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中期四川治城堡寨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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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中期四JI哈城神科斤城市与农村，是两个截然相对的聚落类型，“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T560但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要将某些聚落认定为城市或是农村，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命题。关于城市的界定，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判定标准，不同学科之间的角度不同,所下的定义也难免千差万别，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始终无法提出具有统治力的说法。古代聚落更是如此，由于缺乏细致的统计数据，要以当前各国计量指标的方式进行划分大多难以实现，许多情形下只能采用定性指述的方式，如凡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以上政府驻地的聚落，就作为历史城市。这

2、种方法无疑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有的县城虽符合这种行政标准，经济、人口等却难以达到人们对于“城市”的期望，而某些市镇虽然没有这种行政级别，从经济规模、人口数量等因素考量更符合现代所称的城市。然由于缺乏足够资料验证，许多时候仍也不得不采取这种定性指述法2。治城堡寨即属于难以界定的聚落类型，它原为乡村聚落，在战乱背景下成为了州县政府驻地，并依靠其政治向心力吸引了一定规模的人口集聚，成为交通枢纽和区域经济中心，发展了一定规模的商业，具备了一些城市的要素。但是，它作为临时性质的州县治所，城市职能并不健全，不应将其作为城市看待，但它又与一般乡村有较大差别，对它的聚落形态界定就成为了难题。目前学术界对此仍缺乏

3、较深入的探讨，本文即以清代四川治城堡寨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并对中国历史聚落的研究有所裨益。一、清中期四川治城堡寨概况治所，指省、府、州、县等地方行政单位驻地，是区域政治中心，一般也是区域的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依靠其集聚力形成城市。城市拥有大量金银财货，是筹集粮秣的理想之所：又是人口集聚地，是筹集兵源的不二之选。故此，占领其中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收益往往是占据若干乡村才能匹敌。战乱发生之时，交战双方为了增强自身实力，补充兵员和粮秣，往往需要对敌对聚落展开进攻，城市无疑是其觊觎的主要对象。虽然古代城市一般拥有城墙、护城河等防御设施，且拥有更为丰富的防御器械和更多

4、的武装力量，防御能力高于乡村，但当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时亦难免遭陷落。清中期白莲教之役，反清武装有时能够集结上万兵力，具备攻城略地的能力，四川的巴州、长寿县、通江县、仪陇县、南江县、东乡县等城池都曾被攻破。白莲教军攻占城池后，一般不做长期驻守打算，而是将城池的城墙、炮台等防御设施摧毁，使其丧失防御能力，旋即放弃。战争进行之时，要重新修复一座被摧毁的城池，在人力、物力上都是不允许的。在此情形下，州县官员往往选择辖境内一些适宜防御的地点，修筑寨堡作为政府的临时居所，或在已修民寨中选择其一建造衙署，作为临时办公地，这种寨堡即为治城堡寨，嘉庆时期这类聚落主要包括东乡大成寨、巴州平梁城、通江得汉城和南江惠

5、民寨。（一）东乡大成寨清中期治城堡寨中，东乡大成寨是最负盛名的。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当阳白莲教徒聂杰人、张正谟不堪官吏勒索，率众举兵反清，襄阳王聪儿、姚之富随之响应，揭开了轰轰烈烈白莲教战争的序幕。湖北白莲教的活动也很快影响到四川，同年九月，徐添德起于达州亭子铺，刘学书于东乡县东林河起兵应之，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二十日，王三槐、冷天禄、张子聪、庞向瑶、符日明、刘朝选、汤思蛟、张简等起事于东乡县莲池沟，也成为当时四川最大的反清武装之一。十一月，王三槐与徐天德合兵东乡县张家观，大败前来围剿的清军，杀重庆镇总兵袁国璜、兴安镇总兵何元卿，遂陷东乡县城，成都副都统佛住、东乡知县张宁阳等俱死之。次

6、年，湖北白莲教主力王聪儿、姚之富、王光祖、樊人杰等部亦转战至东乡，与徐、王会合，“于是，定以青、黄、蓝、白号为记，又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千总等伪号”3,这就是著名的“东乡会盟”，标志着白莲教战争进入新的高潮。为此，清廷急忙调集总统诸军兼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英善、成都将军观成、广州将军明亮、内大臣德楞泰等各率大军进入东乡会剿，并以“政声为川省之冠”的刘清为东乡代理知县411386。刘清虽因“性坦率，厌苛礼，不合于上官”而多次被贬，却是当时难得的极有作为的官员。他熟谙两军形势，深知“坚壁清野”才是平定叛乱的唯一手段，故成为最早一批倡率兴团练、筑寨堡的官员，是白莲教战争中清军阵营的关键人物之

