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文学”的精神资源再议-——以赵一凡及其书目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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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文学”的精神资源再议以赵一凡及其书目为中心SpiritualResourceofUndergroundLiterature作者：李建立作者简介：李建立，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510006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17年第20176期第83-90页内容提要：赵一凡是1960T970年“地下文学”中的关键人物。他搜集和整理过大量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并为北京地区部分文学青年的阅读、交流提供了很多方便，他所收藏的图书曾经发挥过“精神仓库”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新见的赵一凡书目的分析，并结合“地下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时机和方式，提出学界应将“皮书”之外的精神资源也作为研究“地下文学”的重

2、要维度，特别是要注意当代中国革命文化、西方19世纪文学与“地下文学”及其后来的文学活动（今天时期）之间的关联。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7年09期关键词：赵一凡/地下文学/内部读物/精神资源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文学现代派问题再研究”（批准号：16FZWO49）的阶段性成果。在近年来有关1960-1970年代“地下文学”的研究中，其精神资源一直是关注的重点，其中内部发行的“皮书（包括I960年代初期和1970年代初中期出版的“黄皮书和灰皮书）是重中之重。围绕皮书”的发行背景、范围、传播方式f口影响事实，出现了很多回忆文章和研究成果，使得“地下文学在

3、思想和美学上的先知先觉得以坐实。但笔者认为，“皮书只是“地下文学思想资源的一部分，虽然这部分资源在“地下文学的形糊口发展中起过很大作用，但无法解释“地下文学”的复杂性（如食指的作品、北岛早期诗歌中的意识形态回声等等）。本文拟以新发掘的赵一凡的一份书目及其本人为中心，重新讨论“地下文学精神资源的构成状况。赵一凡及其书目赵一凡是“地下文学中的传奇人物。其父赵平生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因为父亲的原因和个人努力曾从事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据一些“地下文学”的参与者回忆，赵博闻强识，文革”中曾到处收集相关资料，包括大字报、小报、传单和“地下文学”作品，被认为是北京地区与“地下文学”

4、渊源最深的人。对此，很多在这一时期和他有交往的人在回忆文章里都有过动情的叙述。在提出和讨论他的书目之前，有必要概括一下他对地下文学作出的贡献。从现有的回忆看，赵一凡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保存了大量的“地下文学资料。由于和当时的诸多文学圈子都有联络，赵一凡收藏了大量传抄中的地下文学”作品。在他的“藏品”中，很多是手稿，还有一部分是他誉抄的作品，其中一部分他还用一台苏制翻拍机（”是代表当时最先进复制技术）制作成缩微胶片加以珍藏。文革后今天出刊时，赵一凡提供了很多“地下文学”时期的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连作者本人都已没有底稿，甚至已经遗忘了。二是对很多尚在摸索期的文学爱好者提供帮助。赵一凡交友广泛，

5、很多人因为赵一凡相互认识，也有不少文学圈子因为赵一凡发生交叉。赵一凡本人没有什么正式的文学写作，但见多识广，再加上他对和他来往的青年多有鼓励，很多人都乐意接受他的建议和肯定，有人将他视为“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对于当时的那些不期望也不可能公开发表作品的文学青年来说，作品被阅读和讨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发表，被传抄、整理或收藏则是更加宝贵的认可和鼓舞。三是传阅书籍。在“文革时期，绝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都已经关闭，文化出版也几乎中断，阅读资源极为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传阅书籍成为一些青年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当时很多不公开的读书活动或文学圈子的集聚动力之一。赵一凡在传阅书籍方面起了非常关

6、键的作用，据当时和赵一凡来往频繁的徐晓回忆说：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为了寻找这些书他下了很大功夫，有些书不是他的，他从别人那里借来，再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可能多的人看。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有时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二十四小时。”当时北京地区“地下文学”的活跃人物如郭路生、北岛、芒克、齐群、徐晓等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受益于赵一凡。因此，要考察“地下文学的精神资源，把赵一凡本人传阅过的图书作为“地下文学”的精神仓库可能是最为合适的。但是，赵一凡究竟传阅过哪些图书如今已经很难考辨。目前，学界已知的材料就是一些参与者回忆中的“皮书。讨论这一问题

7、的常见方法除了从参与者的回忆中搜寻书单外，学界更常见的方式是以中华书局出版的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为依据。由于无法排除参与者遗忘或误记，很难说参与者记忆中的书目和实际流通中的书目没有偏差；而将当时“内部发行的“图书总目和真正进入流通的书目等同起来，也很难说是一种严谨可靠的办法，原因是“内部读物一般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供给少数特定人群，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经由各种渠道进入了“地下文学的圈子，但总目和实际上被阅读的图书书目之间的差异很可能是存在的。考虑到这些因素，笔者找到的这份赵一凡书目的文学史意义就很明显了：作为文革中图书流通的物证，它清晰地显示了究竟哪些图书出现在了“地下文学的核心

8、圈子里。这份书目由今天的编委鄂复明先生提供，原件现藏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暨中国当代诗歌资料特藏。书目由赵一凡本人手写而成，共18页；每页从左至右设有四栏,分别是书名、著者、日期和其他.除了对应于各栏名称的图书基本信息外，这份书目有很多细微处显示出所有者留卜的经心：书名”栏中对很多书注明了该书所属的丛书；著者栏译著部分的作者大多用全名，且注上国籍，又标上了译者的名字，部分还包括校者的名字；日期”栏则是赵一凡购书的日期和收到图书的日期；在其他栏,则有书籍的出版地、出版社、书号、版次、印次、印数以及赵本人拥有的复本册数等信息。对于私人藏书来说，这份书目记载的内容有些过于繁琐，但若从这份书目

