此，因此与宗要相结识。庆历八年(1048),蔡襄在福建路转运使任上巡历部郡，重返漳州白莲院，看望宗要禅师。此时宗要年事已高，蔡襄不禁慨叹“重寻兰若余芳在，却怪桑门老态生宗要将10把纸扇赠与蔡襄，蔡襄于其上各题一绝，其一云:“山僧遗我白纸扇，入手轻快清风多。物无大小贵适用，何必吴绫与蜀罗。可见两人间的友情是朴素且珍贵的。惟政禅师，字涣然，华亭人，“幼有卓识

9、，十八具戒，即游方问道，凡三十年”，后定居于杭州功臣山净土院。史载其人“高韵超俗”，好作诗、善书法，“出入常跨一黄牛”,被世人称为“政黄牛工15在他的寓所中有7颗奇石，分别呈fit麟、孤鹤、苍鹰等物象之形。景祐三年(1036),蔡襄在游历杭州时受其邀请观赏了奇石，并作七石序以记其事。在序中，蔡襄不仅赞叹了奇石的天然之美，还将惟政比作奇石，认为他“能诗，善草书，犹是石之贵乎天成也由于蔡襄本人亦长于诗文和书法，因此可以推想，文艺上的共同兴趣当是两人产生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惟俨禅师，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师三十余年，虽学于佛，而通儒术，喜为辞章”。其为人刚直率真，“非贤士不交，有不可其意，无贵贱，

10、一切闭拒，绝去不少顾”，因此“一时贤士多从其游”。石延年、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与之交往甚密。欧阳修亦称赞其有“笔墨驰骋、文章赡逸之能”，并亲自为其文集作序16609而蔡襄于康定、庆历年间在京师为官时，也与惟俨有所交往。后来蔡襄长期任职于闽地，便与惟俨断了联系。他曾写有怀文雅俨上人一诗表达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云:“填填车马走沙尘，中有伊人离俗氛。千里不逢京下信，五年虚断海边魂。何穷世事秋林叶，自在心灵晚岫云。闻道西堂今粹隐，暮钟朝磬欲何云。从这首诗中，不仅能够感受到两人真挚的友谊，还可看出蔡襄对于惟俨清幽、自在的隐居生活是颇为向往的。慧勤禅师，余杭人。同惟俨一样，他亦“往来京师二十年R6261,且

11、与欧阳修、梅尧臣、蔡襄、苏轼等名士相交，欧阳修称其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1刀。慧勤虽为僧人,却“专意学文章，韩编不离手”口125。蔡襄曾写诗赠与慧勤，希望他能习得儒学之本，而不要在意他人的言语。后来慧勤离京南归，蔡襄再次作诗相赠。诗中有云:“勤师内外久着力，文字骨节初老成。十年栖迟辇毂下，渊然澹薄无经营。残秋忽别东南去，尘土摆落衣裾轻。35表达了对慧勤的文才和淡薄情怀的敬慕之情。治平二年(1065),蔡襄出知杭州，到任伊始便到孤山报恩院拜访了慧勤，足见两人情谊之深厚。宝月修广，杭州人，精于医术和围棋。他居于杭州市井之中，却能享受佛门清净之乐，因此被苏舜钦称为“欢戚两忘者”“人间出世人”18。蔡

12、襄曾写有宝月法喜堂诗,赞颂其高雅的情操和自在的性情。诗云:“少悟浮图法，因传法喜名。于人无厚薄，知己尽豪英。药舍朝炉暖，棋窗夜烛明。性怀原自得，未用厌逢迎。109嘉祐五年(1060)时，蔡襄“久萦微恙”，却仍不忘在“冬候乍寒”之际，写信询问宝月修广“禅体轻利否”11755。可见蔡襄对于自己的这位禅友是十分关心的。璘上人居于杭州吉祥院。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吉祥院“寺地广袤，最多牡丹，名人巨公皆所游赏”19。蔡襄在杭州时也常携友人赏花于此，因此与璘上人相熟。嘉祐四年(1059),璘上人将数株花苗寄送给蔡襄。蔡襄在欣喜之余，作诗以记其事。两年后，蔡襄在赴京途中路过杭州，再次到吉祥院拜访了璘上人。见院中

13、牡丹仍然盛开，但自己与友人却都已步入迟暮之年，蔡襄不禁感慨道:“投老暗知心力少，自开还落信春风。治平年间，蔡襄在知杭州时，又曾多次到吉祥园赏花，但在其诗文中却再未提及璘上人。可以推想，此时璘上人当已过世。以上所列仅是与蔡襄交往最为密切的六名禅友。除他们之外，在蔡襄的诗文中留名的僧人还有真慧素上人、彬长老、东禅长老以及前文提及的宏法师等人。可以看出，蔡褰无论是任职于京师，还是出知地方，甚至是在旅途之中，都乐于寻山访寺，并与当地的高僧大德相结交。其交往方式包括游寺赏景、谈禅论道、诗文往来、礼物馈赠等等。此外，还可发现蔡襄所交往的僧人往往在诗文、书法、棋艺，甚至儒学上造诣颇深。他们以此吸引蔡襄、梅尧

14、臣、欧阳修、苏舜钦、苏轼等名宦大儒与之往来，从而形成了一个个儒释交融的文化交游圈。这些文化交游圈既反映也推动了当时佛教“儒学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身处其中的文人士大夫们在思想和精神上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冲击与洗礼。在与禅友的交往过程中，蔡襄虽不至于沉溺于佛教，但也确为僧人们闲适自在的幽居生活所深深吸引，以至于写出了“却羡幽人在深僻，断无来客扣禅关TlI127这样的诗句。蔡襄不仅与僧人相交往,还和他们在地方公益事业上有所合作。泉州城东有洛阳江,其下游出海口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此渡口为南北交通要道，但因江海交汇、水深流急，使得人们“往来畏其险”1010400。每当“风潮交作”之时，更是“数

15、日不可渡”20,因此建桥之需极为迫切。皇祐五年(1053),“僧宗己及郡人王富、卢锡倡为石桥”21,但未获成功。后来，蔡襄于至和三年(1056)和嘉祐三年(1058)两度出知泉州，接下了造桥的重任。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种蛎于础以为固TIo10400的施工方案，终于在嘉祐四年二月将石桥建成。但是，万安桥的修建并非蔡襄一人之功。他在记文中写道:“职其事者:卢锡、王富、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可见僧人也参与了这项工程。修建万安桥共花费“金钱一千四百万，但并未动用公帑，而是全部“求诸施者”11498。由此可以推想，募化、集资当是僧人义波和宗善的主要职责和功劳。此外，在万安桥的管理工作上，蔡襄也

16、借助了僧人的力量。在石桥建成后，他制定了“三岁度一僧，俾掌桥事”的制度，使得石桥“用灰常若新，无纤亳罅隙”20。从蔡襄与僧人合力修桥，以及派遣僧人“掌桥事”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僧人在地方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有着充分认识的。黄敏枝先生指出:“泉州自宋以来，即有市舶之利，海盐之饶，富力雄厚，有余力及于修桥、筑路，而寺院财富更居七闽之冠，因此该地寺院无不致力于桥梁的建设。”22在这样的背景下，蔡襄以地方官的身份与僧人、佛寺进行合作，无疑有利于推动地方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三、蔡襄对崇佛行为的认识与僧人的交往与合作并不意味着蔡襄是佛教的崇信者。相反，从他在谏官和地方官任上的言行来看，对于君主和百姓过度的崇佛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蔡襄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宋初的历任君主出于政治考虑和个人喜好，一改后周世宗“灭佛”的政策，对佛教的发展普遍采取宽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