7、一51刘清就任伊始，即面对两军决战于境的局面，而县城已是“全城焚毁无存”645,乃决定于县西修筑大成寨，设县治于寨内。嘉庆十九年（1814年），东乡县治才复迁旧治，计治于大成寨18年。（二）巴州平梁城巴州地处四川省东北、大巴山南麓，“北走兴元，西达间、利，江山环峙，僻而实险。说者谓州居三巴之中，有中巴之号。土田沃衍，民物繁阜。有事于利、夔之间，州其衿要之地矣”73225,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乾隆年间，白莲教已在巴州广泛传播，拥有较多信徒。嘉庆元年十二月，巴州白莲教徒罗其清、罗其书、苟文明、鲜大川等据方山坪反清，“方山坪周围百有余里，深沟立壁，贼匪负隅日久，卡隘准备极严8281,是白莲教最坚固的

8、大营之一。通江教首冉文传、冉天元、冉天泗等据王家岩，与之互为犒角，后亦入方山坪合军，人数多达七八万人969。由于罗、冉两部势大，清军虽以大军围之而不敢进攻，直至次年八月二十一日，宜绵才奏称“此次官兵涉险进攻，仰仗天威，得以迅克贼巢，痛歼贼党”8281,实际上这只是清军前线统帅为堵御罗冉两部不力、掩败为胜的托词。罗其清在其供词中言，“在方山坪屯扎一年，带兵的朱大人、百大人,总没有与我打仗，我就扎住营寨种地。”974三年十一月罗其清的大鹏寨大营被击溃后,仍欲冲破重围重回方山坪，说明在他看来，方山坪仍是最利于防御的老营。道光巴州志对方山坪之役也有不同说法，即“九月，群贼下方山坪，与襄阳贼合。Tl0四

9、川通志亦称，“（徐天德、王三槐等）从大宁趋太平复遣党羽勾结巴州白号罗其清、通江蓝号冉文传等，下方山坪。”11说明罗、冉下方山坪，并非战败，实为与它部白莲教合军。此后战争的发展也验证了这种观点。罗、冉下山后，即与东乡会盟之白莲教诸部联合，罗其清称巴州白号，冉文传称通江蓝号。随后，罗其清、冉文传等由刘坪渡化鱼河，折老关苗，过九官渡，陷通江县城，复与樊人杰、徐天德、王三槐等部联军入巴州，与清军大战于朱娅、尖山坪等地，“官兵溃，游击王相龙死之，遂据州城，屠戮军民六百余人。于严公祠内演戏十日乃去，复陷仪陇县。”10面对白莲教的强大攻势，清军无力抵抗，“于是，州属失望，各保一方”，各处土绅纷纷集众修筑寨堡

10、以避之，巴州知州常发祥亦迁民于平梁城扎寨据守。直至嘉庆十年（1805年），才复迁巴州还治旧地，计治于平梁城9年。（三）通江得汉城通江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北与陕西省接界，境内山势巍峨，“北通兴汉，控巴梁冲要。东下渝夔，拒楚蜀咽喉，万山环列，宕诺滦涧。T!233在乾隆年间秦巴地区的山地垦殖浪潮中，通江人口迅速膨胀起来，白莲教在生活艰辛的底层民众中得以迅速传播，著名教首冉文傅、冉天元、冉天泗、王土虎、陈朝观、李彬、杨步青、蒲天宝、景营等皆是通江县人，后来以“通江蓝号”而闻名。通江县的北部为米仓山、大巴山连接的缺口处，地处川陕要冲。嘉庆时期，白莲教由陕入川、由川入陕，多取道于此，故战乱频仍而稽防困难，“

11、近城无平埔，而四境错出，邻治川陕边界，稽防不易。”13嘉庆二年五月，湖北襄阳白莲教主力王聪儿、姚之富、王光祖、樊人杰等部突破通江竹峪关，遂入川东。九月，白莲教军攻陷通江县城，知县陈策死之。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奉天府举人徐廷珏署通江令。时四川总督勒保通饬川东、川北各州县悉令百姓依山附险各结山寨，徐廷珏乃“以扎寨修碉为首务1233,将县署迁至得汉城，并取名“安辑寨”，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复迁还旧治，计治于得汉城11年。（四）南江惠民寨南江位于四川东北，东连通江，南接巴州，西抵广元，北界陕西省之汉中府，“群山奔赴，万壑分流，高削难升，实称天险”14,地处大巴山腹地，交通不便，经济落后。