9、曾经发挥过的“公共服务”功能看，这些细节可能又是必要的。从所标页码看全部书目共有23页，但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第13页到23页。这现存的11页书目共列出书籍204种。由于书目书写非常规整，除去第23页因是末页,仅用小半页列书8种外，其余每页列书基本都是20种（极个别页是19种）;若以每页平均20种计算的话，缺失的12页中应有图书240种左右。和现有的204种加起来，赵一凡的这份书目共有图书440种左右。尽管书目缺失了一半稍多，但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从时间看，该书目现存部分所列图书的购书时段正好涵盖了“皮书”出版的两个高峰期，即I960年代初期和1970年代初中期:书目是从1962年1月20日开

10、始的，当日赵一凡购买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陈犀常著中国上古史演义一本；书目结束的时间是1974年12月1日，当日赵一凡收到他在前一天购买的国际文化出版社1948年出版的杰克伦敦著白牙一本。若从书目所列图书看的话，这份书目更有意味。笔者以是否公开发行作为标准来统计，书目中共有公开发行图书142种，占70%,内部发行图书62种，占现存书目的30%。内部发行图书中的皮书”部分既包括“黄皮书中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椅子（一出悲剧性的笑剧）审判及其他解冻人岁月生活等，也包括“灰皮书”中的局外人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六次危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等。公开发行图书部分的具体占比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最多的是中国当代文化

11、类，共47种，占书目的23%,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创业史红岩变天记刘文学新生代三家巷艳阳天等等；东西方文化类（不含社会主义国家）57种,占书目的28%,较为常见的是一般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如欧也妮葛朗台贝姨漂亮朋友悲惨世界红与黑邦斯舅舅等；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不含中国）文化类共14种，稍高于7%,包括被开垦的处女地叶绍尔兄弟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工作方法的某些问题铁托传等；中国古典文化类共8种，不足书目的4%,稍稍出名的如中国上古史演义明清平话小说选（第一集）等；另外还有儿童文学类18种，接近9%,这部分图书可能与赵一凡本人从事过儿童文学编辑工作有关。上文曾经提到，这份书目的现存部分因与“皮书

12、”的出版有着对应关系显得非同寻常，但如果将缺失的前12页书目考虑进来的话，上述比重恐怕还要做比较大的调整。因前12页书目所列图书的购买日期在“皮书”大规模出版之前，由此可推测出皮书”在全部书目中的占比要更小一些。为了避免推测可能导致的误判，笔者尝试将追问的问题转换为：在这份书目的现存部分中，“地下文学”的位置在哪里？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首先要看如何定义“地下文学。如果地下文学是一个对抗性的存在，是和“地上文学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就会将注意的重点集中在这份藏书目录的异端部分，特别是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部分；如果把“地下文学定义为所谓的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起源，就会在论证时列举其中内部发行的“

13、黄皮书部分，比如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卡夫卡的审判及其它等等。但如果也将食指的作品、北岛早期诗歌中的意识形态回声考虑在内，则应该扩大视野，将这份书目整体性地视为地下文学”的精神仓库。或者说，从这份藏书书目中能看到的是第三个“地下文学：它既有“灰皮书中的异端思想，也有“黄皮书”中的西方现代文学，同时又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西方文学传统，当然还有大量苏联及中国的革命文化。和前些年文学史研究者和诗歌批评家塑造的极具对抗性的“地下文学”和十分重视异域资源的现代主义的地下文学相比，这里提出的第三个地下文学”的精神资源更为驳杂，但可能更贴近史实。精神资源与文学史叙述这种驳杂也多多少少地存在于赵一凡本

14、人身上。徐晓曾和赵交往多年，并深深受益于赵一凡，但徐晓认为自己不能完全理解他：如何理解一凡的反叛与归顺，对我始终是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事。”原因在于赵一凡在生活中有很多看上去非常矛盾的行为：一方面他为地下文学盗火；另一方面赵本人的行为又非常“正统，比如三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经常给党报写信反映情况，大至批判武训，小至街头路灯无人管理浪费电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更有责任维护党报在群众中的形象（11）。这是否意味着，像看待这份构成驳杂的书目一样，无论是理解赵一凡还是认识“地下文学”，都需要一种超乎反叛和归顺”的视野？“地下文学参与者的回忆里有不少关于读书的经历，和赵一凡书目的驳杂不同，很多

15、人都将回忆的重点指向了皮书。参与者的说法自然重要，但也要看他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回忆的。有关“地下文学”的叙述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中后期，多多1988年发表的文章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是较早的一篇。如这篇文章的题目所示，多多写这篇文章，是为1970-1978年间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发声，他在文章开头写道：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Q2）本文不太关心多多究竟是在哪些孱弱者”的刺激下写了这篇文章，而是将重点放在多多将被埋入历史的精英”叙述出来的方式与时机。精英在多多文章里指的是1972-1978年间“地下文学”中的食指、根子、依群、芒克等人，多多主要的叙述方式是将他们的经历、诗歌片段以及他们阅读皮书”的经历并列。或许不算巧合，多多本人真正受到文坛关注也是从这时开始的。（13）正是在这一时期，所谓的“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坛准则。虽然今天早在1980年就已停刊，但它的作者群体（主要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此时正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主