12、县治在明正德间才开始修筑石城，康熙初年重修。嘉庆二年（1797年），襄阳白莲教首樊人杰等由陕入川，陷南江县城，知县裘良骏乃迁治于县西一百二十里之李家寨，并更名为“惠民寨”。关于南江何时复还旧治，史书并无明确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十一月初二日，四川总督蒋攸铭奏请重修南江州县等城池的奏折中言，“嘉庆二年，（南江）因无城可守，猝被贼匪焚掠。土民迁居惠民寨，嗣因寨居不便，旋即移回，今己日久安居T570,说明在这之前，县治已经移回。卫道凝李家寨募修夫子庙序中言，“嘉庆初年，兵燹后徙治李家寨，官署、仓库颇具，独先圣之庙逾二十年未举，春秋有事则寄位于关帝庙中，诚缺典也”14,序文未注明写于何时，从

13、文中可看出，在县治迁居李家寨超过二十年后，仍准备在李家寨修建文庙，县治仍未迁回。卫道凝募修铁佛寺序又言，“嘉庆丁巳，贼破南江。公署及寺并毁于火。县令裘公良骏移驻李家寨，遂因仍相安踊I二十年。”南江教谕彭膜重修南江文庙纪略亦言，“樊掌柜由秦入南江，蹂蹒地方，焚掠居民，邑侯裘迁治于惠民寨以保生灵惠民寨因陋就简，聊为城邑二十余年。迄嘉庆戊寅，制军蒋始勘城垣，饬罗令督修雉堞，衙署焕然一新。”都说明了南江县治于惠民寨20余年的情形。道光南江县志“公署”条言：“嘉庆二年，俱毁于贼。二十二年请修城工，三乡土民捐资新修，衙署县治与学署厅署驻防署一时并建。”综上可知，南江县治应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县署重

14、修后迁回旧治的，治于惠民寨21年。二、清代四川治城堡寨的特征（一）地形险要的选址要求聚落的选址自然要服务于修筑的目的，治城堡寨的首要目标是便于防御，故地理形势险要之处是其第一要求，这与其他寨堡的选址基本一致，“修寨须极险峻，以凭固守也。查寨栅不险，防守甚难，涂恃人力，亦多糜费。须择天险，三面陡峻一面可通行人之处R6657,即选择四周悬崖之山巅，尽量只有少数道路可通，这样天险之处即可大量节约城墙的修筑成本而达到易守难攻的目的。大成寨“形椭而高，崎岩峭壁如城”6338,险峻天成。得汉城位于今四川省通江县永安镇得汉城村西北高山上，东、南、北三面皆有溪河环绕，四周皆30余米高的悬崖陡壁，“万山中崛起堑

15、崖，四面峭绝，独西、南二径凌险，转折而上，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1243该寨内部，又分为三层台地，构成三层纵深防御线。平梁城“四围石壁如城，其上平坦，有地数十亩，居民数户，古寺龙泉二水四时不竭，按山形高大而上平阔，周数十里，俱悬崖峭壁，莫可扳援，惟四隅有小径可通上下，亦崎岖逼仄，不可驰骋”10,“山势高大雄阔，实县西第一要隘”17。惠民寨“自南山发脉迤折而来，山顶平而四面悬崖，高十余仞，周数里,只西北面可通行人”14,亦是险要之处。（二）内部空间较大寨堡为乡村防御的聚落形态，其规模并没有大小要求，既有数万人居住之大寨，数百、数十之家为一寨者亦为数甚多，山区还有规模更小之寨，如秦巴山区“避

16、乱之法，或数家，或一家于附近悬崖危峰之上砌石为寨，或于峭壁之间凿石成洞，皆一夫守之，万夫莫前。但是，作为州县治所的寨堡，选址时就需对规模加以考量，寨内必须要有足够的平坦空间以利于构筑房屋，安置官员百姓。陕西巡抚陆有仁谈到四川大寨时称，“四川地居天险，如大成寨、大团包、方山坪等寨，每处可数万人T!9435,大成寨俨然为时人眼中大寨的代表。对治城堡寨遗存的现场勘察发现，它们均是四川寨堡中规模较大的，惠民寨遗址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平梁城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2000米，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得汉城长约2500米，宽约2000米，面积约500万平方米。（三）因旧址而建这些治城堡寨均选址于四周陡峭而山上平阔，又有充足水源之地，这样的地理条件是山险防御的优良处所，故多在前代就已经成为重要的防御聚落。县治迁入后，只是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完善，而非创建。得汉城始建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